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增民 推荐：王皇义
昨天是今天的往昔，过去的尽管有苦也有甜，却是一本好难翻的日历。
1984年7月21日，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并不亚于新中国的1949年10月1日。它如同生我之日，给了我从此“站起来”的另一条新的生命。
就在这天下午5时左右，一直在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学习的我，从报道组门前东墙角路过，干部股徐顺清干事手拿一个夹子对我说:“小樊，你提干的命令到了，我现在就送团首长看。”听着徐干事告诉的喜讯，我怎么想说什么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也没向徐干事提出让我先看看的话。还没等徐干事走，自己就先跑回了宿舍，竟如一条抽了筋剔了骨的魚，软软地瘫坐在床边的地上，双手捂住脸爬在床沿上只是呜呜呜地哭。
我说不清这是兴奋过度失去自控的表现，还是对磨难、委屈的一种宣泄？反正由不得自己，这时我突然听到下班的号声响了，便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把这个特别喜讯告诉我的连长张旭、指导员周华兴和排长马振忠，告诉远在西安陆院学习的团政委王皇义，告诉兰州军区政治部政工研究室主任党万录……为了这一天，他们付出的心血、受到的煎熬并不比我少，他们也一定是在急切地等待着分享这一快乐的时刻……
前为连长张旭（已故，后任63师师长，大校军衔），后为指导员周华兴（后任某预备役旅政委，大校军衔）。
我那颗被一次次折磨的心在这一刻似乎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我独自来到团部后门外从腾格里沙漠穿越而过的铁道边，看着一列列火车急速奔驰，发出声声长笛，好像是在为我庆祝；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热浪袭人，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随着一阵风儿袭来，一个个沙浪向前涌动着，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将沙漠揭去了一层，又揭去一层，好像是在为我快乐舞蹈；一位戴着白瓜皮帽子的回族老乡赶着一群上百只盘羊和山羊，在头羊的带领下，不时发出特有的叫声，好像是在为我歌唱……此刻，我是这世间最轻松、最幸福的人，我要尽情地享受着这里给予的一切。
那个夜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那些愿意或不愿意想的事好像都如期而至涌在了眼前。
1978年底，我如同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怀着不甘心守在家里与放牛种地打一辈子交道的雄心，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穿上军装来到了驻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一八六团七连。刚一踏进军营，中越关系已趋于白热化，待新兵临战训练结束，1979年2月17日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奉上级命令，我们团从中卫县永康移防防到迎水桥，全团的任务由军事训练转换成施工营建盖房子，我所在的七连担负挖石筛沙任务。
连队施工场地位于团大院靠北方向的戈壁滩上，这里在共和国大跃进年代曾是大炼钢铁之地，施工需要的沙石全部埋藏在一米多厚到处布满着脸盆大小的废铁块和砖石下面。为了抢时间、争进度，各班都采取了掏空挖沙战术，就是先挖二三米深，能容纳八九个人、支放两个铁筛子的坑，再从下面的沙料掘进，挖到一定程度，上面悬空的部分就会自然坍塌下来。
4月19日吃过早饭，连队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这里，我负责从下面挖沙石任务，大约10点左右，正当我干得起劲的时候，上面如同床板大一面土方瞬间塌陷下来，我怎么也来不及躲闪，脖子以下被全部埋住了，左大腿恰好被一大块生铁砸着。待战友们把我刨出来，我的左大腿只是钻心地疼，怎么也不听使唤。在连队睡了两天看没有任何缓解，无奈我便成了施工大军的一名逃兵，住进了团卫生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治疗，虽然丢掉了双拐，但还是时不时就疼，回到连队，显然参加班里的一切活动都跟不上趟，就连正常走路左腿总是向外撇，每晚熄灯后都需要个把小时疼痛才能入睡。
我的路在哪里，怎么走？那些日子，我在初中时学过的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结尾的那段话时不时就萦绕在耳边:“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侯，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我真的意识到了，能与战友一起训练劳动是多么快乐的事呀!可这竟成了我的奢望。我悲观，我失望。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就是个遭罪的命，当兵前为了生存，小小年龄常常闯进深山密林放牛、砍柴、挖药，去煤矿卖窑稍子，与狼蛇周旋过，从石岩上摔过，从高山上翻过，在树上被镰刀砍过胳膊伤过手，落了个遍体麟伤。当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想着看能不能摆脱这苦难的日子。
可今天连正常的走路都不能正常，我还能干什么？我开始后悔没听父母的话，对于我当兵父母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他们希望我能在家门口当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一个月300个工分、6元钱、4两食油，到年龄了娶个媳妇过好日子就行了。因此他们害怕每年征兵的日子，连续3年都阻止我穿不上军装。可今天想来，这不正是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吗？
我开始想我参加洛南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日子，我入伍前的两年，是在县上抽选的住队工作组中，由于年龄小，队上人都叫我娃娃工作组，但我的思想和工作成绩却是靠前的，工作队张队长和洛南县李塬公社李书记很欣赏，还树我为学习的标杆。在我当兵走时，李书记感到很惋惜，说准备发展我入党，年底将有一批住队同志要转正成国家正式干部。可今天我还会有这个机会吗？回去连个农民都当不合格了。唉，这也许真的就是命呀!
我能说什么、能怪谁呢？除了难过再无别的。正当我心中苦闷难解之时，一天，指导员周华兴通知我，说团里要举办一个新闻报道学习班，让我去参加。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打上背包前去团部报到，当我来到团礼堂北边操场，政治处报道组刘兴旺干事正在组织点名，当点到七连参加学习的名字却是另一位叫杨双木的战士，我看没有我便转身要离开，刚走了两步刘干事就叫住对我说:“来了，就一块参加吧，多一个就多一个。”我便与20多名参加学习的战士一起乘坐卡车，于当天上午赶到了留守在宁夏中卫县永康老营房的三营九连。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为什么我们连参加了两人，是周指导员、张连长私下说的，还是别的？
九连的营房座落在一片枣园中，这时季节已进入中秋，里里外外连成一片的树枝低垂连绵，展现出一片火红，好似巧手姑娘剪下的满天彩霞，令人无不陶醉其中。学习班是由刘兴旺、杨俊杰和陈晓芳干事负责授课的。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本报讯，知道了啥是主题、引题和副题，啥是导语、主体和结尾，啥是消息、通讯和言论;了解到《西瓜兄弟》、《桌上的表》等许多名篇佳作。至今刘、杨、陈干事讲课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学习班通常都是上午上课，下午整理笔记或照猫画虎写稿子。
很快一个月学习培训结束了，我又回到了连队。不久，部队兴起了文化补习热潮，连队让我参加了师举办的文化教员培训，回来后我被正式安排到连部班，当起了文化教员。从此，我除了每周两个下午给全连战士补习文化课外，其余时间都是学着写新闻稿件。没有老师指导，报纸上只要觉得好的文章，我就收集起来，坚持每天死记硬背一篇，日积月累，遇到身边同类的事件也就能形成稿件了。
训练间隙忙采访，登报人人喜洋洋，关键首长还表扬，咱团名声响当当。
1979年12月23日下午，我去团政治处办事，刚走到报道组门前，从房间出来的杨干事就对我说:“小樊，今天《人民军队》报有你一篇稿子，祝贺你!”也许是因为来的太突然或是太难了，我的第一反应总觉得是杨干事说错了或是我听错了。当确切证实是我写的稿子见报后，我坐在报道组办公室，半天不知说啥。转身便拿上报纸回到连队，这时连队的报纸也到了，是通信员郑忠芳第一个看到的，他已把报纸分送到连首长和各个班。周指导员看后把它当成连队的特大喜事，当天晚点名周指导员亲自给全连官兵朗读了这篇稿子，并宣布给我记嘉奖一次，还奖励了一双白线手套。如今40多年过去了，有的战友还能记得这篇稿件:
《咱连也唱起了新歌子》
一天晚上，我们连刚来到电影场坐下，就听东边传来了拉歌声:“七连来的巧，唱首新歌好不好……"
这下，可把人难住了，连长张旭想了半天，才挥臂指挥唱《说打就打》，可是没等唱出来，周围的干部战士就笑了起来，他们这一笑，我们更慌了，结果就连这首老歌也没唱好。 唉，真叫人脸红。
怎么办?难道我们连连首新歌都学不会吗？张连长决心要突破这一关。他买了一本《怎样识简谱》。一到业余时间，就低声哼唱，有时还跑到其他连队向内行请教。张连长终于学会了教唱歌曲，现在只要全连集合在一起，他就站在队前，又打拍子又教唱。没用多久，我们就学会了《十送红军》、《我要当个好射手》等六首歌曲。大家高兴地说，咱连也唱起了新歌子，再不怕别人笑话我们啦 。
那几天，我几乎一天能把这篇稿子看上八遍。自从这篇稿件刊出后，我的信心更足了，不到半年，就在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上了6篇稿子，营教导员南向荣在全营半年总结大会上专门给予表扬，时任团政治处白魁武主任亲自点名，让我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工作。从此，我虽然编制在七连，但人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报道组，直到被破格提干调到师里为止。
作者简介：樊增民，陕西省洛南县人，1975年高中毕业后曾代理大队民办教师数月，参加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两年。1978年12月从戎后，历任战士、班长、连队文化教员、排长、指导员；团、师、兰州军区宣传、组织、保卫干事；后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处长、师副政委、宣传部副部长、《人民军队》报社社长，大校军衔。六次荣立三等功，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五级。
无论何时何地何职，都难以割舍与新闻的情结。曾多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兰州军区记者站记者、站长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几十年来，足迹遍及西北大地，发表新闻作品数千篇，数百篇新闻作品获全国、全军新闻奖。出版《思想工作百例析》《当代军人军旅书信精粹选辑》《苦乐年华》《社长感悟集》《寻找失踪那颗心》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