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参加国宴，发现座位名字被划去，毛主席：是我划的

1956年，新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中央举办了一场规格极高的国宴，邀请了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参加。作为刚刚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受邀之列。当天，钱学森按照邀请函上的座位安排来到第37桌，却发现自己的名牌不见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告诉他，名单上原本属于他的名字被人划掉了。这让钱学森一时不知所措，他不明白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正当他站在原地犹豫时，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走来，将他带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位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钱学森的座位会被改动？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意？

一、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与回国历程

1947年，加州理工学院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关于空气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当钱学森走上讲台时，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他那天发表的论文《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理论》，不仅为火箭技术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更奠定了他在美国航空界的崇高地位。

这场演讲之后，加州理工学院立即向钱学森抛出了橄榄枝。次年，年仅38岁的钱学森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式推进中心主任，同时获得终身教授职位。这一任命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后，引起了轰动。一位亚裔科学家能在美国顶尖学府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钱学森在美国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他同时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个身份让他能够自由进出五角大楼。每周三，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为美国军方提供关于火箭技术的咨询。他的年薪高达2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然而，1949年10月1日的新闻广播改变了钱学森的人生轨迹。当收音机里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对视一眼，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他的美国同事们都无法理解。

1950年6月，钱学森向加州理工学院提交了辞呈。这份辞呈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海军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人提出：钱学森掌握了太多美国的军事机密，绝不能让他回到中国。

就在钱学森一家准备登船回国的那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出现在码头。他们以涉嫌携带机密文件为由，将钱学森逮捕。在监狱里，钱学森被单独关押了整整两周。这期间，他只能靠着墙上的一小块玻璃窗来分辨昼夜。

最终，加州理工学院以1.5万美元的保释金将钱学森保释出狱。但从此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联邦调查局的探员24小时轮班盯梢，他甚至连去超市购物都会被跟踪。美国政府还吊销了他的护照，使他无法离开美国。

这场禁锢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1955年，周恩来总理以释放11名美军战俘为条件，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一家的自由。当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时，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懊恼地说：＂让钱学森回中国，就相当于让中国获得了四个装甲师的战斗力。＂

二、初到祖国的重要贡献

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祖国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北京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他日以继夜地撰写《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国际航空工业发展趋势，并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规划了三个阶段的目标。

意见书提交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初，国防部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份报告。会议期间，钱学森被邀请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专题报告。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导弹发展的技术路线图，从基础研究到试验生产，每个环节都做了详尽说明。

1956年2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所。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所长。研究所成立之初，条件极其艰苦。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的平房，实验室设备简陋，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但钱学森坚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带领团队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做起。

这一年的春天，钱学森在国防科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引入工程控制论的建议。当时国内对这门新兴学科知之甚少，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钱学森连续三天在会议上进行讲解，用大量实例说明工程控制论对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最终，这一建议获得了通过。

在筹建研究所的同时，钱学森还承担起了为军队高层讲授现代科技知识的任务。每周六下午，他都会在军委大院里为将领们讲课。课程内容包括火箭原理、空气动力学、自动控制等专业知识。为了让这些非专业背景的将领们能够理解，钱学森常常要准备大量的图表和模型。

1956年夏天，钱学森组织了一次重要的技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导弹制导系统的关键技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齐聚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探讨。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路线，为后来＂两弹一星＂工程奠定了基础。

为了培养专业人才，钱学森还在研究所内部创办了导弹专修班。他亲自编写教材，为年轻科研人员授课。每周三次课程，每次四个小时，内容涵盖了导弹设计的各个方面。这个专修班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导弹专家，其中多人后来成为了航天领域的重要科学家。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研究所还成立了专门的情报组，负责搜集和翻译国外最新的科技文献。他要求每位研究人员都要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保持对国际科技发展的敏锐关注。这个做法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

三、与毛泽东的三次重要会面

195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钱学森。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当天，毛泽东正在阅读一份关于国际科技发展的简报。看到钱学森到来，毛泽东立即放下文件，请他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

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美国的科技发展状况，特别是关于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进展。钱学森以其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的经历，从技术层面分析了美国军事工业的优势和不足。谈话中，毛泽东数次起身在房间里踱步，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同年10月，发生了那次著名的国宴座次调整事件。当天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模空前。按照原定安排，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与其他科技界代表同座。然而到场后，他发现自己的名牌被撤走了。工作人员告知他，毛主席亲自将他的座位调整到了主桌。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认为钱学森作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人物，应该坐在更重要的位置。国宴上，毛泽东与钱学森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席间，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为钱学森倒了三次茶。

1957年春，两人在导弹研制过程中进行了第三次深入交流。这次会面发生在五一礼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当时，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工作遇到了技术瓶颈。钱学森带着一摞图纸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钱学森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了导弹制导系统的原理，并详细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技术难题。毛泽东听得极其认真，不时提出问题。在讨论经费问题时，毛泽东果断表态：＂国家再困难，也要支持导弹研制。＂

这次会面后，导弹研制工作获得了更大的支持。研究所很快得到了一批新设备，包括从苏联引进的计算机。人员编制也扩大了一倍，新调来了一批年轻的技术骨干。

会面结束时，毛泽东特意嘱咐钱学森要注意身体。他说：＂科学研究是马拉松，不是短跑，要保重身体。＂随后，他安排秘书送了一些补品到钱学森家中。这些细节虽小，却体现了最高领导人对科技人才的重视。

从菊香书屋的初次见面，到国宴上的座次调整，再到导弹研制的专题讨论，毛泽东与钱学森的三次重要会面，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每次会面后，相关工作都能得到及时落实，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四、国宴当日的详细场景

1956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灯火通明。这场国宴规模空前，来自全国各界的三千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厅内摆放着近400张圆桌，每张桌子都铺着雪白的桌布，摆放着精致的餐具。

下午五点半，钱学森按照邀请函上的时间准时到达。他手持请柬，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自己的座位号——第37桌。这张桌子位于大厅西侧，与其他科技界代表的座位相邻。然而，当他走到指定位置时，发现桌上的座位卡里没有自己的名字。

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快步走来，低声告诉钱学森：＂您的座位有变动，请跟我来。＂穿过宽阔的大厅，他们来到了主席台下方的主桌区域。这里是整个会场最显眼的位置，周围坐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主桌面积比其他桌子大，餐具也更为精美。除了普通的瓷碗瓷盘外，还配备了水晶高脚杯和银制餐具。桌子中央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篮，里面插着红色的康乃馨。钱学森被安排在主桌的第三个座位上，他的对面是一位外国贵宾，左边是一位中央首长。

六点整，毛泽东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步入大厅。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面带微笑地向四周挥手致意。当他走到主桌前时，特意在钱学森身边停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个座位是我特意给你调的。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人才，理应坐在这里。＂

晚宴正式开始时，第一道菜是北京烤鸭。服务员推着餐车，现场片鸭。香气四溢的烤鸭片被摆成栩栩如生的凤凰形状。随后，一道道精致的菜肴陆续上桌：松鼠鳜鱼、碧绿的龙井虾仁、清炖燕窝、红烧海参。每道菜都由国宴专用厨师精心烹制。

席间，毛泽东与钱学森频繁交谈。他们讨论的话题从国际局势到科技发展，从教育问题到工业建设。毛泽东还特意询问了钱学森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当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时，毛泽东亲自为钱学森斟了一杯茅台酒，说：＂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干一杯。＂

晚宴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外国使节想要与钱学森交谈。毛泽东见状，立即让翻译过来协助。这位使节对中国能够吸引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回国表示钦佩。通过翻译的转述，他们就国际科技合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这场国宴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期间，文艺工作者还进行了精彩的节目表演。京剧名家演唱了《贵妃醉酒》选段，杂技演员表演了中国传统杂技。在欢快的气氛中，钱学森与其他来宾一起观看演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五、导弹研制工作的艰辛历程

1956年冬天，导弹研究所的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研究所里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科研人员们轮流值班，进行着连续不断的实验和计算。当时的实验室条件十分简陋，很多设备都需要自行设计制造。

在一次关键性实验中，研究所遇到了一个严重的技术难题。导弹的制导系统在低温环境下出现异常，连续三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钱学森带领团队连续工作了72小时，反复验证每一个技术参数。最终，他们发现问题出在一个微小的电子元件上。这个元件在零下20度时会产生微小的形变，导致整个系统失控。

1957年春，研究所组织了第一次实地发射试验。试验地点选在戈壁滩的一处无人区。当时，研究所的设备需要用卡车运送，走走停停用了整整一周才到达目的地。试验团队在荒漠中搭建帐篷，白天顶着烈日工作，晚上还要轮流守卫设备。

第一次发射定在4月15日清晨。前一天晚上，一场沙尘暴突然来袭。帐篷被狂风掀翻，部分设备被沙尘覆盖。钱学森立即组织人员抢救设备，并连夜对所有仪器进行检查校准。经过通宵奋战，设备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

发射当天，天刚蒙蒙亮，试验团队就各就各位。钱学森在指挥帐篷里，通过无线电与各个技术组保持联系。上午八点整，第一发试验导弹腾空而起。然而，导弹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改变方向，最终偏离预定轨道。

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击团队的士气。回到研究所后，钱学森组织团队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导弹姿态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所开发了一套新的控制算法。

1957年夏天，第二次试验在同一地点进行。这次试验前，钱学森特别强调了天气因素的影响。研究所专门派人收集了当地近十年的气象资料，选择了最适合的发射时间。同时，还在发射场周围设置了多个气象观测站。

这次试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导弹不仅准确地完成了预定轨迹，还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发射成功后，现场的科研人员相互拥抱庆祝。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钱学森在现场做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导弹研制的核心技术。

试验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对此高度重视，随即批准了研究所扩建的请求。新的实验室大楼开工建设，更多的年轻科研人员被调入研究所。与此同时，钱学森开始着手制定更具挑战性的研究计划，准备研制性能更先进的新型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