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的自由观基于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认为个人应完全摆脱外部约束，自由追求主观愿望。然而，这种理解忽视了自由的另一重要方面，即个人实现愿望所需资源的获取。在现实中，言论自由不仅关乎不受压制，还涉及到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与平台。例如，如果某个演讲者可以利用大学的讲堂、麦克风和媒体，而其他人无法获得类似资源，那么打断演讲的行为可能被视为合理的反抗。这种观点可追溯到18世纪哲学家休谟对洛克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休谟指出，一个穷困的农民并没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因为他无法逃离生存环境。

在科学领域，费耶阿本德的自由观同样适用。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受到现有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限制，真正的自由仅存在于有限的选项中。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家应不受方法的束缚，但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范围由客观条件和个人资源所决定，因此自由的意义是相对的。

令人讽刺的是，费耶阿本德在科学研究中否认理论中立性，却在社会理论中幻想一种意识形态中立的国家。在这个乌托邦中，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自身意愿，但这种想法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幼稚。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这样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存在，更无法运作。费耶阿本德将科学观置于个人主义的框架中，忽视了现实中自由的复杂性，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