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邝任农中将时,刘少奇赞誉:他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兴衰五千年 2024-03-03 09:38:26

前言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我是发展一枝花,哪里能开往哪插。”这句话被收录在《毛主席语录中》,说的是共产党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当中,就有这样一块“砖”,做到了“哪里需要往哪搬”。他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刘少奇主席就夸赞他说:“部队、民航、军政、后勤,邝任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刘少奇:邝任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1955年,解放军首次进行授衔,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邝任农还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以此来表彰他参加革命后在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孟良崮战役等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时,邝任农的职务为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局长。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民航局,在建国之初便已经成立了。

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将其设置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

民用航空局成立后,最主要的飞机来源于原国民党时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两公司在香港员工光荣起义后,带回来的12架飞机。

这些飞机虽然不多,但也为新中国的民航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力量。到了195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用航空局的资产也仅有30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有1万多人,运输总周转量也仅有157万吨公里,根本无法满足新中国对民用航空的需要。

后来,经过几年的发展,民用航空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就连周恩来总理外出访问,都要租用他国的飞机。

比如,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受邀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就只能租借印度的飞机,将其改成专机使用。

然而,租用外国的飞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时候,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被台湾特务买通的工作人员,将炸弹安装在飞机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就连周恩来总理本人也因为临时有事改变了行程,才没有因为飞机爆炸而遇难。

这件事情,为党中央敲响了警钟。于是,中央决定,尽快发展民航,飞出国门。

这年6月,邝任农从华东军区调任中国民航,担任了局长。任职期间,为了让中国民航尽快发展起来,邝任农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随着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飞出国门便成为了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关于发展自己的民航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就曾感慨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坐上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呢?”

为了督促民航局尽快完成飞出国门的任务,周恩来总理多次找邝任农谈话,并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邝任农虽然担任了民航局局长,但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属于外行。那时候,为了把工作干好,邝任农首先进行了调查研究。

后来,邝任农还带领中国民航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一个国家的民航局代表会议,讨论了国际航线飞行,通讯,机场和调度等问题。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邝任农开始着手改善业务管理体制。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邝任农经常到工作一线,参与飞行队、机务外场和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邝任农认为一定要回头看,总结经验教训。为此,邝任农要求严格执行等级制度,责任落实到人;严格主官督促检查制度,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后来,邝任农又主持建立了民航系统总指挥调度室,地区管理处指挥调度室,区域指挥调度室,以此来监督检查管辖范围内的飞行,组织协调管制室之间,管制室与航空器经营人之间的飞行工作,控制管辖范围内的飞行流量。

此外,调度室还负责协调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专机的飞行、以及特殊客人,边境地区和特殊任务的飞行等相关工作。在邝任农的带领下,中国民航的飞行调度工作,逐渐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正轨。

1958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民用航空局划归交通部,后又发出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交通部的部属局。”

1959年,邝任农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

1960年11月,国务院编制委员会经过讨论,原则上决定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交通部民用航空总局”,负责经营管理运输航空和专业航空,直接领导地区民用航空管理局的工作。

这样一来,民航局便成为了部属一级管理的全国民用航空事业的综合性总局。

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定,将民航局改称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随后,中央决定将民用航空总局由交通部属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并将航空局的业务工作、党政工作、干部人事工作等划归为空军负责管理。

不久后,邝任农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那时候,由于政治的需要,邝任农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然而,邝任农却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改善国内业务的同时,将目光紧盯着国外。

1963年,邝任农主持召开民航总局党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建设上海、广州两个国际机场的紧急任务。会上,邝任农要求下属相关单位一定要抢时间、争速度,争取在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正式通航。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邝任农对在座的人说:“这是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粉碎国际霸权主义封锁的政治斗争。”

1965年,在邝任农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中国民航总局开辟了以周边国家为主的10条国际航线,为飞出国门创造了条件。

这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邀请下,即将出国访问。

在选择出行方式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决定,乘坐新中国自己的民航专机。当时,有人认为不妥,毕竟新中国的民航才刚刚实现了飞出国门,还不够熟练,万一出现意外,这个后果太过严重。

然而,想到中国民航飞出国门不容易,周恩来总理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同志,坚持使用新中国自己的飞机。

在接见邝任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他一起研究了民航首次国际远航的有关事宜,并亲切地说:“我相信你们,你们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要有雄心壮志,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祖国争光!”

6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民航208号专机,搭载这中国代表团成员,平安飞行了80多个小时,航程44361公里,在国外机场起落了12次顺利完成了远航任务。

对此,周恩来总理非常满意,在回国后对邝任农等同志说:“民航第一次飞非洲……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973年6月,因身体原因,中央决定免邝任农民航总局局长的职务,圪塔安排了空军中相对轻松一些的工作。

在空军,邝任农分管了他所熟悉的后勤、军务和外事工作。

之所以说这是邝任农熟悉的业务,是因为邝任农曾经在类似的岗位上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1928年10月,邝任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邝任农历任了粤赣边军事教导队1排排长、红军第21纵队中队长、1大队大队长、红四军50团3营营党代表、红35军特务团团长、寻乌县赤卫总队总队长等职,一直在战斗的岗位上成长。

1931年,邝任农被任命为红35军军需处处长。此后,邝任农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经理处处长、红21军经理处处长、红22军经理部部长、红3军团5师14团供给主任、红5师供给部军实科科员、供给部部长等职,并在长征中担任供给重任。

后来,邝任农又担任了红1军团1师供给部部长、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一直从事军需后勤工作。

1939年12月,邝任农再次回到战斗岗位上,担任了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邝任农又历任了鲁南军区司令员、鲁南军区政委。

1940年,邝任农的职务再次变动,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情报处处长,负责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情报工作。后来,邝任农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情报部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邝任农被任命为鲁中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1月,邝任农担任了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济南小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就相关问题进行谈判。

1948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邝任农进入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开始接触城市接管筹备工作,为接管山东济南做准备。此外,邝任农还担任着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济南解放后,邝任农担任了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联络部部长,济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9年6月,邝任农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后又担任了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1955年,邝任农奉调进京,担任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从这些经历上看,说邝任农时一个全能将军一点儿也不为过,难怪刘少奇主席会给他那么高的评价,说:“部队、民航、军政、后勤,邝任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1975年,邝任农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担任了空军顾问。1978年,会计学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此时,新中国的航空旅客运输量达到了231万人,是1950年时的230多倍;运输总周转量也达到了3亿吨公里,是1950年的近200倍。其中,邝任农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1983年3月,邝任农离职休养,过上了晚年生活。2003年4月25日,邝任农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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