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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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后世尊称为韩非子或韩子，是韩国公子。他的导师是荀子，即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或许有人会感到好奇，一个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如何会成为法家思想的倡导者？
事实上，荀子不仅孕育了法家思想的萌芽，更是开启了两个法家思想的先河。那个时代，礼乐逐渐破败，思想如潮水般汹涌，各种学派百花齐放，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传播各自的思想。
而韩非子在法家思想的贡献非常深远，他的著作《内外储说》、《十过》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韩非少言寡语的背后，却是对社会的冷酷观察和锐利洞察，其中的体会，非外人所能理解！阅读其著作，可领略其“无情”之法治，由此洞察治国之道！
韩非无疑应该是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中大展抱负，留下不朽的业绩。但为何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会如此早逝，成为了历史中的遗憾？今天老达子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探讨一下～
浅谈法家思想——依法治国法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依法治国，重视刑罚，与儒家的“仁政”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法家主张通过严苛的刑罚和完备的法条来确保百姓和官吏的顺从。
对于百姓而言，他们不会因君主的仁政而服从，反而会越发放肆。只有通过法律的严格约束，才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治理效果都源自君主的严厉赏罚制度。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儒家的仁爱思想广受接纳，他们认为人性本善，对于劳苦大众应广而善待之，而韩非子则与此相反，认为君主对贫苦大众施加仁爱政策，是变相的无功受赏，会使百姓失去争夺军功、为国尽忠的动力。
另一方面，法家思想认为，对于有轻微罪孽的百姓，若是不进行严厉的责罚，则犯罪者难以受到警醒，长此以往，国家的法治体系会受到挑战，甚至发生暴乱导致社会动荡。
不仅对于民众需要制定法律严格规定其言行，对于朝中官员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是代替皇帝对民众进行管理的实施者，因此对于他们的管控力度应该更大。
对于朝中官员而言，如果不实行严格的政策，他们就会沉湎于私欲，不顾国家大局。孟子曾说：“外面的百姓只顾斩首取胜，内里却不努力耕种，都想从事贸易致富，以谋求个人利益，为自己立功名，以获取高官厚禄。”（《孟子·滕文公上》）
“富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姿。”——《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曾从人性根源的角度分析这种思想的根源：“富裕家庭对子女的过度溺爱会导致孩子的叛逆，国家亦如此。正如俗话所说，慈母有败子。只有对百姓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战国时期法家治国最成功的典型就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了。
韩非子将法、术和势相结合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多重因素的综合运作，在法家思想中，法律体系的严密是确保君主统治地位的一环，然而单纯的法律制度并不足以确保治理的稳固。相反，结合“术”和“势”，才能构建出更为完善的治理机制，从而巩固君主的权威。
先说法，韩非的思想深受老师荀子的影响，他坚信人性本恶，自私自利。在他看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无法在没有强力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实现。儒家所依仗的力量源自何处？
那便是圣人，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周公。在孔子时代，周公的精神影响仍然强大，人们心怀希望，期待圣人再临。
然而，到了韩非子的时代，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这种期望已经破灭殆尽。韩非认为圣人是一种偶然而非必然的存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等待圣人降临，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人类幸福。
因此，韩非汲取了子夏、李悝、吴起、商鞅等先贤的思想传承，提出了一种次优解：通过建立刑名之法来维护社会秩序。若仁义之道难以达成，那就确立一条明确底线。有了这一底线，对君主的要求也就不再那么苛刻，他只需坚守法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补和不断改进。
这一思想，成为了全球最早、最全面的法治理念的雏形。
再说术，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历经千年，对于法律的争议其实并不多见。即便在儒家思想盛行之后，对于法律的反对声音也寥寥无几，因为法律是“阳谋”，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人们最常批评的两个方面就是政治手段和权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是关于如何实现君主集权的方法，是一种让君主们轻易控制官僚团体的手段。而谁掌握了学术话语权呢？不就是官僚团体吗？
因此，他们对这些政治阴谋感到非常愤怒。例如，韩非建议君主在官场上保持平衡，拉拢一派打击一派，谁露头就打击谁，不允许官员掌握军权、任免权、财政权，不允许他们结党营私，甚至不允许他们在百姓中树立良好形象。
最残酷的是，他甚至明确说明了如何暗杀大臣，不能直接行刺，那样会影响声誉，而要采取“行饮食”之类的暗杀手段。如果我们是官僚，会作何感想呢？关键是，即使我们了解这些手段，也无法改变什么。
自从法家思想崛起以来，中国的君主们对官僚团体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一直借助的就是韩非所塑造的这一法家利器，因此也被称为“外儒内法”。
最后就是势，用现在的话说叫威权政治，就是通过权力收放、利益分配、礼仪形制对官僚进行心理威慑。当然这其中道德约束也必不可少，本来提倡民本的儒家也被君主拉进来为虎作伥，可见法家之无所不用其极。
咱们看看古代的宫殿，皇帝高高在上，下面匍匐着文武百官，如果是咱们在场，是不是连大气都不敢出？这就是威权的表现。
因此，韩非子认为：只有在法、术、势三者协同作用、有机结合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治理体系的不稳定和动荡。
秦国为何一定要治韩非于死地？在公元前233年，秦国对赵国发动了攻击。由于长期以来三晋一体的紧密关系，韩国开始感到非常恐慌。他们担心什么？他们害怕秦国在收拾赵国之后，会顺手也收拾他们，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是好呢？
当然，要防患于未然。出于以上考虑，韩非子的哥哥，当时仅在位八年的韩王安，便派遣韩非子前往秦国。那么，他被派往秦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探听风向，另一方面，也是借助韩非子与李斯之间的友情，改善秦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在国与国之间，常常需要私下里办些公事，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于是，韩非子就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贤人所在的秦国，秦王嬴政当然欣喜若狂，就像瞌睡遇到了枕头一般。但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像当年孟尝君出使秦国时，被秦昭襄王扣押一样，这样的情况秦国并不少见。因此，他们扣押了韩非子，并对他进行了每日丰盛的招待，却拒绝将其放回国。
后来秦国进攻赵国失败，派往前线的主将樊於期反叛，逃亡了燕国。7国的局势一下有了变化，最初，派遣韩非子去秦国是因为担心赵国战败，但如今情况却截然相反，秦国遭遇了挫折，而赵国势头正盛。
在这种局势下，赵王派遣使者到各国游说，意图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很快就得到了楚国、魏国以及燕国的支持。面对如此情境，召集大臣商量对策，有个叫姚贾的表示：“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
嬴政别无选择，只得大举下赌注：“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他不仅慷慨解囊，还将自己的服饰、帽子、珍贵的宝剑一并赐予，以提升待遇。他任命姚贾为全权大使，代表秦国出使列国时，享有王者之尊，有利于使节从容执行任务。
最终姚贾成功地画解了这场危机，可是这边的韩非坐不住了，给嬴政上书：
“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总结来看，就是3点：
首先，姚贾在出使期间滥用秦国的财政资源，以及与列国君王频繁往来，显然是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显然对大王不忠。
其次，考虑到姚贾的身世背景，他是魏国门官的儿子，曾经在赵国效力，但最终被赵王赶走。这种卑贱的出身加上低劣的品行，却让他升至高位，这样的人岂能成为众臣的表率？他的行为不但贻害国家利益，更是对忠诚和正直的极大亵渎。
也正是这个上书，让韩非的命运走到了尽头。当李斯得知韩非子上书后，表示“李斯嫉之”，他立刻向秦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韩非子是韩国宗族的后裔，他的心肯定是倾向于韩国，不能完全为秦国利益着想。”此外，他还提议秦王，长期留韩非子在秦国，不给他重用也不是办法，不如依法杀了他。
“秦王以为然”，他下令逮捕韩非子并对其进行审判定罪。接着，在李斯暗中施加的压力下，韩非子被迫无路可走，最终在监狱中丧生。
老达子说然而，要认定李斯是韩非子身败名裂的唯一原因也许言之过早。李斯只是看准了秦王的犹豫不决，并利用这一机会，顺水推舟地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秦王难道真的看不出这样明显的嫉妒和陷害吗？或许，他选择相信李斯的言论，也暴露了他自身的一些软肋和缺点。这个事件背后的真相或许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