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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儒家倡导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射”的排序仅次于礼乐之后，可见是非常受重视的。
在不少古人眼中，射就是男子立足于世间所必须要培养的技能。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也从来不乏对神射手的高度赞叹。
从最开始单纯的狩猎活动，到后来必备的军事技能，再到与礼制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人才选拔手段，“射”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意义，尤其是在西周中期发展到鼎盛，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射礼的起源
射礼，即射的礼仪化。最初目的便是为了生存而狩猎获取食物。杀伤力是早期衡量射之优劣的唯一标准，直到后期军队中检验射的能力也是以此为标准的。
由“射”到“射礼”的礼仪化进程，其实就是射这种行为逐步脱离自然性因素主导转向社会性因素主导的过程。
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因素影响，射也发展成为了不同种类的射礼。
“射牲礼”起源于狩猎丰收后的庆祝和对自然馈赠的感谢，牲指“牺牲”，也就是祭祀用的牲畜；“射侯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诅咒仪式；“宾射”、“燕射”则起源于统治阶级或上位者设宴款待宾客臣下的娱乐仪式，体现主家的礼贤下士。
现存文献中最早可考的射礼，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炎帝时期的“射侯”。而“侯”指“不来侯”，就是那些不遵从君王命令，不去朝见的小部落、氏族酋长。
将他们制作成箭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将诅咒对象“扎小人”再由巫师念咒，就会使他横遭厄运。
此时的射礼还带有浓重的巫术色彩，并未形成系统的礼仪范式或制度化，只是对那些叛逆或失职诸侯的威慑和督促。
根据甲骨文、金文记载，殷商时代，射礼才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形成。随着人们信仰的变化和稳定，出现了“射天”、“射帝”的形式。
“天”可以泛指大自然中的一切馈赠或天灾，“帝”就是殷商人笃信的天上至高神明，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和粮食丰收，殷商人会举行祈福性质的射礼。
到了殷商晚期，射礼已经基本上脱离了田猎，巫术色彩逐渐消退，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祭祀。纯粹体现射者技能高低的竞射礼，慢慢流行起来。
再加上殷商时期方国部落众多，摩擦频繁，统治者非常重视贵族子弟的军事教育。不仅有君王带头在祭祀仪式上“王射”，还有要求贵族子弟熟练掌握“子射”。
为便于行射礼，还会在鸟禽栖息的水泽原野兴建专门的设施场所。
所以，在殷商时期，射礼就开始规范化了，也出现了许多专门的术语。后来周代射礼鼎盛时期，也有不少种类是继承于商的。
只是总的来说，殷商时期的射礼还是停留在实用化阶段，即便会要求射者注意训练的礼仪，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还是有无射中箭靶并贯穿。
西周中期：鼎盛的射礼制度
武王伐纣后，以殷亡为鉴，选择了以礼治国的道路。周公的思想多强调明德保民，尊礼尚施，制礼乐，行仁政，意在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历代以来的君王都致力于修行文教、全面系统地制礼作乐，这使得西周时期的射礼在殷商射礼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周王朝初年，国境内仍不时就有许多纷争，社会环境并不安宁。所以直到西周中期周穆王前后，海晏河清，才有了大兴礼乐的保障。
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射礼制度已经十分成熟了。周人在重要政治、外交等场合都要飨宴，燕饮后则一定会举行射礼。
射礼按照等级可大致划分为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其中宾射礼主要是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互相朝拜时举行的射礼；燕射礼主要是天子、诸侯燕飨宴会时举行的射礼；乡射礼是乡大夫举行乡饮酒礼时举行的射礼。
最为重要的大射礼，则是君王在祭祀前，为筛选随行的人而举行的射礼。
《射义》中提到大射礼的目的，详细地解释说：“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也就是说大射礼看似直接目的是为举行祭祀典礼而选择随行人员，但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决定诸侯分封，以射来决定诸侯封地的削增和爵位的升降、授免。
据西周金文与《诗经》等文献的记载来看，西周时期的大射礼有了较为鲜明规范的礼仪程序，有了较为固定参加人员，有了严格按照等级规制使用的弓箭、侯靶，最重要的是，西周大射礼将射这种行为彻底进行了规范化，并且将其与乐相结合，完成了射的礼仪化。
《仪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时代的礼制汇编，凡十七篇，记录了古代的十五种礼仪。《大射》是其中的第七篇，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大射礼的具体仪程。
正式的大射礼流程是非常繁琐的，每个阶段都会细分许多步骤，演奏的乐曲、射箭的标准也有严格规定。
准备阶段分为四个小节，一般要进行会场布置，清洗祭祀用的器具，设置靶场，悬挂乐器等。射前的燕饮阶段又分为八小节，大致为主人与宾客互相敬酒寒暄，观赏乐舞等。
三番射阶段为大射礼行择士目的的主要阶段。其初射为示范性质；第二番射才是正射，也就是主与宾的正式竞赛；第三番射要求与坐人员按照身份等级依次配合《狸首》乐曲的节奏进行竞射，多带礼仪性质。
最后就是燕饮环节，主人与宾客为了表示今天玩乐得十分尽兴，要一直伴随着不停歇的奏乐，喝到醉为止。然后，主人负责将宾客按照既定程序一一送回，才算全部结束。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射礼的特点是种类多、规格高、场面盛大、仪节内容逐渐繁琐，射礼礼仪已完全程式化与制度化。不仅对射箭的技术有严格的评判标准，射礼的程序上也都有详细的规章制度。
射礼制度的政治意义
首先，西周初年，战乱未息，周天子与四邻战事纷纷。周王通过射礼选拔将士，威慑诸侯臣下，考察邦君诸侯，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
天子在举行祭祀之前，一定要先在泽宫演习射箭。泽宫之所以称“泽”，其实暗含“择”之意，借指要在这里选择可以随行天子参加祭祀的诸侯。
《礼记》中也说，在射箭礼仪中，射中的人获得参与祭祀的机会，没有射中的人不能参与祭祀。
没有参加资格的诸侯要受到相应的责罚，如削减封地；获得参加资格的诸侯就会有褒奖，如加官进爵，增加封地。
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草率，但商周时期素有“国之大事，在祭于戎”之说。祭祀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件，参加祭祀就意味着拥有国家的政治权力。
而且射礼并不是简单地射中箭靶就行，自有其繁复的流程和严密的标准，作为臣子进爵加衔的媒介和手段是非常便捷的。
其次，射礼也是周天子与诸侯加强联系、联络感情的手段之一。西周时期记载宾射礼的铭文《麦方尊》说，在那一年的2月举行的宾射礼，是成王以射礼接见、款待来朝见的邢侯的礼仪活动。
另一则铭文《长甶盉》，则记载了穆王在下淢举行饮醴酒的宴会，燕饮毕，又亲自主持让一众诸侯举行射礼，其本人也参与其中。
成、康、昭、穆之世，都是西周初年社会环境较为动荡，正是需要周王和睦诸侯，并对其加强联系和监管的重要历史时期。宾射礼和燕射礼就成为君王与诸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不二手段。
《周礼》记载：“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享燕之礼亲四方宾客。”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维护西周的政治安定、政权稳固服务的。
最后，射礼还有对宗族内部进行约束和调节的作用。射礼的仪程相对比较烦琐，参与射礼的周天子和各阶层要井然有序、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
宗族内部各阶层，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在射礼实行的过程中，要遵守宗法制规则、最大限度地保证宗族内部秩序。这些仪程的频繁举行，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上层阶层的行为，还缩小了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达到一定意义上的平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射礼制度的道德教化意义
射礼不仅将射与礼乐结合起来，还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能够实现维护社会和谐与规范的目标。射礼不仅是简单的竞技比赛，更注重培养射者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品质。
后世儒家将射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之一，又使射更好地实现了其道德教化的目标。射礼不仅要单纯地教人如何射中箭靶，而且要深刻地教人理解射之道，仁之道，君子之道。
《射义》中就这样教导射者，若是射而不中，不要怨恨别人，君子无怨。而是要反省自己，反思自己，躬身自责。射箭，就是反复内省、进取的过程。
孔子也说，最能体现君子精神的，莫过于射礼了。在这样的针锋相对的较量中，勇武之士揖让着去比赛，赛后去畅饮。
整个比赛过程都贯穿着和谐友好的氛围。射箭技术的较量不影响朋友间的感情，其间充斥着磊落的“君子”精神。
由此可见，举行射礼，培养的不仅是射术高超能征善战的武者，更是仁厚礼让的谦谦君子。“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内省精神和执着品质，在古人看来，无疑是比赛双方的最高境界。
再者，射箭可以考察是否为贤明之人。只有贤者能坚定本心，然后通过不懈地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
古人认为，只有内在的品性坚韧，外在的身体端正，然后把弓矢拿得紧、瞄得准，才能射中箭靶。
而只有贤者才能经过坚韧不拔地努力，命中自己渴望的目标。射看似是瞄准箭靶，其实也是瞄准人生的目标与理想。
所以射箭的过程，既是勇敢挑战自己的过程，又是实现自己志向的过程。射蕴含勇敢、强有力之精神，射礼蕴含端正志向、修行仁德之精神。
在参与射礼的过程中，射礼不仅起到多方面的政治作用，还有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性。
结语：
射礼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文化，都对西周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射礼制度中蕴含的精神深深地融进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道德品格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参考文献
《礼记》
《诗经》
《周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