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左）和政委左齐在南泥湾合影。
忆 陈 冬 尧（五）
潘世征
在马列学院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延安形势紧张，三五九旅奉命西调。我和卫生部贺政委同去旅部接受任务。路过上寨，住在七一八团团部。正逢老陈和田英杰同志结婚。他们两个都穿了新军装，老陈还是打着灰裹腿，穿一双草鞋。团部里喜气洋洋，大家围着他们道贺，又逼他们一起唱歌。把老陈羞得象喝了酒一样，满面通红。我和老陈同征十一年，这算是仅有的一次看到他受窘。
回到边区不久，我们三五九旅有十五个干部调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里面有老陈，也有我。入学后，我们是同一个支部，不同一个小组，但我们住的窑洞离得很近。每天上课，吃饭，总要见几次面，奇怪的是，虽则见面很多，说话却少了。同志间都说老陈的风头转了，不知道他的话都到哪里去了。离上课还很久，他就提着一个长方凳子，夹着笔记本，走到靠近讲桌的地方，老早坐在那里等着，埋头看他的笔记。有时候，课前五分钟，王大化同志来教唱歌，他也还是带唱不唱的，时时埋下头去翻笔记。学习中一有问题，就近遇见什么人，不论认识不认识，他就提出来问。打破沙锅问叫底，不弄明白不放手；课一讲就是半天，当中休息时，他也很少停下来；他总是利用这点休息时间，补记笔记，或是把没有弄清的问题，再回头看一下，准备抽出来问教员和同学。下课的时候，除了该他直日要先去打水打菜之外，他总是到最末尾才出课堂，他去打水打菜的次数也比别人多些，有时是他争着去的，有时是小组里的人推选他去。他去打菜的时候，炊事员同志常要专给他一些又黄又焦的小米锅巴，拿回组里，大家争着吃新鲜。
一个星期天，为了让炊事员同志休息，支部决定派同学帮厨，我们八个人负责做菜，老陈也是当中的一个。一开始，大家说我们是部队来的学员，应该比大后方来的同学做菜做得好些，我们今天一不煮洋芋块，二不熬洋芋片，要炒洋芋丝。贺正文同志是干过事务长的，他自告奋勇地要掌勺，他说他炒的洋芋丝象藕一样脆，只是要求切丝的要切细，烧火的要烧旺。这些事我们都一口应承。老陈说：“你们跟贺正文切菜，我一个人洗锅、劈柴、洗洋芋、烧火。”
大家忙着，案板嗒嗒响，一筐筐洁白的洋芋丝从水里浸过捞出来。老陈把锅洗得亮光光的，柴劈好，堆放在灶门口，把火烧得旺旺的，催贺正文快炒。老贺却坚持要等洋芋全部切成丝，然后一块炒。哪知活干得不慢，时间过得更快，生活干事张可曾同志笑嘻嘻地来打招呼： “你们这些伙头军，干得怎样了呵？再过一点钟开饭行吗？”
我们打量一下工作，八百人用的莱蔬，一半还没有弄出来呢。于是有的提议剩下的洋芋不切丝了，有的说切片也来不及，有的坚持要切丝，主张延迟开饭时间。老陈叉开两手问大家：“一个七八百人的大单位，能随便改变开饭时间吗？一批军队学员，能讲了不算吗？”
说着说着，他就走了。有人开玩笑说：“这下当团长的也只有退却了。”争论还继续着，办法没想出一个，老陈却领着十几个炊事员进来了，一面笑，一面要我们停止争论，说只要我们请客，问题就好解决，贺正文忙给炊事员卷纸烟，生活干事又说：“只要今天不误开饭时间，我们支部再帮助三天。”炊事员早就笑着，抢上来动手了。于是两伙合在一起，切的切，洗的洗，炒的炒，说笑间就按时按原定标准开了饭，大家问炊事员为什么和老陈这样热，他们说，他们当中好几个都是七一八团调来的，老团长遇到困难，还能不上来帮一手吗！
一般的星期天，老陈便很少和我们玩在一起。我们是单身汉，他在星期六一下课，就夹着被子到大砭沟去等田英杰，一块儿到保安司令部借的窑洞里去过礼拜六。星期天上午，如果我们去枣园菜地种菜，他总是一早就起来。有一回，我们正开始浇菠菜，他来晚了点，又没有带水桶或脸盆来，急了，就去抢女同学用的工具。可是谁也不绐他，天凉，大家不让他下水，公推他做文化娱乐千事，唱歌、讲故事。老陈哈哈大笑道：“打冲锋可以，唱歌、讲故事可要我的命了。”说着，也不等大家劝阻，卷起裤腿，通通就下了水，用两手来掏挖水沟，让河水顺畅地流过来，大家好用工具更快地舀水浇地。
黄河河防吃紧，日寇蠢蠢欲动，我们十五个人不等结业，就要调回部队工作。为了给各人作学习鉴定，支部分配我去了解老陈的学习情况。一进他的窑洞，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大堆笔记本。我刚伸手去拿，就被他一把按住。他随即把所有笔记本都压在自己屁股下坐着，脸红脖子粗地叫着：“不能看，无论如何不能看！”我们呆住了，只得向他解释，我是支部派来了解学习情况的。这一说真灵，他立即把笔记本全部拿出来，而且一本本排在桌子上，郑重其事地叫我看。
我翻看了几本，字写得很大，也很潦草，虽不是鬼画符，也算鸡爬雪。但一行行还整齐，内容也很少脱漏。而且在笔记本上到处都画着红杠蓝杠、点点圈圈。照我的看法，数《党的建设》记得最好，《西洋革命运动史》差些。每个笔记本都是开头的乱，后来的清楚，我说：“有进步！”他说：“进步我是承认的，要不，小米饭就白吃了。但是进步还是没有你们快，说好更谈不上。”接着他便和我谈起这次学习来。
“这是党第二次送我学习了。”他说，“第一次在‘红大’，讲条件，‘红大’更艰苦，学习中还有两段行军，但是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却是痛快极了。毛主席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罗主任讲的红军政治工作，都是我多少年来没有搞清的问题，搞清了，所以学习的收获大，印象深。文化学习也是在‘红大’打下基础的。这次到马列学院，每天不是上课听报告，便是夹起笔记本进图书室，对我老陈来说，一开始便是如何跟上记笔记的问题了。不瞒你说，这真是够挠头的了。约莫三个月工夫，这个关才算是闯过来了，我也有了点自由，可以想点问题了。按我自己的看法，《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史》学得好点，这就是因为在这两门课上，我的自由多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次之，《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西洋革命史》又差一点。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还是各种报告，象关于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监狱斗争、少数民族问题、国际形势问题等。但是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毛主席给我们讲的《新民主主义论》了。”说到这里，老陈又改变了刚才的斯文模样，一只脚踩到桌子上去，眉飞色舞起来了：“你记得吗？我们十五个人刚来，旁听三、四两班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辩论，听着那些反面意见讲得象煞有理似的，我火就来了，革命斗争哪有旁听的！我也上去讲了。可是，那时‘子弹’不充分……”
老陈讲的那种情景，仿佛又在眼前出现，我笑了。老陈接着说： “后来毛主席来讲课了。他问我们这一场辩论正派驳倒反派了吗？我们说驳倒了。主席又问驳得彻底不彻底呀？大家不作声了。主席说：我今天来给你们讲一堂新民主主义文化，看对你们的辩论有帮助没有？真理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怕驳的。听主席讲了这一堂课，我才知道什么是真刀真枪，什么是理论武器！”
老陈又平静下来，说：“要说这次在学院学习的收获，那就是，我子弹袋里的子弹到底比从前多一些了。”
这是我们在马列学院的最后一次长谈。回到部队以后，罗正坤同志写信告诉我说：老陈回到米脂团部的第二天，就在一个大会上，给干部战士讲了四个小时的辩证法，讲得深入浅出，受到了大家欢迎。开始有人怀疑战士能不能懂，老陈说：“凡是我能懂的，战士也能懂。”罗正坤同志信上又说，老陈回到部队风头又转了，不仅比在马列学院学习时活泼多了，而且比他入学前在部队时，还要活跃得多。
整风生产
三五九旅接防南泥湾，全旅分驻临镇、金盆湾到鄘县一带。一面开展大生产，一面守卫从宜川到洛川一线的边防，保卫延安大门。旅部兼延属分区司令部。七一八团先到半年，驻金盆湾。分区司令部建成以前，分区司令员常在边区大礼堂后山的窑洞里办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柳树店来，在边区大礼堂看完戏，已经十二点多了，要想回去，还得走二十里路。我不想往回走了，就到司令员那里找地方睡觉。一到那里，只见满窑洞都是人，到这时候还在开会，司令员叫我坐下来。我一听原来是团以上干部集合在这里整风学习，现在正帮助老陈整风，副政委在作小结发言，我听到的只是末尾几句，意思是希望陈冬尧同志虚心、冷静，根据整风精神把大家提的意见多反省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现在部队就要进入生产运动，以后开会再作总结。
会后司令员指示我，不久卫生部要从清涧开来，要我先去金盆湾看看，好布置打窑洞。正好老陈明天回金盆湾，邀我同路，当夜我们一起住在金隆客栈，第二天好一起走。
两人睡在一条小炕上，一人睡一头，同盖一条被子。上炕以后，我觉得老陈还很冲动，他怕妨碍我睡眠，尽量忍着不翻身，他的呼吸时而深沉，时而急促，很不均匀。我想安慰他一下，就一句两句地和他拉话，开始他不大回声，可是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老潘，你说，说我喜欢戴高帽子，天知道，《解放日报》表扬我的文章，发表了我才晓得。你是知道我的老根底的。我凭什么本事出风头？农民出身，要不参加革命，现在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什么可骄傲！不过，也是，我这个人脑袋里存不住东西，一有什么高兴的事，总喜欢让同志们也知道，好大家高兴高兴。党报表扬我，我就沉不住气。一有个不满意，马上就得连底倒出来，要不，憋着一身都是火。说起我骂人，你不知道，有些事真气人。譬如练兵出早操，开会讲过，命令也宣布过，不管什么干部都得参加，偏偏团部有几个人，他们就起不来。我不爱转弯抹角，也不喜欢说了活又不算。……说我大手大脚，浪费，这个对，我喜欢招待客人，客人来了不炒盘洋芋丝丝心里总过不去，批条子也随便……”
好容易我才插上嘴去，我说：“我们主观想的、做的，常常和客观上的反应是不一致的。”他立刻打断我的话：“你别忙讲什么主观客观的，还是开门见山谈问题，你对我不要来自由主义！”
于是，我们的讲话，就变成你一句、我一句地针锋相对了。有互相争辩，也有互相补充，问题渐渐明朗起来，最后他给自己总结了两个字：“骄”和“躁”，我看也基本符合实际，但是还怕他受不了这个“骄”字，他却又一次肯定了这点：“就是这样！”毛病找到了，他的烦恼也解除了，本来已经坐了起来，这时又倒下呼呼大睡。睡下时已经天明，所以这一觉醒来已近中午十二点了。
老陈把被子往炕边一掀，一翻身就爬起来，洗脸、吃饭，要通信员快备马，看来他昨天那一肚子气，都消失尽了，现出一种饱满愉快的精神。等我从炕上坐起来，老陈洗完脸了，等我洗脸，老陈已端碗吃饭了，等我刚吃几口饭，老陈已背起皮包出门了，等我出门，老陈骑上马走远了。我只有连加几鞭，催马赶上去。老陈的马疾步如飞，一朵朵尘土飞扬起来，我真是望尘莫及。从七里铺进山沟，我和警卫员等才把他赶上。坡上树多，我们下马，老陈把帽子抓在手里，手叉在腰间，一股劲往山上直冲。到半山的时候，我们落后了。他把脸转过来朝着我们喊：“加油呀，同志们！”把胸前衣扣解开，等我们跟上，便和我们一起跑上山顶。马气呼呼地跟在后面，满身的毛都汗湿了。到程子沟时，太阳落到山边了，大车驮骡都进店休息，我们也进店喝了口水，又继续骑马前进。忽然老陈把马勒住，叫我注意迎面驶来的一辆大车，他指着那匹驾辕的大青马告诉我，这就是朱总司令的乘马，它也积极加入生产运动了。
离金盆湾不远了，我们下马步行。贴在天边的弯弯月，这时正把淡淡的光芒洒在两旁新开的稻田里。周围林木葱茏，远近蛙声鼓噪；这种景色，不禁引起了我对江南的怀念。要拐弯进入大川时，老陈指着对面说：“那是赵家河，有一户人家。你们卫生部就分配在那边安家落户。我们在金盆湾的窑洞，要让给旅部住。我们搬到马坊，在那边开新窑洞，又要住新房子了！”我说：“你们的头一炮打得不坏呀！今年能有多少收成？”“今年我们每人只种五亩来地，预计可以解决全团四个多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明年全旅都来，声势就变大啦。我们计划每人种十亩地，多上点肥，粮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每人想法捻三斤羊毛线，自己打一双手套、两双毛袜，剩下的交公家织呢军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这个伟大的号召真是了不起的法宝呀！蒋介石想困死我们，休想！”
这样的话，一路上老陈兴致勃勃地给我说了好几遍。我觉得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正在他胸中酝酿着。
不久，全旅都来到了南泥湾。我们旅卫生部的驻地赵家河，和七一八团的驻地马坊，相隔不过三五里。彼此要开的荒地，往往边擦边、背靠背连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很忙，见面的机会倒不多。但是有关老陈的情况，特别是他的一些“故事”，却象风一样不断吹到我的耳朵里来。印象最深的，要算他带头背粮抢渡延河那一桩。
那还是他们进军南泥湾不久，种子刚落地，一时长不出粮食来。部队的吃粮仍靠地方供应。但是这地方很荒僻，从临近的延长运粮来，老乡们一未一往要花去五六天的时间，农忙，劳力少，团部为了不耽误老乡们赶节气种庄稼，决定自己去背粮。
说干就干。老陈亲自带着背粮的队伍出发了。他和警卫员王兴之走在最前面，叫饲养员牵着马跟在队伍后面。等到从延长装好粮食往回赶的时候，他却叫饲养员牵着马，驮着粮食走在最前面，先回去好让家里人吃，自己和警卫员走在后面。他们俩每人都装了两斗(每斗三十斤)小米，把麻布口袋扎得紧紧的。临动身时，老陈看见仓库门口洒了不少粮食，又把它扫了起来，连粮带土装了两个衣袖子，也拿来挂在自己的肩上。他想自己当长工的时候，挑上百多斤仍能健步如飞，长征的时候也能挑个百十来斤，现在虽说大了几岁，受过点伤，扛个七八十斤想是没有问题的。谁知走了十来里路以后，就觉得肩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前面又要上山，天又下起雨来，路滑，更难对付了。但是老陈就是这股劲，越到困难关头，越不肯后退半步。他双手朝腰间一插，两肩一耸，把重甸甸的口袋往前颠了颠，立即迈开大步抢上前去，还向路旁休息的同志喊“加油”。背粮的同志，看见团长这样汗湿淋漓地大步往前赶，也就加快了脚步。
快到延河边上时，忽然前面熙熙攘攘，队伍塞住了。老陈挤上去一看，只见河水已突然猛涨起来，急流里还有冰凌，许多同志不敢渡。他挽起裤脚下去试了试，觉得并不太深，满可抢渡，回头一挥手，喊了声：“同志们，跟我来！”就带头踏开浪花，一口气冲到了对岸。其余的同志，也都跟着一拥过了河。正在这时，河水猛涨了一丈多，要不是老陈当机立断，背粮的队伍准被阻在对岸了。
转眼过了几个月。一天早晨，起床号刚落，我们卫生部的操场上就闹开了。医生、护士、勤杂人员，还有轻伤病员，一个个肩扛镢头，腰拄水壶、茶缸、毛巾，嚷着都要去开荒。
我和政委老贺同志一商量说：“家里还有病人，工作人员得留够。”可是动员谁留下，谁都有意见。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喊道：“电话，老潘同志，陈团长有事找你！”
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老陈说他的二女儿病了，昨天晚上烧得挺厉害，弄得他和他爱人田英杰同志一夜没有睡觉。并说，要是我能抽出时间，希望现在就去看一下。
我把这件事和老贺一谈，老贺说：“你就扛起镢头去看病吧!看过病，再到地里来。顺便还可以找陈团长把我们和三营的地界判定一下。这里的队伍，交给我就是了。”
于是，我一个人便从赵家河后面翻山，一口气跑到马坊，老陈正在窑洞门口等我。
窑洞用木板隔成两截，前半截办公，后半截是炕。许是怕风，用床单子把窗门封得很严，为省油没点灯，窑洞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老陈连忙点上麻油灯，田英杰焦急地坐在炕沿守着孩子。我一摸孩子的额角，觉得并不发热，看孩子的脸，也不象有病，我替孩子量体温，量了两次，都是正常。我带着疑问问老陈：“你们量过体温吗？”老陈说他们没有体温表。我说：“那又怎么断定孩子是发烧的呢？”老陈说：“我用手摸的还不准吗？”这下，我心里有门了。
我把麻油灯放在炕桌上，要老陈伸手过来给我看，他反把手扣到腰背后去了，说：“有几个小泡泡，快成茧了，没什么要紧！”我说：“这又不是在马列学院看笔记，忸忸怩怩干什么！”老陈哈哈大笑，把手伸了过来。我把他的手仔细看看，只见上面泡上摞泡，红一块紫一块，还象有点肿，我又握了握，便什么都明白了，不禁笑了起来。老陈纳闷地瞪着看我，田英杰问我笑什么。我说：“孩子没病，是老陈的手烧得厉害!”老陈又惊又喜地把两只手朝自己脸上贴了一贴，大笑起来，又伸出手来想往田英杰脸上试试，被田英杰挡开了。田英杰握了握老陈的手，又去摸摸孩子的脑袋，也咯咯地笑了，连说：“老陈见鬼！老陈主观！半夜三更回来吓唬人。”老陈却不答腔，拉着我就要走，说：“快上山，人家早开工了！”我们快活地走出了窑洞，一块在七一八团三营吃了早饭，分头赶到地里。
又一天早晨，我正在门口整理工具，老远看见一个人，挎着个粪筐，一面拣着路上的牛马粪，一面朝我们这儿走来。我一认，原来是老陈。我笑着迎过去说：“好!我们的粪都被你拣去了！”他哈哈一乐，说：“不要紧，你也可以到我们马坊去拣嘛！”随后，他放下粪筐，高兴地举起两只手让我看，只见他手上的那些血泡都结成了干茧，象烤焦了似的。我正想细细盘问，他却抢先说：“全好了，一点也不痛了。”接着从怀里摸出两头象野蒜似的东西，递过来：“这就是治泡的特效药，请你这个医学专家鉴定鉴定，值不值得推广？”我拿过一看，可不就是野蒜！叶子深绿深绿的，根部一个圆疙瘩，一闻，一股辣味钻鼻子。他见我对着野蒜出神，就讲开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前几天他扛起镢头去检查生产，看见一个山沟里长了一片葱绿的野蒜，他小时割草放牛时常见这东西，知道它是种土药，又好吃，就挖起来。一面挖一面拣，不久沾了一手蒜水。谁知一会儿手上就针刺似的痛得厉害，放在水里洗了儿回，还是火辣辣的痛。两三小时以后，痛才消了一些。及至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奇怪，两手的血泡都干了。第三天就结了茧，一点也不痛了。他想：妙，妙，这岂不是治血泡的好药吗？于是特地赶来和我研究这个问题。
老实说，这些时候我们医务人员也正为治血泡的事犯愁。部队在生产中，很多人的手上打了血泡，又痛又影响生产。旅长有一回语意深长地说：“老潘，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的步兵旅快变成泡(炮)兵旅了。”但我们也只是干着急。现在老陈有这样好的发现，真叫我们喜出望外。我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立即进行试验。”试验的结果，果然证明它能洽泡，以后就在全旅推广了。（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