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在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呼声中，即位之初的神宗“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而“为富国强兵之计”。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定新法，颁行天下。神宗与王安石皆力求改变仁宗以来北宋在与辽、夏三边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奋然将雪数世之耻”。而当神宗向富弼询问北边事宜时，富弼中却言：“愿陛下以宗社为忧，生民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

李焘曾评价富弼“临事而谨，谋虑反覆详悉，度不万全不发，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忠义之性，老而弥笃”。面对辽夏边事，富弼的立场站在了神宗与王安石的对立面，其保守的经边思想与神宗、王安石的积极开边思想背道而驰。面对天子权威，富弼并未曲意逢迎，而是为生民社稷着想，在对待边事的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了解同时期主战派神宗和王安石经略辽夏的思想，对深入理解富弼经略辽夏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宗始用师于西方，历哲宗、徽宗，逐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神宗经略辽夏的战略思想，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内容：进取衡山与开拓熙河。即东取横山之地，切断西夏臂膀；西取熙河一带，阻断西夏与吐蕃联合的可能，对西夏进行层层包围，以制服西夏，复灵、夏，进而削弱辽国，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恢复汉唐旧境、重显大宋威仪。进取横山。“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因此对于北宋和西夏，横山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治平二年（1065），欧阳修曾向英宗谏议“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但此提议被无心进取的英宗搁置；治平三年（1066）冬，薛向上疏亦提到了谋取横山之术：“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于奔命，所以罢其敌也”。疏奏，英宗口上称善，实则弃置左右，时为太子的神宗却“见而奇之”，对谋取横山的策略十分上心，与边臣商讨可招纳的横山部落，并召薛向入见，密赐金五十两。

治平四年（1067）六月，种谔来报，称李谅祚长年用兵，西夏人心离散，可用计收服绥州境内的嵬名山部落。神宗得悉后，力排众议，密诏种谔采取行动，“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绥州的收复意味着谋取横山的策略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收复熙河。熙河开边政策取自王韶的治边谏议。王韶为官前曾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对陕西边事十分了解。“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王韶在《平戎策》开篇即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

王韶认为，要平复西夏，必须得先收复河潢；欲复河潢，则要先招抚边界各部落，尤其是其中的嘉（唃）氏，“威服嘉氏，所以胁制河西也。嘉氏既归于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

王韶先阐释了收服河潢地区蕃部的必要性，河潢一带的蕃部自唃厮啰去世以后内部相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由独立于宋夏间的军事力量变为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因素，即在宋夏关系中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变量。今吐蕃内部分裂，主要三股势力皆为嘉氏子孙，他们各立文法，距离汉界较近，“皆可以并和而兼抚之”。神宗对王韶的谏言大为赞赏，并召问方略，熙河开边政策由此确立。

关于王安石的治边策略，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制服西夏而后削弱辽国，先西后北，由易至难。对此南宋人徐自明评价道：“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王韶开拓熙河的建策亦深得王安石的赏识，为支持此策略王安石可以说是力排众议。

熙宁四年（1071）八月，王韶提出以回易息钱招降羌人。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得知后认为西蕃势力弱小，没有收服的价值；还认为西蕃不愿归属夏国，因此对北宋无法造成威胁。王安石则认为可招抚西蕃以牵制西夏，对此文彦博说：“既收为内属，彼有警急，恐须中国救援”。王安石反驳道：“彼今不能合为一，尚能自守，不为西人所并。今既连结，则自可相求援，不必待官兵矣”。

从文彦博话里行间不难看出文彦博对西蕃的不屑一顾及其对招抚西蕃战略意义的忽视；王安石则认为西蕃是介于宋夏之间的一股重要势力，“若能为我屏捍，则虽以官兵援之，亦所不计，况又无此理”，由此据理力争。神宗亦言：“班超不用中国兵，而自发蛮夷相救。今韶所谋正如此”。

次年五月，神宗诏以古渭寨为通远军，以王韶兼知军，王韶带领宋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取河州、岷州地界。这是北宋对夏用兵以来首次取得如此丰硕的战绩。关于王安石支持王韶开拓熙河计划的功绩，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评价道：“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若论熙河之役，则二公实同心膂，无异说也”。

对于西北边患，同神宗一样，王安石始终秉承着积极进取的态度。然而，王安石亲眼目睹了熙宁初年与西夏交锋宋暴露出的诸多弊端，特别是宋太宗以来，宋朝军事体制上存在的弱点，与宋仁宗时期相比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北宋军事实力整体仍未得到加强，贸然对西夏发动战争只能碰个两败俱伤，攘外必先安内，要兼治辽夏只能先从内部改革，增强自身军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