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走向军事管制

伊朗总统莱西的飞机在发生空难，莱西已经被宣布死亡。一同在飞机上的还有伊朗的外长。

这个事情意味着伊朗将发生大变。

一个区域大国的总统和外长一起遇难，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就基本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变故。

伊朗总统莱西，是一个反美的总统，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官总统。

在之前多次反击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莱西都是克制派的代表。在伊朗的国家体系中，拍板的是一号人物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总统更类似于“首席执行总官”CEO，是国家的副手。但是现在的伊朗总统莱西却不简单，因为现在伊朗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八十多岁了，年老体衰，所以莱西这个伊朗总统就是实权派和接班人的设置。

如今莱西遇险，这在伊朗国内不啻于一场大地震。

与许多美国、以色列和亲美势力弹冠相庆相左，实际上莱西一旦遭遇不测实际上是美国、以色列霸权派的末日。

因为伊朗的莱西总统是文官，他天然与军方的联系薄弱，所以不希望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所以伊朗前一阵一直在避免与以色列或者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报复美国、以色列的导弹攻击中，都提前通知了对方时间和地点。这种懦弱的行为，实际上是因为其国内权力结构的问题。

如果伊朗不直接卷入战争，那么文官政府可以领导军方势力，不断地向伊斯兰民族武装去输送武器、少量军事指导员来对抗牵制以色列。但是一旦加剧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需要大量动员国内的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以文制武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战争中军方势力必然崛起，而军事力量本来就带有强烈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一旦深度嵌入经济体系中，就会自发地快速接管整个国家的运行机制。

莱西是司法体系背景上来的，其为了维护伊朗“以文制武”的现行体制，采取了许多克制的军事政策，是反美阵营中的文官派。反美阵营当中，其实还有个武官派。在反美阵营外部，则是一个不分文武潜伏着的亲美派。

对于文官派来说，反美要以叶派之弧的外国武装为主角，而国内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还是要和平稳定；

对于武官派来说，反美要重整国内，肃清奸细，统合产业，打造出按照军事逻辑来运行的国家机器，对内奸、公知不再容忍，严厉肃反，大规模清理亲美群体。而后出师北伐，圣业不偏安，伊以不两立。

现在伊朗要接棒莱西总统职能的副总统，就是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莫克巴利（mukhaber），就是苏莱曼尼的战友，曾经受到过美国的制裁——原因是“参与伊朗核武器或导弹的研发”。此时接任是临时的，要想像当年的普京一样，从“临时工”转正，就要打出业绩，整除内奸。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伊朗的政权理解为一个宗教理想主义政权，就与季汉的理想主义政权一样：

霍梅尼就是刘备，魅力强而得人心；

哈梅内伊就是诸葛亮，以文官之身而将兵征讨，文武双全；

莱西则是费祎，继承了诸葛亮的文官职能约束兵士不喜兵争。

如今莱西死了，哈梅内伊麾下的文官势力为之一衰，而类似姜维这样的武官力量必然崛起。而后中东的局势很可能会发生“大爆炸”。因为伊朗的武官派必然是主战派，他们跟以色列有血仇，只要其派系领导人敢于对以色列斗争，就可以团结内部集体的力量，进而就可以掌握伊朗国家的权力。而不斗争，不但自己坐不稳，而且很可能与苏莱曼尼和莱西一样命丧黄泉，所以战的利益极大，不战的损失极大，只有算明白这个账，才能在伊朗坐稳江山。

而哈梅内伊，也只能顺应这个形势，因为他自己既是文官派又是武官派，总的来说就是反美阵营的集合体。只有继续反美反以反西方，他的政治派系才能延续下去，所以他只能接受伊朗反美阵营内部这种新平衡。

二、权力的转移规律——统治阶层内“按劳分配”

权力的基本规则，就是统治阶层内“按劳分配”。时至今日，权力血缘继承的案例越来越少，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的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因为运营国家越来越像一个技术工作，所以对人的自身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运营财富可以“无为而治”，但是运营权力必须身体力行，必须从实践出真知。所以西方国家应用资本门阀普选制，喜欢把没有施政经验但是会装腔作势的人捧上“王位”，就是因为找没有实践经验的“花瓶”当国，便于门阀操纵国政。但是真正的权力，都是从一个国家的“主营业务”中来的：

在武装斗争的时候就是武装革命者获得权力；

在新国肇基的时候就是利他建设者获得权力；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是商业经营者获得权力；

在大国碰撞的时候就是国力整合者获得权力。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题，一个主题下有一个类型的王者。一个人可以跨越几个主题，但是一股势力只能在在一个周期内生存。

在统治阶层内部，在没有遇到毁灭性的内外打击时，会伴随着国家主要任务的变迁，会形成派系的变迁，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

40年的“资本自由”时代落幕后，世界豪强们群雄逐鹿即是时代的主题。

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族力量、军事力量、主权力量，要重返新时代舞台的中央。会赚钱的不如得人心的、搞笔杆子的不如搞枪杆子的、玩金融的不如搞实业的，爱投机的不如能坚持的。

在这种时代力量的驱动下，俄罗斯回归战时计划经济，美国的“变法派”要搞产业政策，中国对房市“托而不举”重心放在新质生产力，法国开始跟美国同床异梦，印度驳斥美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阿根廷的“自由”米莱深陷困境，乌克兰的“卖国”买办风雨飘摇。全球的范围内，国家民族兴而门阀买办衰。

这就像八十年代的反面，那个时代中国改革开放，苏联“新思维”解体，东欧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南斯拉夫碎成一地，美国抛弃凯恩斯主义，英国撒切尔变卖国企，德国日本成为经济明星，韩国台湾解除军事戒严。当其时也，刀枪入库，公权进笼，资本自由，门阀民主。

天道轮回，现代社会三四十年为一朝代，左拐右转，亦有规律——螺旋上升、起伏前进。集体与个人，战争与和平，权力与资本，亦是如阴阳般对立统一，相互斗争亦相互依存。

如今伊朗的这个变动，恰好符合于这个大势的规律。

那就是不斗争就没有出路，不搞军事就要被搞。

正因为哈梅内伊年事已高，想要把权力控制在自己这一系较为温和的文官派系内，所以在战略上向东方智慧来学习——韬光养晦，结果就是接连折损了苏莱曼尼、莱西，这一文一武两员干将。这是因为，中小国家不能盲目模仿世界大国强国。

三、压轴的角色旁人不能抢

美国可以在一战、二战中都是压轴出场，是因为美国的内部在危机中最先稳定下来，这是其先进的生产力可以养活民众，强大的国力令他国不敢觊觎；

中国可以在美国衰落的过程中渐进式革新，在俄乌、巴以、台海这三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最佳利益来施展手段，是因为中国的产能媲美当年在一战、二战前的美国，也是一个国家就占了世界产能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军力，又是整军经武了很多年，所以其战力亦可以对其他势力降维打击。

所以中国沉得住气，不代表伊朗可以跟中国来抢这个压轴的角色。大小有别，强弱不同，势弱的主权之国，想要得到世界级势力的扶持与帮助，就要躬身入局。当年朝鲜战争里的中国，现在俄乌战争中的俄国，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伊朗作为一个有着强力政治中心的国家，在战略眼光上颇具战略定力，但是其国力不强，难以抵抗外部强大的干扰势力。在大变局中“压轴出场”这种一战二战中美国的策略并不适合伊朗，那是现在中国的专属剧本，因为只有现在中国有类似那时候美国的国家实力。战略定力是以战略实力为依托的，没有实力是不能下大棋的，也是不能一边点火加柴，一边隔岸观火的。

以俄罗斯之作为上三常之强，尚且要亲自下场去给别人当“武打替身”，可见如今世界风高浪急之势。而伊朗不过只是一区之强，比起世界强国来说还差得远，其很难真正把隔岸观火进行到底。

四、“中东大爆炸”箭在弦上？

伊朗之不下场，以色列不满意，俄罗斯不满意，美国的霸权派也不满意，就连东大的少壮派也不满意。一个事情如果上三常都希望它发生，那么在地球上就大概率会发生，这就是世界主导权的“投票定理”——世界大事，上三常的多数派做主。

中俄都希望美国在乌克兰被打脸，于是乌克兰虽然集北约之强，仍然被按在地上摩擦；

中俄都希望美国的货币霸权终结，所以美国加息连一个大国也没能收割，只能烙饼卷手指头自己吃自己；

中美都希望不打核战争，所以俄罗斯只能一点一点跟乌克兰打“壕堑战”，屡次放风要扔核弹却没有任何下文；

中美都希望沙特不被伊朗兼并，所以沙特用原始的封建君主制仍然可以活蹦乱跳。

伊朗下场入局，其实中国是乐于看到的，因为这牵制了美国，让美国的战略力量浪费在中东去“伺候”以色列，这使得美西方的势力东亚地区无比虚弱，中国可以泰山压顶；

伊朗引爆海湾危机，也是俄罗斯乐于看到的，因为这可以让西方势力在乌克兰无力继续加大投入，也可以拉高全球的原油价格让俄罗斯赚个盆满钵满；

伊朗攻击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拜登等政治党派相当于富贵险中求，虽然美国下场中东可能会失去东亚的战略利益，但是却可以压制特朗普等在野党，因为美国如果进入战争利于总统连任，只是不利于国家利益；

世界加速进入乱纪元，这是不可逆的趋势。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过渡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惊涛骇浪是必然的。这种时候，强一点的国家可以稳住阵脚搞渐进式革故鼎新，弱一点的国家就要置身战火或者举国为乱了，这就像同样都是轮船遇到了风浪，大一点的船配重大就可以稳一些，小一点的船就必须要上下颠簸折腾个死去活来。

而伊朗此次变故，无论最后如何归因，都意味着伊朗的教团势力的相对衰落和军方势力的崛起，其结果就是中东的军事冲突很可能剧烈升级。教团势力反美，是不坚定的，亲美的前总统鲁哈尼也是教团中来，只不过现在由中国支持，反美的利益比较大所以才转到这个方向。但是伊朗的军方跟美西方和以色列可是有血海深仇，是不死不休斗争到底的集体共识。莱西亡而中东爆，中东乱则通胀起，一场全球财富和权力的重置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