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真有血浓于水以外的亲情存在吗?
我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偏僻山区,那里交通闭塞,去一趟镇上十分辛苦。
听我父亲说,也正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这个原因,在我出生那年,我母亲吃尽了苦头。
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营养跟不上,我出生那天,本来找的是稳婆,结果因为难产大出血,我父亲不得不求爹爹告奶奶找了同村几个邻居,翻山越岭地将我母亲抬到了镇上卫生院。
后来,我母亲说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地上有积雪,而她大出血,白色与红色的交织,再加上寒风凛冽,她心中的恐惧更增几分。
好在几个叔伯给力,最终安全地将我母亲送到了卫生院。
到达卫生院时,我母亲已经昏死过去。
后来我出生后,因为之前生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再加上我母亲身子骨本就虚弱,医生再三叮嘱我父母后面不能再要孩子了。
也许是捉襟见肘的日子过怕了,我刚满4岁,父亲见我能满地撒欢了,便和母亲一商量,独自背上行囊去南方打工了。
尽管当时我能说会走了,但毕竟还不懂事,母亲深知带孩子责任重大,所以也并不敢马虎,全职在家带我。
当然,为了我们两个的吃喝,母亲也会百忙之中种点菜。母亲心灵手巧,人又勤快,所以她种的菜很多时候我家是吃不完的。这时,她就会一手牵着我,一手提着那些菜挨家挨户给点。
那时候,村里人都知道我家的情况,又鉴于吃了我家的菜,他们往往都会笑着对我母亲说:
“你在家好好把娃儿(我)带大,他爸在外甩开膀子干,你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借邻居吉言,当年年底,我父亲是挂着满脸笑容提着大包小包回来的。
多年以后,我母亲还跟我说过,那年三十儿的那天晚上,她吃到了她念了好多年的红烧肉,那个香味她永远也忘不了。
我父亲觉得有奔头,所以次年还没过完十五,他就又出去了。
临走时,我父亲许诺,等他年底回来一定多做几顿红烧肉给我母亲吃,还说会给我带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然而,这是我们母女俩和我父亲见得最后一次面……
父亲是正月初十出的门,到了六月初八那天,有人突然从镇子上赶到我家稍信,说是我父亲在工地干活时发生了意外,人已经没了。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母亲当场哭晕了过去,好在邻居大婶来得及时,灌了几口糖水才将我母亲唤醒。
邻居们都为我家的变故感到惋惜,日子好不容易有了盼头,结果顶梁柱没了,任谁都会难过。
人死不能复生,看着还年幼的我,母亲强忍住心里的哀戚替我父亲办了丧事。
父亲出殡那天,不到六岁的我,头上被母亲盖上一顶白布做成的帽子,然后手里拿着一根白棒,沿路不断给那几个帮我父亲抬棺的叔叔磕头。
这是规矩,虽然我年幼,但这个头应该磕。
父亲下葬后,我母亲便又承担起了独自照料我的重任,只是从今往后,我们再也等不到满脸笑容、提着大包小包进村的父亲了……
之后,我到了适学年龄,母亲就将我送去了学校,而她也没闲着,在家里把那些荒田荒地捡了起来,种些庄稼和蔬菜,除了自给自足外,多余的都会拿去卖掉,当作我们母女俩的日常开支。
再后来,我上了初中,母亲干脆撇下那些田地,带着我搬到镇上租了个房子住下了。她一边照顾我上学,一边做着兼职。
也就在这时,王叔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王叔和我们住一条街道,他临街租了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铺面,专门帮别人修理家电、自行车、摩托车之类的。
王叔人热情,又有一门修理的手艺,所以很受左邻右坊的敬重,大家家里要是有个什么需要修理的,都会找王叔帮忙,只因他修的好,而且还不贵。
有一次,我们出租房里的灯泡坏了,我母亲找房东换,房东却说这里房子本来就便宜,像灯泡这种日耗品他是不管的。
母亲又不懂电,无奈,她只能去请王叔来家里修。
在我的印象里,王叔整日忙碌于他的店铺,后面等着他修理的活儿都是排着队的,可不知为何,那次我母亲一过去找他,他立马就来了。
更换电灯泡这种事对于王叔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没几分钟,他就将灯泡换好了,还顺便帮我们检查了一下屋子里的线路。
临走时,母亲将早已准备好的零钱双手递给王叔,却遭到了王叔的拒绝。
“小意思,灯泡是你自己买的,我更换一下也不费事,用电是大事,但安全最重要,以后像这种事尽管叫我,都是街坊,不必客气!”
当时,王叔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古道热肠,乐于助人。
之后的日子里,王叔经常照顾我家,什么换灯泡、扛煤气罐、搬一些重点的物件,王叔都会从对面铺面及时过来帮忙,不管他当时手头多忙,都会过来。
而每次母亲给他酬劳时,他都会说:“你们家的情况我听街坊说过了,你们娘俩不容易,都是街坊,互相帮助应该的。”
可没多久,我就听到了街坊的一些声音,这些声音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说王叔之所以和我家走得这么近,他这是看上我母亲了,想要和我母亲组建新的家庭。
事实上,王叔丧偶多年,亡妻也没能给他生下个一儿半女,乡亲们八卦归八卦,但他们都说王叔和我家情况差不多,他们也都赞成他和我母亲走到一起,那样我们母女俩也会有个依靠。
但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王叔是图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说他图的是钱,根本不是什么情啊爱的。
“赔偿金?什么赔偿金?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心里不断盘问自己。
就当我准备去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时,刚好王叔拎着一只电饭煲来到了我家。
那天刚好我放假,我看着一桌子的小炒都是我爱吃的,我以为是母亲想犒劳我。
结果王叔拎着一只电饭煲嘱咐我母亲,让他少炒几个菜,随便吃两口就行,这时我才发觉,原来这顿饭是为王叔准备的啊!
难道街坊们的传言是真的?
虽然王叔人很好,平日里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不知为何,一想到街坊们的那些传言,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反感。
片刻后,母亲便端着一道红烧鱼出来了,还招呼王叔落座,并叫我去厨房拿碗筷。
那顿饭,虽然母亲做的菜都是我喜欢吃的,但我却食之无味,还是因为街坊们的那些传言在作祟。
王叔走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询问母亲她和王叔是怎么回事?街坊们口中的“那笔赔偿金”又是怎么回事。
母亲顿了顿,最终还是告诉了我实情。
据母亲说,我父亲当年是在工地出的事,工地有推脱不了的责任,所以父亲出事后,工地给了我家一笔赔偿金。那年我还小,所以母亲就没告诉我,她是准备把这笔钱留着以后给我当嫁妆的。
母亲还说,王叔人好,也帮过我家不少忙,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她觉得王叔人靠得住,以后我我还要读高中读大学,到时也好有个依靠……
“我看,他是看中了我爸的那笔赔偿金吧?!”还未等母亲交代完,我就大声打断了她的话。
母亲陷入了沉默,良久,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她无论如何都会留给我出嫁用的。
而当天中午那顿饭,她确实是为我做的,只不过赶上她生日,想着王叔平日里帮了我家不少忙,她顺便又把王叔喊了过来。
此时,我内心五味杂陈,原来今天是母亲生日啊!可我都不知道,而王叔送给我家的那只电饭煲,也是他上次来我家换灯泡见我家那只旧的太旧了,他担心不安全所以自费买了一只给我家。
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郁郁难平。
几天后,王叔又来我家吃饭了,只是这次,他来到我家后又是帮我母亲洗菜,又是切菜,甚至还耐心教我母亲使用那只他上次带过来的电饭煲。
我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果然,在吃饭时,母亲就拿出两个红色小本本告诉我,她和王叔领证了,并让我以后把王叔叫爸爸。
我没有理会母亲,因为大人的事我是阻止不了的,我觉得王叔和我母亲走到一起,无非就是打了那笔赔偿金的主意。
我暗暗告诉自己,那笔钱是我亲生父亲的赔偿金,是他用命换来的,是属于我们娘俩的,决不允许其他外人占有!
所以,尽管后来母亲把房子退了,领我到王叔家里了,我也始终没有喊他一声“爸”。
在我心里,我只有一个父亲,但他已经死了。
来到王叔家后,一开始,母亲还想继续外出做兼职,但却被王叔拦住了,王叔告诉母亲,他在街面开的修理店虽然不能挣什么大钱,但养我们娘俩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王叔告诉我母亲,她只需要在家照顾我的学业就好,挣钱的事交给他就行了。
那一次,母亲笑得很灿烂,在我的印象中,她很久没这么笑过了。
但在我看来,这都是王叔油嘴滑舌的后果,王叔这么决定无非是想讨好我们娘俩,然后伺机骗取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罢了。
我母亲跟了王叔的第二年春天,她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里,听邻居们说,王叔关了修理店,是他忙前忙后在医院照料我母亲的。
好在没多久,母亲的病就好了,但我感觉她身子骨明显比以前差了很多。
尽管周围邻居都夸赞王叔有担当,甚至连我母亲在事后都说她病了那会儿都亏了王叔,而且出院吃药的费用都是王叔掏的钱,但我的戒备还是没有放下。
我觉得,这只不过是王叔放长线钓大鱼的套路罢了。
两年后,我顺利考上了县里一所重点高中,但离家更远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学那天,母亲头痛不舒服,是王叔骑着他那辆二手摩托车送我去的。
那时,我们读中学是要自己带被子、课桌的,不仅如此,还要自备一口木箱子,里面装一些个人的生活洗漱用品。
而这些东西,都是王叔扛着送到我寝室的。
之后,王叔带着我去教室报道,给我交付一些费用,然后签了一些字。临走时,王叔还塞给了我260块钱,说是我的生活费。
看着王叔渐行渐远的背影,有那么一瞬间,我是想开口叫他一声父亲的,可我终究还是忍住了。
因为学校离家远,再加上母亲不会骑摩托,所以之后每当需要家长来学校配合教务活动时,都是王叔代替我母亲来的。
而每次来,他都会给我带一些生活费。
我记得有一次月底我回家,母亲单独把我叫到房里,问我王叔每次都给了我多少生活费,我如实相告。
不料母亲听后却长叹一声:“看来是我小看他了!”
原来,王叔每次给我带的生活费都是母亲提前准备好的,但王叔每次都会多给我一些。
从此之后,母亲再也没有过问过此事。
我从小就没了父亲,客观来讲,来到镇上后,我读初中高中这几年,也确实多亏了王叔,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母亲要吃多少冤枉苦。
那次,王叔又来给我送生活费了,但临走时我发现他欲言又止,才二十多天未见,但他似乎比之前瘦了些,精神也差了许多。
有那么一瞬间,我是想喊王叔一声爸的,但等我从失神中收拾好心绪后,却发现王叔已经走远了。
也就在这时,变故骤然来临……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班里上自习,班主任却突然把我叫了出去。他告诉我,我母亲病倒了,是王叔打电话来让他通知我,让我去医院看看。
看着班主任凝重的神色,再联想到上次王叔来给我送生活费的情景,我恍然大悟,可能在那时我母亲就病了。
可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还是迟了一步,母亲已经走了。
看着我来了,王叔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招呼我帮着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回家给母亲料理后事了。
之后的几天,是王叔忙前忙后操持着母亲的后事,对比我们刚来那年,这几年,王叔的确苍老、瘦削了许多。
是啊,虽然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叫他一声爸,但是这几年,他在对待我们母女俩这件事上不比亲生的差。
我想好了,等母亲丧事办完后,我就正式叫王叔一声“爸”,并且此后都这么叫着,这也是我母亲生前的一个心愿,她之前跟我提过,但都被我拒绝了,所以她后来也没再跟我纠结此事。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因为这也是这么多年我和王叔之间的隔阂的主要原因。
我当即就放下了手头的事,把王叔喊到了一边,并一本正经地询问他关于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的事。
我知道,我母亲走时,他肯定是在她身边的,母亲也必定会把赔偿金交到他手上。
“那笔钱是在我手里,但我现在还不能给你……”
“好你个王叔,想不到你真的是这样一个人!”还未等王叔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并且本来打算给母亲过完头七再去学校的我却提前去了学校。
我觉得王叔这人太恶心了,看来这么多年,我并未错怪他,他就是图那笔赔偿金才故意接近我们母女俩的。如今目的已达到,自然是紧紧攥在手里。
之后,因为要高考,我回家的次数少了许多,而王叔依旧会按时过去给我送生活费。
而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冷漠地接过生活费后头也不回地进了教室。
进入大学后,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一年到头都回不了几次家,不是需要生活费,我根本就不会回去。
我觉得凭王叔那副嘴脸,母亲走后,我已经没了家。
我也有自己的尊严,我不想再跟王叔要生活费了,于是我也会在节假日去做一些兼职,加上每年还能拿到一些贫困补助金,我感觉我可以独立了。
一开始,王叔也会跟我打电话问我近况,嘱咐我没钱用了就回家拿,但我都冷漠以对,渐渐地,他也没再跟我打电话了。
大三那年,我认识了一个男生杨斌,我们商量好了等毕业了就结婚。
大学毕业后,杨斌就带我见了他的父母,他父母很满意。很快,他们便询问我找个什么日子,把我继父叫在一起商量下我和杨斌的婚事。
我告诉杨斌家人,我和杨斌是自由恋爱,感情笃实,婚事由杨家人操办就行,无需告诉王叔,结婚时再把他叫过来就行。
杨斌家人都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所以也没说什么。
不久,临近我和杨斌婚礼的日子了,杨斌提醒我让我别忘了通知王叔到时一定过来。
我本来是不想叫王叔,因为我和他之间的隔阂一直没有消除,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我也不准备要了,客观来讲,这么多年来,不管他是装的还是真心的,他对我和我母亲也确实不错,那笔钱就当是给他的酬劳吧,我谢谢他了,我们恩怨两清。
可架不住杨斌的再三请求,最终我还是同意了,但我也觉得只是走个过场,我知道王叔肯定不回来。
因为杨斌家在外省,离我们镇上有好几百公里的路,来回跑一趟实属不易。
于是,在电话接通后,我用生冷的语气告诉了王叔我和杨斌的婚事,就在我准备说出婚礼地点并想强调距离太远,想让王叔知难而退时,王叔却打断了我的话。
“呵呵,怎么之前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交男朋友了?那孩子叫什么?你待会给我发个位置,到时我一定去!”
王叔的话让我语塞,我没想到他会答应的这么爽快。
而杨斌见状,则赶紧接过我的手机和王叔热情地打起了招呼,并将婚礼地址说给了王叔。
电话挂断后,我想着来就来呗,就当是走个过场,反正以后我是不会回去的。
婚礼那天,王叔真的来了,他穿了一套西服,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件西服是他和我母亲领证那天穿的那件,虽然之后很少穿,但我印象太深了。
与此同时,我看到王叔手里还提着一包什么东西。王叔一边和杨斌家人打着招呼,一边微笑着看着我,然后将那袋子东西递给我,说这是他今年种的稻子,我以前最爱吃了。
我感觉羞愧难当,虽然名义上讲他是个继父,虽然我一直没有承认过这种关系,但参加婚礼送这个也太寒碜了吧?
为了避免更多宾客看到,我赶紧招呼杨斌将那袋子米拎到储物间了。
而婚礼的整个过程中,王叔都没有给过我一个红包。
我心想:好你个王叔,你可真是一毛不拔啊,虽然我父亲那笔赔偿金我不在乎了,但你千里迢迢赶过来只送一袋子米?抠到家了!
很快,婚礼就结束了,在宾客各自离场时,王叔也站了起来,他表示要回去了,可杨斌立马拦住了他,让他住几天再回去。
我心里其实更希望王叔赶紧回去,因为我一刻也不想再见到他了。可为了在公婆面前做个样子,我也只是冒出了一句“这么远,住几天再走。”
我甚至都没有称呼他什么。
可王叔执意要走,我自然也不勉强,因为这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王叔走之前,还特意跟杨斌父母说了一大堆好话,让他们对我多担待点,然后又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有空就回去看看。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他的样子话,自己给自己找存在感。
两个月后的一天,家里突然没米了,杨斌母亲招呼杨斌出去买点,杨斌却跑到储物间拎出了那天婚礼时王叔带过来的拿袋子米。
但很快,杨斌母亲就煞有介事地把我杨斌叫了过去,说米里有东西。
我过去一看,发现是一本存折和一封信,存折上面的数额居然有三十万!
而看完那封信,我整个人泪流满面,当即就抱着杨斌痛哭起来,这把杨斌和他母亲都看傻了。
原来,那存折是王叔留给我的,那笔钱也并非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而是他这多年来一块一块攥起来的。
王叔告诉我,我父亲的那笔赔偿金只有五万,我母亲住院那些天急需用钱。一开始,我母亲是主张先用那笔钱的,我嫁妆的事以后再想办法,但王叔坚决不同意动那笔钱,而之后母亲的住院开销包括丧葬费用都是王叔自掏腰包的。
这么多年,王叔省吃俭用,衣服也舍不得买件新的,刨开我母亲住院花掉的以及平时的一些开销外,其余的钱连同我父亲那五万都被他存一块去了,加起来就是这三十万块钱。
当初办完我母亲的丧事后,王叔也想过把我父亲那笔赔偿金给我,但转头一想,我当时还在读书,他担心我把钱乱花了,就没给我。
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遭到了我这么多年的怨恨。
整理好情绪后,我告诉杨斌,次日一早我们就回老家,我准备把王叔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而这也得到了杨斌家人的同意。
我想亲口向王叔道歉,是我这个不孝女错怪他老人家了。
最重要的是,我准备当面喊王叔一声爸,并且以后都这么喊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