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制和募兵制等，是依附于身份建立的兵制，相对于历史阶段性出现的府兵制、世兵制（比如明朝的军户制）而言，征兵制和募兵制能够贯穿古代兵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兵源最稳定、规模最大化、考核（选拔）最公正的当然是征兵制，只要你的身份符合，那就必须要服兵役——剩下的就是年龄、身体条件、是否残疾以及何时服役等技术问题了。

《周礼·地官》中对征兵制的描述是：凡身高7尺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都在服役之列，如果家里的男丁较多，一人为正卒（作战），其余为羡卒（预备役或者辅助作战）。

不过当时对征兵制锁定了范围——国人，即生活在城中的本国人。与之相对应的是野人，即归附而来的其他诸侯的民众、从战争中俘虏的民众等等，他们往往无权住在城内，而且野人是没有权利服兵役的。

到了秦国那就不管这些了，无论国人还是野人，只要你是秦国人，就必须服兵役。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在军功爵制度的激发下，严格执行全国性的征兵制，无论奴隶、平民或者官员子北，只要是秦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不聋不哑、手脚不残，就必须服兵役，比如当时秦国国内男性在年满17岁时必须进行“傅籍”——到指定地点（机构）进行登记，成为待役者，随时等候国家的使命召唤。

在秦国统一六国变成秦朝后，随着掌握的人口和土地总量的急剧增加、大规模战争的减少以及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才将年龄放宽到20岁（上限不变仍为60岁）开始服兵役。

西汉也承袭秦朝的征兵制度，尤其是汉初从高祖到景帝的几十年间，为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大规模征讨的次数不断减少，所以又将服役年龄调整为23岁至56岁。

西汉兵制发生重大转变，当然是与重要战争休戚相关的。

随着汉武帝对北方匈奴发动的持续近44年的长期战争，征兵制下兵源数量完全不够用了，所以朝廷不仅会变相延长服兵役的时间，而且也将募兵制也融合进来——那些已经服役过并且在战争中表现较好、遵守纪律且经验丰富的兵士，将得到更高的报酬但需要继续服役。

募兵制，其实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征兵制度，尤其是精兵或者特种兵，几乎与征兵制随时相伴。

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募兵制就已经在一些诸侯国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往后的历朝历代，征兵制不能满足战场需要时；兵源质量下降过快时；有特殊军事要求（任务）时，都会使用募兵制。

比如大名鼎鼎的魏武卒，在募兵制度下，魏国的选兵标准很高，目的就是想集中资源（兵器、装备、报酬等等），打造精兵。

报名参加魏武卒的选拔，会被要求全副3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头上再着胄——那时可没有轻便的复合材料头盔，而是笨重的青铜头盔，能操12石的弩还要同时挎上50枚弩箭，并且在荷戈、带剑、背3天干粮的前提下，由拂晓至日中负重奔跑。

然后呢？能奔跑还不行，在这个时间要求内跑满100里的人，才能被招募入伍，成为魏国的魏武卒。

一般来说，募兵制度下，由于国家（或者诸侯）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报酬（军饷），甚至还可能允诺在打胜仗后会有土地、爵位、官职等其他方面的赏赐，所以募兵制度会要求应征入伍且考核通过的人们自备兵器、装备甚至战马以战马配套的器具。

这样牵出当时魏武卒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特殊环境（周边强敌环伺）、特殊任务（魏国的魏文侯企图称雄）、特殊将领（执着于功名的名将吴起）之下，魏武卒的所有装备是由国家全包的。

即使到了明朝后期，比较能打的辽东李氏，用得仍是募兵制度：

数量不多——总规模自始至终没有超过5000人，一般维持在3000-4000人，不然真的养不起；

质量极高——当时在辽东是够用的，不仅装备最先进的火器，而且一人三马；

待遇极好——除了朝廷给官爵和银钱、李氏给得更离谱，敢私授土地、敢默许劫掠。

辽东铁骑（不是关宁铁骑）的本质就是李成梁、李如松等李氏辽东地方势力，按照当地防务的实际需要，结合募兵制为国家（也为自己）招募的半私人武装。

当然出现兵源不足的现象。

所以这里解释一下为何全面征兵的征兵制，怎么还会出现兵源数量不足的现象呢？按道理说，全国范围内的征兵制应该是最容易实现规模和数量的兵制，就差全民皆兵了。

其实征兵制能够推广并贯穿古今的大前提是：全国的自由民众数量足够多，多到能够满足战事需要。

以西汉为例，征兵制下的兵源主要主要是小自耕农、雇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奴隶以及依附于达官显贵的奴仆等，西汉是无法对他们实现征兵制的，除非国家的管控力量空前强大，比如秦国的时候，但这种极致的历史状态实在太少了。

至于罪犯，西汉、东汉都没有将兵源扩大到让罪犯戴罪立功、从军杀敌的开拓精神，而且这种事一旦发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往往是非常糟糕的预兆：比如周伐商，商王临时将罪犯们武装起来，惨败；比如新朝末年，王莽也将罪犯们武装起来对抗农民起义军，惨败。

既然征兵制的兵源主要是自耕农、雇农以及手工业者等阶层，他们服役期间几乎没有工资的，而且大部分还被要求自己准备兵器、装备甚至战马。

这就需要固定或者相对稳定的兵役时间和服役交数，也就是国家信用需要靠谱，不能不限次数、不限时间，否则就会出现城镇没有足够的劳动者、田间没有足够的耕种者。

另外，如果没有经过服役者们的广泛接受，朝廷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战场的需要，动不动就随意延长服役时间、服役次数或者调整服役地点，最直接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猜，没错，会是各地区此起彼伏的消极作战甚至军营哗变，那就不是兵源数量足不足的问题了。

始于西魏、成于北周和隋朝的府兵制，其实是古代兵制中最能够将规模与质量完美融合的，府兵制既避免了全民皆兵的风险（这种兵制的应用范围其实并不大，比如地少人少的部族），又能够激发兵士的战斗意志（虽然没有秦国的军功爵那么极致，但效果也不错）。

当年刘裕能够屡建军功并借晋自立，靠得就是北府兵——当然，刘裕自己就是北府兵出身，而且从基层军官成长为北府兵的重要将领之一。

不过府兵制的要求也很高：它的经济基础是土地，能够终身使用甚至可以传世的土地，而且只对国家承担义务，不需州县或者诸侯负责管理。

按照历史规律，每个古代王朝进入中期或者中后期时，就会必然发生土地兼并与欺压兵士的普遍现象，就是府兵制溃败的必然原因。

所以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府兵制变得有名无实——尽管一直保留了管理和运作各地府兵的折冲府，但却没有了府兵府将，募兵制和各地方藩镇的征兵制则大行其道。

至于世兵制，也同样历史悠久，东周时期就有，三国时期的曹操也用过。但明太祖结合古制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制定的明朝世兵制（即军户制），则注定没有生命力。

如果你穿越到明代，没有成为极少数的王侯将相，而是成为大多数中的一名普通军户，大概率你不会喜欢那样的生活。

明代军户面临的主要困境大致有：打仗时全部自费，财力被消耗殆尽却无补充；屯田时辛苦劳作，却被肆意盘剥，即使温饱也难得到；世代必须为军的军户们，社会地位极为难堪，就连读书科举也被受限制；初代军户们的子孙后代，往往连娶妻都十分困难等等。

所以明太祖制定的世兵制（军户制），其实先天性的缺陷比前朝的世兵制更加明显、更加有违人性和现实。于是军户制尽管在名义上存在于明朝的始终，但真正运行也就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了军户大量逃亡的现象。

即使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期间，到了洪武末年，根捕（捉拿逃亡军户）、勾补（军户死亡或老疾，由该户其他男丁继续服役）、清军（定期清理军籍户口，检查落实根捕、勾补等事项）等三项工作，反而成为管理军户的主要工作内容，至于全国所屯军田要么出现大量荒芜的现象、要么就被藩王或者地方势力以各种理由侵占。

到了宣德年间，朝廷索性就正大光明地开始募兵制了。当年明太祖最自豪的一句话是我能做到养兵百万却不用百姓出一文钱——这些自然成为一时间自娱自乐、自鸣得意的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各个王朝的兵制，都不是单一存在的，往往同时运行多种兵制，或者每段时间采用（侧重）的兵制也不一样。但从整体上看，最为科学、生命力最强的兵制，还是征兵制、募兵制，因为在古代王朝中，权衡兵源的质量与规模背后，其实是对当时土地掌控力度是否足够强大、财富分配是否相对公允的考验。

有些朋友把募兵制直接理解成雇佣兵，当然也不能算错，只不过放在特定朝代和区域内，会有些奇怪。古代一般不会出现国外的雇用兵跑到本国来打仗——不是每个王朝或者割据势力都像石敬瑭，能够在明知后患无穷的前提下，坚持向契丹借兵。

除非本国的形势在短时间内变得十分凶险或者武装力量实在太糟糕，就像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期间，参与平叛的非唐朝军队，其实就算雇佣军。尽管他们也有同情和效忠唐王朝的部分情结，但爵位、赏赐甚至新的节度使名位以及实打实的土地，似乎更有诱惑力。如果碰巧继承大统，那就更是一本万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