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发起夏季反击战，先后对“联合国军”发起三次大规模进攻，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的哇哇叫，服服帖帖的坐到了谈判桌上。

7月27日，历时2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中国、朝鲜、美国三方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无论是朝鲜人民还是我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可就在这个令人沸腾的时刻，中央却站立不安，领导们个个面露愁容，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众人面前亟待解决。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前前后后向朝鲜增兵达240万人，直到抗美援朝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有130万志愿军留在朝鲜，如若这130万战士突然回国，那如何安置这么多志愿军就成了一个重要而急迫的问题。

中央为了这件事已经苦恼数日，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杨勇提出了一条绝妙的建议，中央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同意了杨勇的建议，130万志愿军的回归问题得以完美解决。

那么杨勇上将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这130万志愿军将士最终是如何安置的呢？

这件事还要从杨勇上将指挥金城反击战结束朝鲜战争开始说起。

1953年春，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遭到我军重创，损失惨重，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军不得不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提出的停战建议。

就在双方即将达成停战协议准备签字之时，南韩总统李承晚竟然公然破坏和谈，不仅没有如约释放人民军大批被俘士兵，并且十分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发起全面进攻。

李承晚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中朝两军，得知这一情况毛主席决定对李承晚集团予以重击，并派“三杨开泰”之一的杨勇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立即前往朝鲜参战。

杨勇到达朝鲜战场后，为了了解敌方情况以便于更好地研究和制定作战计划，不惜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到前线观察地形。

敌军营地位于金城以南，以天然的高地作为屏障构建阵地，由于高地陡峭，高地前又有1000多米的平坦土地，易守难攻，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除此之外，敌军还在两军对阵前设置了数十道铁丝网，在铁丝网之间埋了无数颗地雷，各个火力点之间还有坑道、战壕相互交错，想要打破敌人的封锁线可谓困难重重。

6月23日，杨勇召开干部会议商讨作战方案，针对李承晚的作战特点专门制定了一套金城战役作战计划，这份作战计划得到毛主席的大力赞赏。

面对金城敌军3个军九个师的兵力，杨勇采取“集中优势，稳扎狠打”的方针策略，并灵活地运用“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略战术，将二十兵团的四个军分成3队突击敌军 。

为了使战争准备得更加充分，杨勇多次走上前线向战士们询问各种问题并组织连队开展提困难、想办法、出对策等多种军事民主活动，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抵御外敌。

在正式发动战争之前，杨勇为了分散敌军注意力、麻痹敌人，传令给各军派遣小部队针对敌军营以下的部队实施小规模进攻，借以扰乱敌军视线，混淆视听。

7月13日晚，天气突变，雷雨交加，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随着杨勇将军一声令下上千门火炮齐发，敌军所在的阵地在大雨中火光四射，红透了半边天。

三大突击队在炮火齐发之时如利刃般直插敌人心脏，在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的相互配合下向李承晚集团正式发动全面攻击，仅仅一个小时，敌军的防线就被全面击破。

14日，杨勇将军接到前线传来的捷报，捷报中称：李承晚的王牌部队——首都师已经被我军彻底击败，除此之外还活捉了副师长林益淳。

没过多久，二十兵团司令部就接到缴获的首都师第一团（传说中的白虎团）的团旗，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个坏消息：轿岩山下敌军反抗强烈，攻坚部队一时未能控制住金城公路，一旦敌军援军赶来，情况将会对我军十分不利。

杨勇接到这个消息后迅速下令第六十七军第二梯队即刻加入战斗，前往轿岩山支援，我军与敌军厮杀近13个小时后，最终控制了金城公路。

此刻李承晚终于坐不住了，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二人亲自动身到前线督战，甚至不惜派遣上百架飞机轮番轰炸我军阵地，但最终也未能扭转败局。

20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致电第二十兵团司令部，电话中邓华对杨勇说道：“老杨啊，解方同志从板门传话回来，说是敌人被你们打的哇哇叫，要签字，我看你们就停下吧，别再打了。”

7月27日，美国上将克拉克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杨勇以金城反击战的胜利为抗美援朝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美国上将克拉克

签署停战协议后，两军虽然停止交火，但是双方仍旧严阵以待，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立即撤军。

在志愿军总部的明确指示下，我军战士将继续留在朝鲜完成两大任务，任务一是继续加强训练，维护停战协定，随时防备敌军来犯；任务二就是增进同朝鲜人民的感情，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春节过后，杨勇接到上级调令担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没过多久，也就是1955年4月，杨勇又再次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同一年被授予上将头衔。

担任司令员后，杨勇亲自前往平壤牡丹峰拜会金日成，这次会面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杨勇正在前线视察。

当时人民军中拉大炮的马突然受惊发狂，朝着杨勇所在的吉普车撞了过去，马发起疯了力气不容小觑，汽车的挡风玻璃瞬间破碎，杨勇头部也受了重伤。

所以二人一见面金日成就关切地问道：“伤全好了吗？”

杨勇笑着回道：“全好了，还要谢谢首相给我送了药。”

“你可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派来的特使呀，那可不得重点保护哟，万一出了什么事，我可不好交代啊！”

二人一来一往聊得十分投机，金日成还留杨勇一起共进午餐，专门让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子招待杨勇，吃过午饭后金日成领杨勇一起登上了牡丹峰顶的乙密台，俯瞰一片废墟的平壤。

金日成望着饱经战争摧残的平壤说：“以前平壤很美，只可惜遭受的创伤实在太重了。”

杨勇表示：“我们志愿军一定会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美国人曾嚣张地放话，平壤即使用100年也不可能重建，那我们就做给他们看，只需10年，我们就能建设好一个全新的平壤。”

金日成听罢紧紧地握住杨勇的手，激动地感谢：“在日本统治时期，我曾流亡到中国东北，得到过你们的支持，如今在朝鲜最危难的时刻，又是你们前来援助。中朝之间用鲜血凝练而成的友谊，朝鲜人民将永远牢记于心。”

临别之时，金日成送给杨勇一些人参香烟说：“朝鲜现在很穷，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送给你，我知道你是个烟鬼，那就带点烟回去吧，让大家都尝尝！”

杨勇回到志愿军总部后，立即抽调更多的人力物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并且要求战士们要以建设祖国的热情参与朝鲜的重建。

在杨勇的带领下，志愿军战士在有限的供给标准内节省粮食700万公斤、衣物十万件，并将这些物资全部贡献给朝鲜人民，战士们还用节省下来的津贴补助，买了500台双轮双铧犁，用来帮助朝鲜人民发展农业。

周总理与金日成

为了减轻祖国和朝鲜人民的负担，杨勇下令志愿军战士们每个人至少要生产60斤蔬菜，不仅如此，杨勇还以身作则在山头上开荒，栽种白菜、西红柿、茄子等蔬菜。

杨勇一边开荒一边同政委李志民说：“还记得咱们在延安参加大生产吧，那个情形跟现在没有任何差别。”

李志民笑着回答：“在延安你就是种菜能手，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还给毛主席送了一担菜吧！”

志愿军战士还派出大量士兵，在曾经是战区的地方排雷，填平弹坑，帮助朝鲜人民重新在这片土地上盖房子、修学校、重修铁路、新建火车站等等，帮助朝鲜人民步入生活正轨。

在“以建设祖国首都北京的劲头建设平壤”的口号下，志愿军战士重点建设了平壤、咸兴、原山等大城市，仅仅在平壤这个城市就修建了内阁综合办公厅、医院、大学等大型建筑20多万平方米。

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五年里，帮助朝鲜修建堤坝4096条，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000多间、大大小小的水渠2295条，运送各种物资63000吨，为群众治病188万多人次……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在11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朝鲜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共商志愿军撤军问题。

就当时的状况来说，撤军对中方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从1954年到1955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先后从朝鲜公开撤出19个师，秘密撤出18个师，但仍有5个军以及一些技术兵种部队（约25万人）留在朝鲜。

如若突然将这25万人全部撤回，国内将无法在短时间内妥善安置志愿军战士，战士们的衣食住行都将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毛主席以及中央高层为解决此事已经辗转反侧多日。

虽然朝鲜表示只要美国不撤军，就不同意志愿军单方面撤军，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撤军已经成为必然。

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主动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建议，并派周总理前往朝鲜就撤军问题进行协商。

2月14日，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朝鲜，金日成等朝鲜重要领导人到平壤机场迎接，周总理在金日成的陪同下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周总理到达朝鲜后，将中央所忧虑的之事转达杨勇以及政治委员王平，杨勇沉思了片刻提出自己的建议：“我提议于3月中旬撤出第一批一线部队，这样在政治上影响较大，同时观察敌军的动态，如果没有异常情况，7月继续撤出第二批部队，我还希望最后一批部队能够推迟几个月再撤退，10月25日是志愿军出国作战八周年纪念日，这样一来志愿军还能帮助朝鲜再建设几个月。”

陈毅

陈毅听完就乐了，高兴地拍着大腿：“好你个杨勇，还知道要凑成一个整数，那就8周年吧，这个数字还是挺有意义的。”

2月18日下午，周总理一行人返回平壤，与金日成共同商议撤军一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分三批撤出朝鲜，第二天，周总理与金日成共同签署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志愿军总部也发表《撤军声明》：“虽然我们即将撤出朝鲜，但是我们愿意向朝鲜人民保证，我们仍会继续关注朝鲜人民保卫和平大业，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破坏和平协定，中国人民军队会毫不迟疑的再次拿起手中的武器，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敌人奋战到底。”

杨勇是最后一批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临行的前几天，杨勇和王平无论是走到哪都会被热情地朝鲜人民围住。

朝鲜老人姜金石辛苦跋涉数千里，翻越了好几座山找到四颗人参，他把其中最大的那颗野山参送给杨勇，借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朝鲜方面为顺利欢送志愿军回国，专门派人组成由内阁副首相郑一龙为首的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会，负责指示铁路沿线各地区，一定要一路开绿灯，竭尽所能为回国的志愿军提供便利。

1958年10月24日，金日成陪同杨勇和王平登上主席台，场上掌声久久不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授予杨勇和王平一级国旗奖章，这枚奖章是朝鲜最高荣誉奖章。

临走时，金日成陪杨勇在车站广场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广场上近20万平壤人民眼含热泪向杨勇挥手告别。

最后一列志愿军回国列车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渐渐走远，沿途站站欢送，恭送这群最可爱的人荣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