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古有“东秦”之称。战国时，秦昭王曾称西帝， 齐湣王曾称东帝，两国皆以其富强而东西并立。山东因地势险要、民殷国富，因此得到了这样的称号。与八百里秦川一样，山东同样拥有争夺天下的基础。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成为了共产党的“关中”，东北野战军骨干以及华东野战军主力，皆为山东根据地所出。

抗战时期，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导致山东迅速沦陷于日寇之手。为了解救深陷水深火热的同胞，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挺进山东，建立强大的敌后根据地。然而当时山东情况复杂，山东根据地的建立也经历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军犹如蚂蚁搬家一般，将一支支精锐的队伍送进了山东。这种方式，使我军在不惊动日寇和蒋介石的情况下，迅速在山东建立优势。但是这样的方式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山头林立、政出多门”，造成了不少矛盾。

笔者在这里，为大家梳理一下我军各部队分别进入山东以及实现一元化管理的历程。

1936 年 5 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的黎玉被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破坏的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抗战全面爆发后，担任过红军师长的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军事联络官，来山东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韩复榘不战而逃后，黎玉认为这是我军在山东发展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即下达命令：“立即脱掉长衫到游击队去。”于是黎玉组织和他一同前来的红军干部一起，先后在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等地组织武装起义，组建了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日军在山东兵力十分薄弱，只能盘踞在城市以及交通干线，广大农村处于真空地带。国民党方面的游击队、地主豪绅、土匪兵痞纷纷建立武装，占山为王，一度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情况。

到了1938年12月，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正式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员、黎玉担任政委。班子虽然搭起来了，但是部队很不充实。再此之前，我们从未想过韩复榘逃得如此之快，因此山东极度缺乏军事干部，整个纵队因缺乏训练，实际上就是游击队，战斗力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况，无疑会制约我军在山东的发展。

因此黎玉向中央发电，希望能派遣一支主力部队前往山东，他认为中央至少要派一个主力团来。

然而毛泽东却高瞻远瞩：“看来还要多派一些”。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了山东的重要性，要控制这里哪能只派一个旅，必须派遣一个师。

首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调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肖华到达山东后，与首先统一当地的抗日武装，将原有的三支抗日部队编入挺进纵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编为第四支队，下辖 ４ 个营，约 ３０００ 人；曾国华的永兴支队编为第五支队，部队扩编为 ３个团，约 ４０００ 人；三十一游击支队撤销原来番号，编为第六支队，下辖 ３ 个营和 １ 个特务连，约 ２０００ 人。

肖华的东进，为后续部队的到来铺平了道路。随后，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115师师部以及主力部队从华北开拔，全军前往山东。华北只留聂荣臻所领导的3000余人。

恰巧此时，国民党方面也为115师入鲁帮了大忙。对于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之事，蒋介石一向是非常警惕的。如果115师大张旗鼓，不与国民政府做任何商量就进入山东，肯定会引发摩擦和膨胀。

然而巧合的是，1938年底，国民党决定设立鲁苏战区，于学忠作为司令长官对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有统辖权。于学忠并非蒋介石嫡系，对中共并无偏见，反而希望与八路军一起联合抗日。

于学忠认为，国民党在山东虽然有多支游击队，但却纪律败坏、战斗力很弱。因此非常希望八路军派干部来改造这些乌合之众。毛泽东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立即派遣115师入鲁。由于中共入山东之事本就是于学忠自己提出的，因此蒋介石也不好说什么。

到了1940年10月，115师就像蚂蚁搬家一般，用“隐蔽偷运，由边伸入腹地，造成既成事实，争取合法地位”等方式，进入了山东，建立起鲁南、鲁西、湖西、冀鲁边四个军区。

115师在山东的迅猛发展很快就引来一个强敌的注意，那便是日寇。

115师将势力深入了泰西，严重威胁泰安、济南以及津浦铁路中断，让日寇如芒在背。于是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尾高龟藏亲自指挥8000多日伪军，汽车、坦克100多辆，火炮100多门，兵分九路，向115师师部所在方向发动扫荡。

日军行动非常隐蔽，到了5月9日，日军已经对115师师部实现了四面合围。此时陈光所率领的115师直属队、686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党委等共3000余人，被敌人团团围住。

陈光属下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我军的主力和精华，很多都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幸存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不能让敌人搞垮了。

陈光沉着应战，利用敌军不善夜战的弱点，从敌人阵地的两侧隐蔽突围，最终成功撤离。这就是有名的陆房突围。

陆房突围给115师带来了极大好处，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寇，同时还得蒋介石的“殊堪嘉慰”。115师进入山东，本属于“前斩后奏”，但是他们在陆房的英勇战绩，使蒋介石正式承认了115师在山东的存在。

不过陆房突围也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人虽然没什么大的损失，但物资损失太多了。八路军本就穷，这更雪上加霜。因此陈光受到了115师很多指战员和干部的非议和质疑，导致他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落。

陆房突围虽然化险为夷，但是毛泽东依然认为，光有115师似乎还不够，需要更强力量的注入。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山东根据地已经出现了政出多门、山头林立的情况。

陈光、杨得志、肖华等人是分批进入山东，并在不相连的区域各自为战，虽然均独当一面，但缺乏统一指挥。

另一方面，黎玉的山东纵队虽然发展迅速，但因为距离115师各部太远，仍处于游击队阶段，不能形成有力的战斗力。因此中央军委考虑，应派遣一个军事过硬、威望很高、善于根据地经营的干将前往山东，促进山东纵队的正规化，将山东纵队和115师整合起来。

毛泽东最终想到了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抗战之初，毛泽东原本组建四个师，徐向前可担任其中一个师的师长。但由于西路军的失败，最终只能组建3个师，而徐向前也只好担任129师的副师长。

抗战之初，徐向前领导部队在冀南展开平原游击战，以“人山”战术打得日寇闻风丧胆。山东山多、但平原也多，正是徐向前这位干将的用武之地。

1939年5月4日，北方局发出通知，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黄河以北山东境内以及肖华区各正规军以及游击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以朱瑞为政委。

徐向前不敢怠慢，即带一个警卫小分队昼夜兼程向山东进发。朱瑞挑选了一批干部后，也紧随徐向前身后。6月 12日，徐、

朱率部跨黄河，经梁山到达泰西，在此会见了刚进行陆房战斗不久的一一五师干部，并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 6月 29 日，徐、朱一行抵达沂蒙山区，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

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军，山东抗日士气顿时大振。然而即便如此，山东根据地政出多门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山东急需一个总的掌舵人，但在人选上却出现了问题。

徐向前进入山东之初，中央书记处就做出了决定，确立第一纵队有指挥山东纵队和第115师入鲁部队的权限。

但在实际操作中，115师师部与中央有直接联系，因此保持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第一纵队真正能指挥的，只有山东纵队。

例如1940年1月3日，八路军总部曾致电徐向前：

“一一五师仍以隶属一纵队指挥为宜”，虽然该师在陇海路以南部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临时归新四军指挥，“但仍归陈、罗直接指挥为妥”。

也就是说，八路军总部也确认了115师虽然隶属于第一纵队，但实际操作上还是由陈光、罗荣桓指挥。

对此，徐向前认为，要整合山东抗日力量，山东纵队和115师决不能各行其是。

6月1日，徐向前、朱瑞联名致电中央，提议115师正式归属第一纵队建制。或者或“最好以徐任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副之，罗荣桓为政委。 山纵改属一一五师之建制”。（该电文出自于罗荣桓年谱）

众所周知，115师师长原为林司令，由于晋军士兵误击，导致林司令不得不去苏联休养治疗。当时，副师长聂荣臻带领3000多人前往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徐向前的344旅划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代师长人选只有两人，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343旅旅长陈光。

罗荣桓和陈光各有各的优势，罗荣桓在红军时期一直担任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没有当军事主官的经历。而陈光刚好相反，一直搞军事工作。林司令担任红大校长后，陈光曾暂代其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也就是说，陈光代理林司令已有先例。而且陈光军事素质过硬，可谓战功赫赫。

对于陈光和罗荣桓，毛泽东其实更倾向于罗荣桓，虽然他没当过军事主官，但他身上所表现的大将之风是根本隐藏不住的。而陈光虽然军事过硬，但性格火爆、难以相处，这不得不说是个隐忧。但是最终，毛泽东还是听取了朱德、彭德怀的意见，让陈光代理师长之职。由于陈光一直没有转正，115师师长的位置还是空缺的。

无论从资历还是战功来说，徐向前其实都不输林司令。而且山东根据地急需一元化，徐向前提出担任115师师长，是勇挑重担的行为。徐向前一生低调，不在乎什么权位，他所追求的只有革命的胜利、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

然而恰巧此时，中央突然给徐向前发出电令，要他返回延安。原来中共七大要召开了，作为原四方面军的军事代表，徐向前自然必须参加；另一方面，关于统一指挥之事，事关重大，毛泽东认为此事必须面谈。115师是否归属第一纵队指挥，徐向前是否担任115师师长，只有等待徐向前到达延安面谈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改变。（见罗荣桓年谱）

然而徐向前刚到延安不久，就出了个极大的意外。他在骑马时，不幸被战马踢中了胸部，身受重伤。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徐向前罹患腹膜炎，不得不长期卧床。

因为这个意外，山东一元化管理又被搁置。徐向前虽然在山东时间不长，但贡献极大，不仅促进了山东纵队的正规化，还将山东的抗日武装大大扩展。徐向前没有继续接掌山东战事，只能说天不遂人愿。

徐向前离开后，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一度仍然各行其是，一一五师与山纵的统一领导事实上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在这时，陈光性格上的弱点开始暴露。陈光党性极强、对革命忠心耿耿，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但作为主将，只有军事才能是不够的。陈光性格很急躁，对下级极好，但与上级、同僚总处不好关系。在关键问题上，陈光毫不让步，争的面红耳赤，也不给别人面子。

在山东期间，陈光没能处理好与朱瑞、黎玉的关系。举个例子，一次陈光怒气冲冲地将一封电报交给罗荣桓，电报中说：

“在大金顶战斗中你部干部目无纪律，枪杀俘虏，影响极坏，情节严重，总部给予批评……”

罗荣桓说：“这事情不是处理了吗？那个犯错误的科长已经撤职了。”

谁知陈光暴怒地说：“这是往115师的脸上抹黑，我知道是谁告的状！”结果陈光不顾罗荣桓劝阻，非要和朱瑞大吵一架。这就是著名的“南大顶事件”。

后来陈光与朱瑞又多次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与此同时，陈光与罗荣桓也有时候意见相左。陈光认为在作战方面，应该集中部队打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而不是窝在山沟里打游击战。而这个观点与毛泽东坚持“山地游击战”相左。以我军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与日军硬碰硬。对此，罗荣桓更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而事实证明，罗荣桓更正确。

而就在此时，日寇加强了对山东根据地的围剿，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由 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 2.5 万平方公里，人口由 1200 余万下降为 750 余万。

针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做出重大决定，让罗荣桓来执掌山东军政大权。1941年8月19日，中央给山东发电，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其后，山东分局确立了新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经工作。

后来中央认为山东党的一把手和军政一把手不是同一个人，实际工作难免有分歧。1943 年 3 月 12 日，中央决定115 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保留 115 师番号），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 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抗日武装统一指挥的问题。

不久后，陈光、朱瑞先后奔赴延安参加七大。罗荣桓又担任为山东分局书记。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罗荣桓在山东，展现了一个元帅应有的才能和气魄。他采用“翻边战术”，击破了日军的围剿。谁说政治干部不能打仗？罗荣桓的军事才能不可小觑。

除此之外，罗荣桓还主持减租减息以及精兵简政工作。他巧用干部，大力发展山东武装，以这些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8 个师、12 个警备旅、4 个独立旅。

利用这些力量，罗荣桓于1944年展开山东反攻，将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被扫掉，几个战略区连成一片。

抗战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到 2400 万人，拥有正规部队 27 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 200 万。内战爆发后，山东之所以能抽调7万精兵入东北，罗荣桓功不可没。而留在山东与新四军合并的部队有 20 余万人，也是后来华东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毛泽东感叹道：

“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