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云之子
国人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国富论》，在左右间徘徊，在计划和市场间彷徨，在公私间争执，明显是掉入了西方二元分散眢论的陷阱。《元贞之道》前文谈过先秦末期荀子《富国》的经济学思想，本文继续溯源，希望在先秦之学中找回“经世济民”之学的原典。
前言
先秦社会，经历了夏、商、周，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血和火的洗礼，锤炼出了中国人坚韧、睿智、变革进取的品质。历时300年的春秋时期，各路诸侯争锋，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尽显其才智，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历时250年的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在生与死的决战中此起彼落。原来的弱秦，凭坚定的变法意志，异军突起，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兼并六国，破除分封制，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秦一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后儒幼稚的文人污蔑秦一统，实为螳螂挡车。诸多的中华智者，在先秦长达1800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奠定了中华光辉灿烂的先秦文化。
先秦文化，以黄老之学为主干，即老庄的道名之学（哲学），三大显学为分支，即孔子的人文儒学、墨子的自然科技（天学）和杨朱的人本主义，三大显学均是“名异”后的思想产物。到了战国时期，三大显学开始应用于社会变革的实践，魏文王为变革图强，以子夏为师，创建魏西河学派，“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汇集天下贤士，创建齐稷下学宫，为广泛的士人阶层提供了的学习交流和变法实践的机会。
周代建立的“世袭罔替”封建制度，维护的是极少数权贵的利益，严重阻断了广大没落贵族子弟和平民士人阶层发展的道路，严重桎梏了广大民众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当时变法的主旋律，是变法者前仆后继，不断向传统封建制度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而维护旧封建制度的恰恰是保守的儒学之流。所以在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儒学作为变法图强的对立面，必然遭各国遗弃。
先秦的诸子百家，诸子：孟子、邹子、慎子、申子、接子、涓子、尹文子、鲁连子、驺子、荀子；百家：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史称为“百家争鸣”。先秦文化，是中华历史上学术大繁荣的智慧结晶，管子的轻重论，为先秦的经济学思想。
时光流逝二千年到了今天，《老子》一书，依然是全球出版量仅次于《圣经》的书籍，当代顶级的科学家们均奉《老子》为必读经典。孙武的《孙子兵法》，依然是当代军事和商业奇才的必修书，为不朽之兵家。屈原的词赋，依然是词赋的巅峰之作。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依然是世界天文学的恒星表。先秦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否依然对当代社会变革具有指导意义？
《元贞之道》作此文，希望国人跳出西方经济理论二元眢论的教条陷阱，重新审视先秦的经济学思想，在中华智慧中找回自己的正确道路。
先秦时期的经济基础
经济学思想，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活动实践的产物。先秦的经济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人类最伟大的经济思想遗产。
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与协作
《考工记》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先秦时期已具备完善的社会分工体系，有“坐而论道”的王公，有“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有制作器具的百工，有通商贸易的商旅，有农耕的农夫，有制作丝麻的妇功。
《考工记》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与职业的分工日益细致。春秋时期木工分为七类，金工分为六类，皮工分为五类，染工分为五类，玉工分为五类，陶工分为两类。战国时期手工业分工门类就更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向城市集中，自由工商业者不断涌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日渐明显，出现了“士”的阶层。社会分工迅速发展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先秦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
《考工记》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郑玄注“百工”:“百工司空事官之属”，“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唐尧以上的时代已经有社会分工，共工氏专职百工。下图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代表当时的最高科技，青铜器的制作，涉及采矿、运输、冶炼、铸造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和组织合作。
商代青铜器
秦陵出土的铜车马，是秦大一统时的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秦王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建立统一的标准化体系。秦时箭簇和刀剑，统一了重量标准和生产工艺，实现标准化生产，为工业化大生产奠定了生产关系的基础。
秦铜车马
西方人虚构的古希腊神话（公元前500年）和亚历山大帝，却找不到一件代表当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出土文物。不得已仿刻个石碑或弄一个万年不腐的篮子，充当证物，骗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可笑的是，国内的小文人们，以历史虚无主义者胡适等为楷模，居然迷信这些小把戏。
国家对社会分工协作的制度建设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将职业分工划为士农工商四种，并让他们分业定居。同业聚居一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即加强从业者的沟通和交流，相互借鉴提升技艺；“相语以利，相示以赖”，彼此的利益交换，形成相互依赖的产业生态。同时，人们从小生活在一定的职业环境中，日夕熏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实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职业世袭和专业化传承，保持技艺的进步。
先秦的政治经济思想
先秦时期强大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先秦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源泉，这些思想历经500年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检验，是富民强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先秦时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管子（约前723年~前645年），其经济学代表之作《轻重》，堪称为经济学的原典；墨子（公元前476—公元前390），其经济学代表之作《节用》，是计划经济学的原型；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其经济学代表之作《富国》，是市场经济学的原型，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母版。
经济学，是社会分工协作的思想产物
一切的经济学思想，都是围绕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两个主题所进行的思考。如何通过“分工”以提升专业化能力，如何通过“协作”以提升系统的整体合力，是评价一切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客观标准。
社会分工后，需要通过商业重新构建各分化群体之间的连接，通过流通贸易进行商品交换，货币成为商品交易的媒介。管仲《轻重》篇，正是阐述“黄金刀币”作为通施（通货）进行商业连接的意义，是经济学的大道，儒者无知，以为是“轻重之术”，致使商人职业二千年来遭受全社会无知的歧视。
管仲著名的四民“分业分居”和“同业共居”论，既有分业分工的还原观，又有同业协作的整体观。是士、农、工、商四业分工和协作的经济思想。《国语·齐语》记载：“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分工的本质是协作
人们普遍重视具体的分工意义，却忽视了抽象的协作价值。当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普遍是简单要素思考，片面强调分工的价值，严重忽视了企业家、商业和资本的经济连接的协作价值。“分工”是具体的表象，“协作”是分工的本质。常人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要素思考，却对真理和大道视而不见。
管子是在承袭上古黄老之学，《老子》的“天下雞”，即群居的鸟群，是讲“共居”的整体系统观，荀子称其为“群论”。《老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雞；为天下雞，恒德不離；恒德不離，复归于婴儿”。“雞”，群居鸟类，鸟丁兴旺；“離”，离居鸟类，面临灭绝的风险。老子的“天下雞”思想，是整体论或群论。
群居的鸟 与 独居的鸟
《元贞之道》注：上古《老子》是黄老之学的遗存，是华夏诸老之作，不是李唐王朝定义的李耳原作，管子（~前645年）早于李耳（前571年~）100多年，《管子》中有许多上古《老子》思想的传承。《老子》本为道名之学，道名之学太抽象，《庄子》用了许多寓言来诠释，还是很深奥，后儒还是读不懂，以为是“道德经”，西儒就更不懂了，崇拜为“智慧”（Philosophy），近代日本人译为“哲学”，现代Philosophy，经历近100年的不断进步，已经在逼近“道名”这个原点。
《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认为，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一切皆以天道的“规矩之法”来验证，以“矩”之方，明确“分工”的职责；以“规”为圆，组织协作的组合。分工是“名异”的必然产物，“兼交”为整体之间的协作，为“相爱相利”的“道同”，墨子以规矩之法来验证“分工”和“协作”的合理性，以是否“经世济民”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天志），为自然的实证主义经济思想。
《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荀子这段文字非常重要，荀子以“道同名异”的哲学观，阐述自然规律（数）和社会规律的人性（生），指出人有了名异之分，就有了“智愚”、“贫富”、“上下”等的差异性，从而激励民心的欲望和进取心。管子将这些差异性定义为《轻重》，《老子》定义为“白黑”。
荀子、墨子、管子、老子，关于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社会分工是“名异”的必然产物，社会协作需要有“经世济民”的整体思维，以“相爱相利”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是大制不割的“天下式”，这是先秦经济学的原典思想。
《斯密·国富论》开篇也是讲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是人性的必然选择，遗憾的是，西方人只是抄了《荀子·富国》50分的作业，却不知人类分工的协作本质，不懂《老子》的道名之学，没有东方“经世济民”和“兼爱和相利”的整体思考，还停留在动物世界原始简单、分割对立的要素思考，何以主导文明世界的未来？
经济学原典：《管子》的轻重理论
西方虚构的古希腊经济学，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也谈分工的重要性：“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色诺芬的《经济论》类似儒家的经济思想：重视农业，鄙视商业和手工业。这个照葫芦画瓢的经济学确实不堪，西儒们弃之，后来以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重新定义了西方经济学的启点。1902年严复译为《原富》，1931年王亚南译为《国富论》。严复将其译为《原富》确有深意，严复肯定是读过《荀子·富国》的。好事者可以去对比《国富论》各个时期的版本，其内容必是差异万千，在不断的修正。
Economy（经济），原本狭隘的解释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19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以汉学的“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思想，译作“经济”，贴合管子的经济原典思想。日本人帮西儒找回了经济的本质，摒弃了以前狭隘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经济（Economy），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简称，其本质是：让国家社会繁荣昌盛，人民百姓安居乐业。即荀子的《富国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究其原典是《管子·轻重》理论。
《管子·轻重》诸篇原19篇，今存16篇，是先秦经济思想的瑰宝。管子主张士农工商四业协同发展，通过商品经济富国强国，提出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是先秦经济思想的原典。《管子·轻重》曰：“自虑戏 (伏羲) 理国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管子·揆度》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可见《轻重》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轻重》本于上古黄老之学的“道同名异”思想，既有物质世界的“轻重”的差异性，即荀子的“万物，数也”；也有人伦心理“轻重”的差异性，即荀子的“人伦，性也”。
管子轻重观是个大系统理论，包含的内涵确是很多，比如：
1、资源性“轻重”：稀缺为“重”，丰富为“轻”；
2、需求性“轻重”：刚需为“重”，非刚需为“轻”；
3、货币性“轻重”：通缩为“币重货轻”，通胀为“币轻货重”；
4、时效性“轻重”：裘衣冬季为“重”，夏季为“轻”；
5、质量性“轻重”：质高量小为“重”，质低量大为“轻”；
6、品牌性“轻重”：王者好之众人追捧为“重”，众人弃之为“轻”；
7、管制性“轻重”：受管制的商品为“重”，自由交易的为“轻”，等等。
《管子》诸篇中都在阐述“轻重”的不同应用场景，如《国蓄》：“聚则重，散则轻”，“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阐明了商品流通和需求的情况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乘马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阐述某一商品与其他商品对比的轻重原则。《山至数》：“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阐述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即物价政策，等等。
管子关于货币“轻重”的论述，是货币价格理论。“币重”就是币贵，币贵万物贱，即“通缩”；“币轻”就是币贱，币贱万物贵，即“通胀”。币的“轻重”，是通过调整货币与商品货物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经济问题，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现代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其货币理论如此而已。
管仲运用“轻重”理论对外打经济战，削弱敌对国的经济实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管仲策划并实施的“楚国购鹿”、“衡山之谋”、“阴里之谋”、“菁茅之谋”案例，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堪称货币战争的巅峰之作，是御国之大道，治世之经典。
管仲相齐后，“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国家掌控货币政策（轻重），控制战略资源（盐铁），通过货币政策和特许商品的经营，保证国家稳定的经济收入，用以救济贫穷者，奖励贤能者，齐人皆幸福感满满。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是在抄管仲的作业。现代美国控制美元世界货币，操控全球的石油资源，而成为世界第一富国和强国。都是在抄袭管仲的“富国论”思想，有了富国之策，就可以对内实施轻赋税，补贴和激励国内产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代霸主。
管子轻重观的未来意义
管子将一切影响人决策和行为的诸多要素，包括：资源、权力、价值和心理，统一定义为“轻重”，是广义的、系统的《轻重》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是单一要素的货币价值理论。管子《轻重》是系统整体论思考，是治国之大道，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典。善于应用《轻重》理论者，对敌可灭其国，对内可富国济民，对世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简单思维的后儒文人，严重缺乏系统整体观，无知于“道”，以为是“术”，致使近代中国未能出现中华经济学理论，愧对管子啊。
笔者作此文，希望国人能够重视管子经济思想的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已经开始探讨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结合，2500年前管子整体系统的轻重观，亦是人心理的主观反映，《管子》对未来经济学依然有重大指导意义。
丹尼尔·卡尼曼，犹太人，美国认知心理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
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尼曼发现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于是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而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卡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当代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似乎是在呼唤管子“轻重”理论的回归。
结束语
管子轻重论是个大系统，其内容繁多，包括掌握物资、充实财政、调剂盈亏、平衡物价、阻止兼并、防止物资外流、吸取别国物资、进行国与国间垄断贸易等等，归结起来，就是要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商品货币关系，其中包括通过对货币发行数量的掌握来左右货币的价值，由左右货币的价值，进而改变它与谷物、百货间的轻重关系。
管子的经济学思想，以富民强国为主旨，以轻重之道为指导，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和生产热情，这是荀子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思想。国家同时采用货币轻重政策和准平制（低买高卖），“轻重之术”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使国家获利，财政充裕；又能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还能阻止奸商富贾恶意操纵市场，豪夺人民。
荀子曰：“民心奋而不可说也”，激奋民心的一箭三雕“轻重”之道，大概就是对民众不可说的那只“无形之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