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洋北乡余圩村（现宿城区洋北街道余圩村）来了一群日伪军，这帮人在村边忙活了好几天，随后支起了几十根电线桩。

过了没几天，从洋河那边的电话线便顺了过来，一旁的村民好奇地看着这伙儿人忙上忙下，听对方讲，顺着这根线，洋河据点的鬼子就能听到淮南那边人们的说话声。

不过，村里的教书先生刘先生却指着电话线，悄悄对大伙儿说，日本人架起来这个东西，是不安好心，是专门对付新四军抗日队伍的。

听了刘先生的话，众人原本好奇的那股劲儿，顿时化为了愤愤之意，再看那一根根电线杆，心里面便不由地烦了起来，恨不得老天爷刮一阵风把它们都给吹倒了。

老天爷没有刮风，几天后，村儿附近的电话线却被人割走了。守夜的老头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那天他看见新四军割电线割得可快了，“刷刷”几下子就把电话线全都割走了。

新四军把鬼子的电话线割了，这个消息让大伙儿非常解气，大家看着那一根根光秃秃的电线杆，心里不由暗自乐了起来。

不过，村民们高兴了，附近据点里的日伪军可就上火了，才架起来没多久，电话还没来得及打，线就没了。

这还得了？

淮南那边的日军发了一通火之后，日军这边便来到了电话线途经的村庄之内，强迫各村保正派人专门看守电话线，如有差池，严惩不贷。

卓码（现北洋镇卓玛村）到涧南村周庄这段电话线大概有五里左右的距离，这段电话线随后强行分包给了陆裕发和郑德录俩人看管。

两人虽然不愿意干帮助日伪军的事儿，但对方拉着枪栓跟自己说话，他俩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忍下了。

但俩人也知道，新四军肯定还会来割电话线的，只是他俩没想到，对方竟会来得那么快。

4月15日，一个戴着草帽的外乡人敲开了陆裕发的院门，对方直截了当地告诉陆裕发，自己是新四军这边的，提前给他知会一声，明晚准备来割这附近的电话线。

陆裕发看着对方，有些哭笑不得，你割就割呗，提前告诉我我能有啥准备？难不成我还会告诉敌人们？

不过，随后陆裕发又仔细想了片刻，他对来人说道：

“你们来的话，尽管干，多来几个人，来时候顺便带两根麻绳来。”

第二天，深夜，在电话线下面看护的陆裕发、郑德录两人，靠在距离运河口附近的一根电话线架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两人静静地等待着新四军方面的到来，心里面既期盼又有些许的不安。

不多时，就看见运河北边来了七八个人，众人手持镰刀、剪子，悄悄来到了电线架下，随后熟练地开始剪、割起电话线来。

新四军这边割着绳子，陆裕发和郑德录俩人在一旁帮着盘线整理，几个人搭帮干活，不久，两人所负责看管的这段电话线便被割得所剩无几。

收拢完电话线，几名新四军战士便准备撤退，旁边的陆裕发一看对方要走，登时急了，赶紧上前一把拉住对方低声问道：

“绳子带了没？不是说好让你们带麻绳吗？”

对方点了点头，指了指腰间的麻绳，带是带了，没用上。敢情对方以为是让他们捆电话线用的。

陆裕发从怀里掏出俩毛巾，指了指他和郑德录，轻声说道：

“你们把我和老郑捆起来，我刚才转了圈，把我俩扔到那边的洼地里就行，背风还暖和些。”

几名新四军随即拿出绳索，将两人背剪起来，刚开始大家还有些过意不去，捆绑省了些力气，陆裕发却大声催着大伙儿：

“绑紧点儿，别让对方看出来了。”

随后大家便一咬牙，将俩人困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将俩人抬到小洼地里放下，随后便迅速撤离了此处。

陆裕发和郑德录俩人，嘴里塞着东西，手脚绑得结结实实，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痛苦中感到了一丝好笑。

就这样俩人坚持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大约九点来钟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里面夹杂着一阵呜哩哇啦的日语。

“来了。”

陆、郑两人顿时精神一震，但俩人却同一时间做出了倒地萎靡不振的样子，身子在地面上扭动着，嘴里呜呜地发着声。

听见声音的日伪军迅速跑了过来，众人顿时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刚才日军长官看到被割得精光的电线杆，勃然大怒坚持一定要求严惩负责看护电话线的相关人员。

可下一刻，众人却看到被捆绑着的陆、郑这俩人的狼狈惨状。

陆裕发被日伪军“解救”松绑之后，指着被捆绑得淤紫的胳膊，心有余悸地向众人描述了昨晚新四军捆绑住两人之后、肆无忌惮地割电话线情形。

临了临了，陆裕发还不忘带着哭腔喊道：

“太君，他们有枪，我们俩想拦也拦不住呀！”

看着俩人一身污泥、狼狈不堪的惨样，本来怒气冲冲的日军军官，也只好无奈地摆了摆手，让陆、郑两人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