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迈向全面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战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为什么在此时间节点作出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农业强国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内涵，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等重大战略安排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亟待廓清的重大理论命题，对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的正确推进实施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建设农业强国战略提出的深刻背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基础、谋长远之策。对于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既要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格局来认识，又要从我国农业自身发展长远逻辑来观察，还要从近年来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来考量。
（一）从国家战略维度看，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发展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始终不变的目标指引。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构想，到改革开放之后擘画“三步走”战略、1997年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部署，我国始终向着现代化的目标持续迈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踏上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性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支撑。农业强国是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体育强国、金融强国等强国目标一道，共同构成我国强国建设体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以强大的农业为支撑，农业强国是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到把农业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一以贯之，始终把农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来统筹布局。
（二）从农业自身维度看，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农业发展自然逻辑的展开
改革开放极大激发了我国农业发展活力，历史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农业现代化步伐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农业“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观。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并联式”发展，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必须切实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补上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从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的酝酿形成过程来看，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2017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牢牢掌握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科技支撑”；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一过程充分说明，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的提出经历了充分的酝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三）从外部环境维度看，建设农业强国是应对不确定性增加的强基固本之策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五年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那么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则更多有了外部因素的考虑。农业是国之根基、民之命脉，对于保障各行各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公共安全与地缘政治等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发展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陡然增加，农业作为发展“稳定器”的作用凸显。尤其是俄乌冲突发生后，国际粮食生产链受损严重、供应链出现断裂、价格大幅波动，世界饥饿人口增多。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我国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打牢农业基础、稳固粮食底盘，以农业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努力争取“风险最小化”“安全最大化”。建设农业强国，是夯实自身发展基础、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固本之策，是确保民族生存、经济发展、独立自主、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概而言之，我国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既体现了目标引领又体现了问题导向，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时之所至，既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了我国农业发展指导理念和战略部署的重大创新。
二、产业属性是认识农业强国的理论原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要求提出之后，与之相关的各类研究密集涌现。概览各家之言，既有围绕农业强国本身进行的深入挖掘，又有不少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探讨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等重大命题的关系，更有一些研究试图以农业强国为统领、将“三农”问题囊括在此框架下进行研究，其中既有不少真知灼见，也不乏一些逻辑模糊不清、观点相互冲突之处。因此，研究农业强国问题需要正本清源，廓清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根源。
（一）建设农业强国与一系列重大问题密切关联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等“三农”工作重大部署存在密切联系，不少研究者围绕农业强国与这些重大部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陈锡文认为，“五大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总目标。唐仁健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马晓河认为，农业强国必须与农业现代化一体化推进，应将乡村振兴考虑在内。金文成认为，农业强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外一内、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体。黄承伟认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姜长云则认为，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存在一定交集，二者不是简单的包容或从属关系。从其间看，既形成不少共识，也有一些争议甚至矛盾之处。廓清这些重大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容易，需要最大限度形成共识。
（二）农业强国本质上是国家农业发展所处状态
回归农业强国概念本身，现有研究大体从两个角度对农业强国进行阐释：一类基于国际比较视野，魏后凯和崔凯认为，一国农业现代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能引领世界农业发展，则可称得上是农业强国；王亚华认为，农业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概念，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农业强国在农业方面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另一类基于目标愿景视野，从供给保障、产业体系、科技水平、设施装备、经营制度、国际竞争、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农业强国应该达到的状态进行界定。显然，这两类界定角度不同但逻辑并无矛盾之处。综合两种思路，本文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先进的农业科技、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有力的农业支持保护共同作用，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并最终表现出强大的农产品产出能力、供给能力，以及在全球农业格局中有充分的产品竞争力和强大的贸易话语权，构成所谓农业强国最凝练的表达。总而言之，农业强国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产业形态，是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呈现的产业运行表现结果。
（三）以产业属性为原点开展农业强国问题研究
从对农业强国概念的解析看，农业强国无疑与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等概念紧密联系、相互支撑，与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交叉融合、有机统一。但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农业首先是产业概念，建设农业强国首先是产业发展问题。建设农业强国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本国国民更合理、更安全的营养和健康，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是取得重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正如农业与农民、农村问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但不能就此把农民、农村问题与农业问题混为一谈，将“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一样，研究农业强国既不能割裂其与乡村振兴等相关问题的内在联系，又不能把农业强国视作无所不包的“筐”，将所有“三农”领域相关问题都置于建设农业强国的框架下来研究解决，从而使建设农业强国成为一个泛化概念。从纷繁复杂的事物广泛联系中回归农业产业属性这一根本，抽象提炼农业强国最本质、最核心的精髓，有助于聚焦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找准建设农业强国的发力点。探寻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逻辑，首先应从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农业现代化问题入手。
三、廓清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是认识农业强国的关键所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长久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发展目标。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之一正式提出，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不断丰富拓展，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一以贯之。建设农业强国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之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助于农业强国理论的构建。
（一）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同根同脉、一体两面
首先，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根基都在农业产业。农业强国是对一国农业在国际农业比较中所处优势地位的认定，是农业所处的一种状态；农业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过程。正如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在工业领域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成为工业强国一样，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是对农业同一产业的不同表达，二者根出一脉、有机统一而非“两张皮”。其次，建设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发展现代农业总体要求概括为“六用三提高”，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这同样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普遍性要求。最后，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当今世界公认的农业强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农业资源禀赋丰裕还是农业资源禀赋相对不足的国家，无论是综合性农业强国还是特色性农业强国，都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农业产业形态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才具备成为农业强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样是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就我国而言，这一过程表现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建设农业强国是一致的过程。
（二）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侧重点和要求不同
一方面，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农业强国是从国与国之间比较的视野看农业，参照系是农业弱国，目标指向是农业强国，强调的是一国在农业领域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农业现代化是从发展自身的视野看农业，参照系是传统农业，目标指向是现代农业，强调的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农业强国侧重从产业所处状态来看待农业，农业现代化侧重从发展过程来看待农业。另一方面，二者的要求不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但建设农业强国并不等同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普遍性要求上，建设农业强国有着更高要求和更为个性化的表达。我国政府明确将农业强国的特征表达为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等“五强”。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概括，比如魏后凯和崔凯将其总结为“四强一高”——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和农业发展水平高；黄祖辉和傅琳琳总结为“五高一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农产品商品率高、土地产出率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资源利用率高、农业劳动力比重低。无论是哪种概括，农业强国都体现出比农业现代化更高、更聚焦的要求。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全球农业发展的普遍要求，凡是还有农业产业的国家都有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都要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农业强国都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但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自然生成为农业强国，还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达到更高的目标要求。农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农业强国则是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要求。
概言之，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有同有异、同大于异，“同”主要在于根基都是农业产业，“异”主要在于二者的侧重点和要求不同。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农业强国则是农业产业运行表现出的一种形态。一个国家结合国情农情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业领域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就可称为农业强国，这是对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核心表达。
四、以农业现代化理论为基座构建农业强国理论探明农业强国的本质是一种产业形态，廓清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明确构建农业强国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农业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嵌入中国国情农情特色，体现强国建设要求。
（一）建设农业强国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理论
从1900年前后蒸汽拖拉机的出现，到此后化肥工业的发展、种子杂交技术问世、合成农药诞生、生物技术应用，再到目前数据要素的不断融入，不同时期最具历史意义的技术进步不断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从生产力进步到生产关系变革，从农业生产环节到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从生产技术现代化到生产组织现代化乃至生产经营者现代化，从发展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相关研究者从多要素、多角度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深入剖析和阐释，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考察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就是化肥、农药、农机、数据等工业元素不断渗透、融合、替代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农业要素资源，并且在此过程中叠加土地制度、现代管理、经营组织、支持保护、全球市场等现代化因素，在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调整中实现彻底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各种农业发展理论，构成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基座。相关核心理论，可从五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技术进步角度
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引入是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表征，从技术进步角度进行阐释是农业现代化主流理论的选择。典型如舒尔茨在其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条件下技术长期停滞不变，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要通过引入高新技术、机械化设施、化肥农药、电力与信息、现代管理方式等，使农业生产技术发生变化并全面改造传统农业。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技术变化是人们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是人们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结果。一国农业增长选择怎样的技术进步道路，取决于该国资源禀赋状况。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具体技术，诸如农机农艺、化肥农药、生物技术、数据技术等如何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共同从技术角度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阐释。
2.制度创新角度
农业现代化既是技术进步过程，又是制度创新过程。舒尔茨十分重视制度因素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作用，强调要建立一整套适合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比如采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家庭农业经营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将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制度变迁上，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认为相对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的变动诱导了制度创新需求的改变。林毅夫探讨了农业制度变迁的原因以及不同农业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他的研究还表明，从生产队体系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基于制度创新视角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为在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加强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3.地理区位角度
为何有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步伐较快而有的国家较慢，有的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而有的国家却徘徊不前？区位理论对此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杜能在1826年提出农业区位理论，认为孤立国生产布局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排列着六个不同圈境，每个圈境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相应的耕作制度。农产品市场之间的距离，是决定各圈境农业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的主要因素。俄林指出，“空间在经济生活中显得相当重要”，他认为全世界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大地域，各个大地域又可以划分为更多的次地域，地域之间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地域之间商品的绝对价格差异，这是域际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地域都应该大量生产并输出由当地供给充裕的生产要素制成的商品，而输入那些需要大量使用本地域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商品。就我国而言，“胡焕庸线”、长城线、秦岭—淮河线等地理分界线，不仅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历史版图，也是当前和未来我国农业规划布局的重要依据。地理区位相关理论的解释，为一国或地区确定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定位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4.经营主体角度
关于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各类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关于小农的理论十分丰富，但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模式何去何从看法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小农的性质决定其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容，集中的大生产必定会取代分散的小农生产，小农经济必然消亡。不同于“小农消亡论”，很多研究者持“小农理性论”。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经济具有生命力和稳定性，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舒尔茨看来，小农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主体仍然是小农家庭农场，但中国农业已是相当高度现代化的农业。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小农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小农改造论”。恰亚诺夫不仅认为小农的出路在于合作一体化，而且认为某些生产环节的合作也会逐渐走向社会化大生产。黄宗智认为，中国应该走的是扶持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服务之路。我国要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实现“经营体系强”的目标，需要从农业经营主体相关理论中寻求镜鉴。
5.工农关系角度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如何认识和处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引起了不少研究人员的关注。一方面，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为代表，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消极被动部门，认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到二元结构，再到工业化社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有限或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作为传统部门的农业处于附属地位。另一方面，以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和乔根森的农业基础论为代表，则认为农业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并非无所作为，强调农业是现代部门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生产率进步就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现代化转型。甚至刘易斯到了后期也认为，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必须先于工业革命或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工业发展受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工业部门大小是农业生产的函数。关于工农关系的相关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农业强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定位提供了启发。
（二）建设农业强国要嵌入中国国情农情特色
农业现代化一般理论与各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建设农业强国不仅要遵循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且要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国情农情基础上寻求建设农业强国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我国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从以下方面嵌入国情农情：
第一，将农业现代化基本理论与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农情相结合。我国有世界第二多的人口、最大规模的农产品消费，因而我国农业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最核心的就是需求规模大。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二十连丰”，取得了以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上近18%的人口的巨大成就，但未来我国对粮食其他方面的需求还在增加，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仍面临挑战。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14亿多中国人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既不能也无法寄望于他人，唯有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受制于人。这就意味着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将始终居于农业强国建设目标优先序之首，不能仅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
第二，将农业现代化基本理论与我国以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为基本面的国情农情相结合。近些年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小农户分化加剧，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正在兴起。但目前我国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仍达2.2亿，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5%以上。截至2021年，经营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高达74.8%，只有1.5%的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即便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的水平，普通农户数量减少一半，也仍将占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大多数。大量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既是我国农业的过去时，又是我国农业的现在时和将来时。农户家庭承包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性、基础性制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只能是带动、提升、服务、改造小农户，在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绝不是挤出、替代、抛弃小农户。
第三，将农业现代化基本理论与我国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别大的国情农情相结合。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主导型农业现代化模式，但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势复杂，气候、物种、资源等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加之经济发展不平衡、农耕文化传统不同，造成不同区域之间农业发展模式的差异不逊于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异。与美国的资源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以色列的灌溉农业与荷兰的设施农业特征相比，我国农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多元化。比如，东北地区土地连片适宜大规模粮食生产，西北地区地多水缺适宜旱作农业生产，东部沿海和大都市地区适宜发展都市农业和“菜篮子”产品生产，西南山区适宜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等等。因此，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注定不是单一模式，要有多元模式、多条路径，实现多元化发展。
第四，将农业现代化基本理论与我国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短板的国情农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全国农业基本现代化实现度为57.3%，有10个省份超过70%。但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目前农业现代化仍然是薄弱环节。2022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效率仍大大低于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21.85%、第三产业的27.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33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85%。就农业现代化本身而言，各地区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四化”之间不同步、匹配性差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伴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调整，搭上信息化“快车”，着力补上农业现代化的短板，通过赶超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此外，在诸如坚持生态绿色可持续、赓续农耕文明等方面，也要体现出我国的国情特色。简言之，建设农业强国之路，既是遵循一般规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建设农业强国要叠加大国复兴崛起的要求
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小康和全国的现代化；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农业是大国农业，必须打造与大国地位、强国目标相称的强势农业。在迈向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要将大国复兴、强国建设相关要求与农业强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建设农业强国要与现代化强国战略总体部署衔接。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农业强国要体现与此衔接配套、深度融合，按照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的总体要求推进相关工作。
第二，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确保农产品供需平衡任务重、压力大，要求始终将保供给作为农业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针对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短板，在农业强国建设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赓续优秀传统农耕文明，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将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涵养功能，走绿色生态的农业强国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以平等互惠的方式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并为全球粮食安全、减少饥饿作出贡献。
第三，建设农业强国要发挥其对全面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在实现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不仅是基础支撑，而且是发展的安全保障。面对公共安全、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建设农业强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来确保农业产业安全，以农业产业安全来保障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最小化”。
总而言之，建设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同根同脉，建设农业强国理论来自农业现代化理论但又不简单等同于农业现代化理论，而是以农业现代化理论为基座，将我国基本农情国情、强国建设目标等特殊性，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一般要求相结合，实现创新和升华，从而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系统理论支撑。
五、结语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国农业发展长远目标的最新总结凝练。建设农业强国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之后，相关研究成果集中涌现，既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也还有不少争议之处。尤其是在最为基础的农业强国内涵与外延，建设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关系的认识上，目前还存在不少逻辑模糊不清的观点。本文研究认为，建设农业强国与“三农”领域其他问题密切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农业强国问题，但回归本源农业首先是一个产业概念，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要义是产业发展问题，要以产业属性为原点开展农业强国问题研究，不宜附会太多与此关系不甚密切的问题，使建设农业强国成为一个泛化的概念。
从产业属性出发，可以发现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的根基都在农业、有很多共性要求，两者同根同脉、一体两面，区别在于视角不同、侧重不同，可以说这两对概念有同有异、同大于异。农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农业强国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要求。体现在实践中，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性要求，凡是还存在农业的国家都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愿景，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因此，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构建，应在农业现代化一般理论的基础之上，叠加一国国情农情和发展战略等特殊性要求。
农业现代化经历了较长时期，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地理区位、经营主体、工农关系等角度提出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是建设农业强国的理论底座。发展中大国的总体定位、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本格局、发展不平衡且区域差别大、农业是“四化同步”短板，以及坚持生态绿色可持续、赓续农耕文明等基本国情农情的要求，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建设农业强国要与现代化强国战略总体部署衔接，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并发挥其对全面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要善于从不同角度融合创新，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系统理论支撑。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乡村发现转自：《改革》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