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胜（图片来自网络）

杨宗胜(1906—1981)，又名晓富，湖南省汨罗市黄柏乡人。193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湘北独立团营长，红十六军十八师五十二团、五十团供给主任，中央苏区财政部科长。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冀中独立四支队供给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关中物资局局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四科科长、副官长等职。1945年春，任湘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晋绥吕梁军区后勤部政委，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兼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开辟湘东根据地

杨宗胜

一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我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离开了鄂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向南挺进，准备相机进入湘南各地，以造成威胁长沙，动摇敌人，达到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目的。三月二十六日，解放了平江城，接着我们在平江地区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平江县政府，争取和团结了地方抗日武装，从而壮大了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但国民党反动派深恐我军立足于平江地区，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竟采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的反动卖国政策，委任其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为湘鄂赣“剿匪”总司令，率领四个军连同地方反动民团约六万之众，向我们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进行所谓“围剿”。

为了粉碎顽军进攻，运用避强击弱的战术原则，我们决定以一部兵力仍留平江及其附近地区与敌周旋，钳制敌人的行动，主力则北返鄂南，借以调动顽军主力，捕捉有利战机，对敌实行各个击破，削弱其有生力量，以稳定我军后方和打开湘赣边的局面．

三月三十日，我奉命来到指挥部。指挥部在桃花山上的一个破庙里。我一跨进庙门，就见王司令员伏在一张缺腿的香案上看地图。在他的周围有王首道政委、王恩茂副政委，吴光远、胡政两位同志。我的脚步声打扰了正在聚精会神看地图的司令员。他抬起头来发现是我，便把手里的铅笔往地图上一放，说：“杨宗胜同志，你来得正好，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新的光荣任务。”

目前情况很紧，敌十三师已进至长寿街，九十二师抵武功寺，九十师已进至兰家洞，我们主力要立即返回湖北，摆脱敌人；为了调动顽军东移，减轻北线的压力，便于我主力开展大悟山、鄂南地区工作，王震司令员命令我和吴光远同志率领六支队，带一部电台，从顽军间隙中进入湘阴敌后，以打击湘中日寇，侦察湘江长沙与同官之间渡口，准备船只，策应我主力渡江南下；并且在湘东浏阳、平江、湘阴、岳阳、长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壮大抗日力量，争取伪军，打击群众痛恨之土顽，建立敌后根据地。

给我们交代任务后，王司令员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杨宗胜同志，你是本地人，熟悉这一带地形，口音相同，这对于你们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喽，离开主力单独活动，兵力又少，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过，任何困难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可以克服的。”

王首道政委和王恩茂副政委接着指示我们：“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根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作，使自己在群众中站住脚。”

政委、司令员最后问我和吴光远同志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事情是这么出人意外，假使和领导在一起，就是天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现在要我单独带领一支部队挺进敌后，任务是这么重，兵力又是这么少，完不成任务，使革命遭受损失，那怎么能对得起党呢？但是我又想到，湘东地区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群众觉悟较高，对党和毛主席怀有深厚感情，留下的人数虽少，但都是久经锻炼的。这些都是我们开展敌后工作的有利条件。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担起这个担子来。首先不应该考虑完不成任务，而应该考虑怎样来完成任务，并且如何完成得更好。想到这里，我的勇气倍增，望了望身旁的吴光远、胡政两同志，见他们都信心百倍地朝我点了点头，于是我们三人同时向王司令员、王政委作了保证：“只要我们在，一定完成任务。”

王政委接着说：“一定要站稳脚。对于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不是去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保存自己，完成任务。”

当晚十一点，我们主力部队就北返湖北鄂南根据地，从此，我和我们六支队两个连共一百三十八个同志，就单独活动在湘东这一带地区了。

二

离开主力后，我们这支小分队就于第二天进入了湘阴，通过了长(沙)岳(阳)公路，来到神鼎山朝家岭。大队正在行进当中，前卫尖兵报告，发现前面村子里有敌情。是日寇伪军，还是土顽呢？我当即和吴光远、胡政同志研究了一下，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趁敌人还没发觉，决定先下手为强，打它个措手不及。于是胡政同志带领二连五、六十个同志，向敌摸去，只用了一个手榴弹，就俘虏了敌人前哨尖兵一个排二十余人。通过审问俘虏，知道村子里的敌人是勾结日寇的湘阴土顽何援拔的二支队，共一百八十多人，是护送弹药、家属到湘西去的。知道了敌人的情况后，我们心中就有了底，眼看送到嘴边来的肥肉，能不把它吃掉吗？于是部队向村边扑去，迅速占领了两边山头。敌人行了两天军，都睡了觉，睡梦中醒来，只听见四处枪声大作，不知我军虚实，又没料想我们会来得这么快，稍微抵抗了一下，在一个小时内就解决了战斗，敌人的中队长被打死，副中队长刘紫望被俘虏，缴获了一百多支步枪，二十多万发弹药。敌人那些官太太们吓得浑身象筛糠似的直打颤，跪在地上哀求连声：“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望着这些妖模怪样的女人，战士们又是气又是笑地说：“起来吧！谁要你们的命嘛！我们又不是国民党。”

打完了离开主力的第一仗后，我们在此地休息了两天，补充了弹药，一百多俘虏经过教育，大部分都愿意参加我们的部队打日本，不愿意当兵的，我们便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我们部队又增加了新的力量，由两个连编成了三个连。那些家属，我们也专门给她们讲了几次话，叫她们回去后，老老实实参加劳动生产，劝自己的男人打日本，不要再做坏事，然后把她们的东西退还给她们，送她们渡过了湘江，她们千恩万谢地走了。

在朝家岭休息两天后，四月七日我们进至玉池山。玉池山有顽伪一个排三十多人，经我们争取，未发一枪就缴了械。玉池山就是我们预定的立足之地，以此一带地区为基地，然后向周围地区扩展，以创立湘东抗日根据地。根据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一下，决定三个连分开活动：一连由胡政同志率领，返回桃花山、金井、麻林桥一带活动，为主力扫清障碍，策应主力南下；二连由刘瑞清同志带领至湘阴低家岭、樟树广、同官、沙河一带，侦察湘江渡口，想办法准备船只，以策应主力渡江；并打击日寇的粮船和盐船，给部队、群众解决食盐、粮食问题。我和吴光远同志率领三连就在玉池山、长沙、新市街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

部队都分开活动去了。我们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发挥群众抗日积极性，领导人民恢复生产，于是成立了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我兼任了县长，李成铁同志担任副县长，并以玉池山，神鼎山、桃花山为中心，成立了部队指挥部，就地收买枪支，扩大武装力量，声势一下浩大了起来。对于附近的伪军，我们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启发其中民族意识尚未消失的分子，倒戈参加我们抗日阵线。果然在我党政策精神的感召下，不出两个月，我们争取了伪军左八、毕坊清等部八千余人，参加了抗日行列。

左八是左宗棠的孙子，湘阴县伪政府县长兼保安司令，还是红帮的大爷。我们得悉这个情况后，便派地下党员谭更堂同志去做争取工作。谭更堂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弟弟和左八一样，也是红帮的大爷。为了在这一带能站住脚与活动方便，谭更堂同志也“加入”了红帮。因为这些关系，他平日经常和左八接近。为了启发左八的民族意识，我们叫谭更堂同志给他带了一些书，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以后我又给左八写了几封信，给他反复说明我党的政策，并给他指出：国难当头，每个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应该起来抵抗外侮，绝不应该助纣为虐，否则将被人们所唾弃。左八看了看我们的信和毛主席的著作后，良心发现，加之他老婆对他当汗奸深怀不满，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对他老婆也作了一些说服工作，二十多天后，左八给我们写来一封信，表示悔过自新，争取立功赎罪，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并要和我结拜为兄弟，详细事宜他约我到左家墩他家里去面谈。

接到这封信后，我又高兴又好笑，高兴的是党的政策获得初步胜利，在抗日战线上又少了一个对立面，好笑的是这个左八要和我拜把，我是个共产党员，怎能和这些人搞这些乌七八糟的名堂呢？假使不答应他，那么他就会猜疑，恐怕要影响扼日统一战线的组成。我感到很为难，于是发电报请示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司令员、政委第二天回电报说：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同意我去和左八面谈，也同意我和左八拜把。

接到上级的指示后，我心里踏实了。于是在约定的那一天，和谭更堂从白鹤洞出发到左家塅左八家里去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和对他的信任，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员。白鹤洞到左家塅有六十多里路，途中还要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从早晨动身，步行到下午才到。一跨进左八家的院落，就见左八正伸长着脖子在张望哩！他见了我，几步跨下台阶，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知道你会来的！”

左八六十多岁年纪，白晳的面皮，矮矮的个子，由于生活的优裕，看起来他的相貌比年岁要轻得多，一举一动文绉绉的。没有谈问题以前，我们三人(还有谭更堂同志)举行了拜把仪式。为了党的事业，我也只得“逢场作戏”。拜了把后，就摆上酒宴，饭菜甚为丰富，左八招待更是殷勤。酒席间左八三番五次地说：“大哥因一时失足，多亏兄弟教育提醒，大哥虽然不才，今后应当痛改前非，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望宗胜弟多加提携。”他既然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也就安慰了他一番：“过去的就不必提了，今后咱们共同对付日本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左八的老婆也劝慰了自己的丈夫：“今后在杨司令员的帮助下，好好改正就是了。咱们是中国人嘛，总不能帮日本鬼子来灭自己的国家。”她的这几句话，说得左八唉声叹气，羞愧无地。

席后，我们商议了如何来对付日本鬼子。左八硬要把他的两个团三千余人交给我指挥，当时我考虑这样闹出去，风声太大，日本人会派大部队来“清剿”的，那我们在这一带就会站不住脚，于是我说出我的意见：左八的两个团表面上仍打着伪军的招牌，实际上给我们办事情，来他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左八开始不同意我的意见，他急于摘掉头上这项汉奸帽子。当我把利害关系给他说清楚后，他也就同意了。

回来后，我把和左八谈判、拜把的经过，向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王恩茂副政委作了报告，他们回电同意了我的意见，委派左八部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接着我们给左八派去一个日文翻译(党员)，专门做统战工作，又给左八部队派了一些基层干部和政工干部，为的是巩固、建设这支新加入抗日行列的部队。

以后我们利用左八的关系，派副政委罗振坤同志和一些地下党员打入四川军阀刘湘残部毕坊清率领的“和平军”(伪军)内。经过我们反复争取和地下党员的努力，终于争取了毕坊清“和平军”五个团五千余人倒戈起义，加入了我们的抗日行列，电告给司令员、政委，被委派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二师，并派罗振坤同志任政委。经过三个月零八天的艰苦斗争，我们本部亦由原来的一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四百多人，由原来的三个连扩大为四个大队，力量壮大了，活动范围也扩大到湘阴、长沙、岳阳、平江、浏阳等广大地区。

三

自此以后，日本鬼子有什么行动，左八就派人来通风报信，我们就预先埋伏在一定的位置，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五月份的一天，我们得到左八送来的情报，知道有一个日寇运输队从湘阴城运盐到金鸡山据点去。我带了两个连的兵力便预先埋伏在日寇必经之路的正米塘山头上，许多老百姓也跑到山头上和我们埋伏在一起，按他们说法，是要亲眼看看这些侵略中国的野兽的下场。当三十多个日本鬼子押着三百多个老百姓，挑着担子，出现在我们埋伏的山脚下时，我在山头上发出了预定的信号，战士们一个个象下山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鬼子毫无戒备，结果三十多个鬼子不出一个小时，被我们全部消灭。只活下一个负伤的鬼子，我们叫两个老乡用门板抬上送到城里去借以警告一下鬼子。老百姓那个乐劲呵！抱着我们的战士笑着、跳着，一个个兴奋得流出眼泪。他们说：“国民党几个师，没见打死一个日本人，救国军真是给我们老百姓报仇的队伍。”说着给我们搬胜利品，打扫战场。

过了不久，老百姓跑来报信，说三十多个鬼子押着二百多车粮食、布匹，从川山坪车站送到李家塅据点去。得知这个消息，我们便派吴来芝同志带一个连的兵力在黎树岭伏击，结果又全部歼灭了这股鬼子，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把这次缴获的粮食、布匹，连同上次缴获的食盐都分给老百姓。老百姓真是感激不尽。尤其是食盐，贵到一担谷子只能换半斤盐，有的老百姓已是半年多没有尝过盐味了。接到我们分给的食盐、粮食、布匹，他们感激得流出眼泪来。我们的声望在平江、岳阳、湘阴、长沙、浏阳一带地区大大地传开了，许多青年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要求加入我军。我们的队伍又扩大到五千多人了(左八、毕坊清两部未计算在内)。

日本鬼子一连遭到我们数次严重打击后，深深感到是心腹之患，曾数次派大部队下乡“扫荡”。得到左八的情报后，我们便把部队隐蔽到左八的据点里去。日寇兴师动众，但毫无所获；日寇一走，我们马上就又活动起来。这支部队象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要害上。自此，日本人把小据点都撤了。就是大据点的鬼子，也是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出来，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安定多了。

在我们的打击下，日本人是老实多了，但一些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顽却不时向我们根据地进行挑衅、骚扰活动。为了扫清开展敌后工作的障碍，替群众拔除祸根，我们也给予这些家伙以坚决回击。四月中旬在汉家山全歼土顽吴桂山部五百多人；继之，国民党九十二军派一个连兵力向我们作侦察性的进犯，除少数侥幸逃脱外，大部被我歼灭。我们这些行动也都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大大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打击了日寇，肃清了土顽，接着就领导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部队在战斗的空隙间也帮老百姓种地。我们刚来的时候，实在令人痛心啊！湘东地区几个县，举目四望，一片草原，大好田地，都已荒芜。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老百姓哪还有心情务庄稼。他们说：“反正种出来，还得被鬼子糟蹋，即算不糟蹋，也捞不到自己吃一口，会被他们抢去，倒不如不种少受气。”种庄稼的愿意看着自己的田地荒芜吗？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包含着多少辛酸呵！

那时候，这一带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呵！日寇经常下乡“扫荡”，一来就烧、杀、抢劫一空，日本人走后，又有河防队、巡逻队、伪政府、维持会，还有什么别动队、联保队，真是五花八门，老百姓经受着层层压榨，油都抽干了，生活真是苦不堪言。由于他们经常躲日本鬼子，到山上受了潮，又加上疾病的折磨，有百分之七十的老百姓患有疥疮。尤其是年轻的妇女，怕日寇侮辱，故意染上疥疮。许多姑娘把头发剃光装男子。我们部队刚来到这里，老百姓见了我们，简直是泣不成声。这一带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对共产党、红军怀有深厚的感情。许多红军家属不远千里而来，见了我们象见了亲人一样，纷纷向我们控诉日寇、敌伪的暴行。我们的战士见自己的同胞，经受着这样的磨难，也一个个咬牙切齿，发誓为受难同胞报仇。我们部队和老百姓一样吃树根、野草，老百姓没有衣服穿，战士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穿上，军队和老百姓就象鱼水一样，关系甚为融洽。当我们给了日本人以重大的打击，肃清了土顽的骚扰，老百姓更是感激不尽，他们自动组织起来，给我们刺探情报，照护伤员。根据地的军民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

经过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动员，在这一带地区掀起了一个生产救灾的高潮。恢复生产，第一个困难就是种籽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们抗日民主政府专门组织得力干部到平江、浏阳一带去买，买回来一件件分给老百姓。部队白天对付鬼子、伪、顽军，晚上帮助老百姓劳动，拔除了齐腰深的野草，然后一锄一锄挖地，用人力拉犁代替畜力翻田(因为牛被鬼子、土顽杀光了)。在我们部队的支援和感召下，老百姓的生产情绪也万分高涨。他们说：“敌人要我们死，我们偏活给他们看看。”接着我们从外地买来了大批的硫黄和西药，给老百姓治病。不出一个月，农村完全改变了模样。禾苗绿油油的随风舞动，孕育着今年的丰收，村子里开始飘起了炊烟，原来死气沉沉，如今呈现出一片生气了。

与此同时，由刘瑞清率领的二连，活动于低家岭、樟树广、同官、沙河一带，截击湘江中日寇往来的盐船。发动群众，船只都准备好了。这时，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也巩固了，于是发电报报告给王司令员、王政委，他们回电说准备南进。

6月下旬，南下部队到了常家冲——湘阴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司令员、政委。这时我就象一个小孩子按照大人的吩咐做了一件事情，可是不知道做的好坏，现在就等待大人的评判了。

见了司令员、政委，敬了个礼，我激动地跨上前去和他们握手，顿时一股巨大的热流涌遍了全身，司令员说：“杨宗胜同志，辛苦了！”接着他向我传达了中央对南下的指示，并要我坚持在这一带斗争，等留在津市的由张仲瀚同志领导的三支队到来后，然后一起来赶队。司令员说完，政委又鼓励了我们一番。第二天，部队又继续向南挺进，当天晚上从同官长沙之间胜利地渡过了湘江。

根据司令员、政委的指示，我们把剩下的部队编成了三个团，加紧整训，积极筹粮，准备物资，迎接二梯队。秋天到了，我们部队又帮助老百姓收割。谷穗沉甸甸的，是个大丰收年哩！接着我们又领导了减租减息斗争。吃着香喷喷的米饭，老百姓无不感激共产党，感激抗日救国军。他们说：“喝水不忘掘井人，你们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哩！”

四

八月十日，我们在电台上听到朱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一切人民军队发布命令：接受敌伪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马上向部队作了传达，全军振奋，老百姓也个个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来向部队贺喜。八年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大家都说和平生活在望了。

人们欢喜得过早了。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当儿，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居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起内战。打日本鬼子时，不见国民党一兵一卒；现在反转过来对付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部队，却不遗余力。我们南下部队在湘粤边受到了国民党九战区的六个师的追击；而我们根据地也受到了国民党九十师、九十二师的进攻，使我们无法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同时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客观情况也不允许我们继续坚持，王司令员、王政委命令我们迅速北返。郭鹏副司令员也从萍乡化装返回我们达里，来领导我们北返。

北返途中，一路上我们受到了王陵基部十三、十五、十六师和九十、九十二共五个师兵力的追击和堵击，边走边打，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经过了二十二天的紧急行军，终于胜利地来到了湖北黄岸。

我们在黄岸开了一次总结会。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郭鹏副司令员、王恩茂副政委，对于我们这支开辟湘东根据地的部队，给了这样的评价：“坚决执行了党的决议，运用毛主席的军事策略，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