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对话的背景是，我的一个朋友作为中介人，介绍我去考察他认可的某个企业家，我来帮忙引入资方。
企业家是穷苦出身，早年美国留学，导师是诺比尔生物学获得者。他历尽艰辛，读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业有成，智商情商都高。
十多年前他评上了“国家千人人才计划”（简称“国千”），就响应国家号召，带了毕生的积蓄2000万元，归国创业，做最流行的生物医疗。
当然，人是很朴实的，很具有正能量的。
可惜，会谈的结果是没有谈成。
理由是前一轮他拿了国有控股平台的投资，1500万。
在当时什么产品都没有做出来的情况下，国资给他高估值5亿人民币，缺点是有严格的对赌条件。如果对赌失败，估值要打一折，变成5000万。
据说区领导都担保，签了字的。如果业绩做不到，要负责任的。
我们现在还坚持做投融资的，就是俗话说的“捡漏”。说难听点，就是抱定一个宗旨：货必须便宜，否则做不了。
红杉、经纬都已经对外宣布不投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风险高位接盘？
双方没有谈成，自然场面比较尴尬。
企业家认为风投很激进，行为举措近乎“变态”。
我自然为自己行业说话，我们募资也是非常吃力的，对项目投资回报看得很重。
平均每10个投资案，8个亏钱，1个打平，1个爆款。整个VC的商业模型，就是指望依靠极少数的爆款回报，覆盖所有投资案的亏损。
我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凡VC能追求800倍投资回报的案子，就不希望CEO到了40几倍就嚷嚷着退出。哪怕经营管理团队付出扭曲个性的代价，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的追求。
企业家坚持说要“顺其自然”，保持“独立人格”，我们就很鄙视——看看眼下是什么市场，民营企业家天生就是跪着的，不服不行。
企业做了十多年，都没有高估值、高成长，前期投资人连回报都看不到，CEO还在奢谈“人格”，努力真是用错了方向，我想。
电话里又断断续续拌了几句嘴，真好像小孩子吵架一般低水平。
话题拐到了影响力上，我举了张桂梅校长作例子：
张桂梅老师永远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她站在教学楼前，擎着灯，催促着学生们争分夺秒。
娃娃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擎灯校长”。
因为张校长知道，对于这群孩子们来说，除了拼命，别无选择。
女娃们心里都清楚，那个擎灯的老人，虽然每天都是凶巴巴的，但为她们照亮的，却是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
我引用了热搜上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评论：
“她连下楼梯都需要人搭把手了，却撑起了这么多女孩子的命运。”
“国千”人才反应很快，他直接反驳说：张桂梅是变态。
她根本不需要这么做，自己身体这么差，就让三千女娃的命运“顺其自然”好了。
“不读书，她们可以去工厂拧螺丝。”
这句冷冰冰的话，是这位精英的原话。
初夏凌晨，月静蝉鸣，我听着心透凉，大脑瞬间清醒。
我牢牢地记得，写在这里，给互联网留点记忆，给普通人长点见识。
接下去，我们聊雷锋。
我认为，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他是苦出身，向往社会主义，他心甘情愿为老百姓付出。
精英认为，雷锋是假的。
最后，我转移了矛盾，引火烧他自己。
既然你认为华坪女中的女生们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张桂梅的“变态”，都不参加高考，去工厂做苦工，那为什么出身类似的你，却到美国留学，还念书成了高材生？
岂不是“逆天行事”，岂不自相矛盾？
精英毕竟是精英，人家开口就接住：因为我聪明，因为我努力呀。
我无话可说。对话到此为止。
心里做出判断，他为人处世的底牌露出来了：
内外双重标准，圆融自洽，还有隐含的精致利己。
迅速远离。
大家都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戾气深重。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社会阶层为什么会如此分裂，彼此怨恨？
很大程度上，与平民子弟进入精英阶层后的理念变异有关——屠龙少年变成了新的恶龙，自洽哲学都用在精致利己上，自私，两面派。
难怪一直拿不到投资，现在的投资人多精啊。
难怪一直得不到信任，现在的人心多敏感啊。
给精英分分类：
第一等人：我拥有的优势（比如优质教育），你也应该拥有。
这是非常宽容大量的想法，显示内心无比强大。这是我们中国未来要坚定不移走的方向——感情上共情，利益上共赢。
第二等人：我拥有优势，你拥有与否，我保持客观中立。
有人追逐我的领先，我内心再如何翻腾，至少不明着使绊子，还是遵守游戏规则的。这种人在社会大量存在，也无可厚非。
第三等人：我拥有优势，你不能拥有等同的优势（比如有一个张桂梅校长），你不配。
这种想法就比较恶心。自己跻身上流，反手锁上了门。这批人，把最不好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最不好的都传到了中国。
难怪乎《自私的基因》中写道：
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其无情的自私性。
别忘了，就在同一本书中，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还怀着光明的展望：
希望你我的夏天，蝉鸣里都有诗句。
张桂梅不变态。以苦为乐、乐于奉献的人是最美的。
我尊敬张桂梅，哪怕自己做不了张桂梅，我也还是向往那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
我和所谓的“精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以及人格。
允许我是我，他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