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乐子毅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国际大奖：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新人奖(LOBA)。上一位华人摄影师获得LOBA奖项，已是十三年之前。一夜之间，慕名而言的媒体络绎不绝，乐子毅以异乡青年为主题的系列影像集《New Comer》也被推入更多人的视线。
乐子毅（左一）在LOBA奖项颁奖现场
突如其来的喜讯并没有打乱乐子毅的生活节奏。《New Comer》的项目仍在继续，除了创作，他也会不定时地跑去菲律宾学英语；在这之前，他已经用多邻国坚持打卡背单词300多天。去年至今，乐子毅的足迹踏至十个国家，由于在哪都爱尝当地的沙县小吃，他被朋友戏称为“沙县质检员”。
在四处游荡与驻足感受之间，偌大的世界逐渐浓缩为乐子毅镜头里无数细小但无比具体的切片，它们被自然地串接，构成了异乡经验的互文。尽管如此，乐子毅始终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这不是件悲伤的事，相反却足够振奋人心。
《New Comer》的故事发生在路上。但绝大多数时刻，乐子毅会忘记拿起手中的相机。
在辞去杭州稳定的工作之前，乐子毅也没有想过自己对别处的生活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渴望。
2021年3月，乐子毅背着为数不多的行李，独自从杭州辗转来到大理，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彼时，名为《New Comer》的摄影创作才开始了不到半年。从最初在微博收到零散的网友私信，到换了新住所后朋友私下引荐，《New Comer》的报名参与者从原先的40余人，上升至如今的80多人。其中，大多是和乐子毅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家乡，流散到四处工作、谋生。
乐子毅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杭州、昆明、大理、厦门、上海…… 几年间，《New Comer》的足迹地图拓展开来，也成为乐子毅曾经生活过的证明。他把大理当作休憩之地，累了就随时回去充电，其他时候则步履不停。也许是出于一种惯性地想要逃离的冲动，他始终在追求一种“不稳定的生活”。
乐子毅用镜头记录的大理
原则上，只要有人联系上他，双方在同一个城市，互相有空，乐子毅就会去拍。
“我从没想过以一个记者的视角去报道中国的异乡人，例如他们是什么职业，收入多少。除了观察和了解，更多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抱团取暖，通过摄影呈现非常平静的肖像作品。我不会给任何文字信息，大家只能通过观察人物的表情、精神面貌、情绪来感受他们。”
《New Comer》最开始进行的几个月，乐子毅会像做思维导图一样，设想这群被拍摄的青年到他乡生活的动机：职业发展、消费欲、情感需求及逃离家庭等，以构建画面的秩序，达到某种不容分说的清晰。但在与被摄者正式接触之后，他发觉自己的那些预判一瞬间都失效了，他开始忘记思考，而只是想着如何信任与被信任——让一个个鲜活的、健康的、脆弱的陌生人自然地进入了那个被默许的拍摄空间，打开并成为自己。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图片
“镜头永远不会骗人，它会告诉你被拍摄的对象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是自然还是做作。所以后来我跟大部分人拍照，都会尽可能地把自己当作空气一样的存在。”
直到今天，乐子毅仍然对《New Comer》拍摄的第一个女孩历历在目。女孩19岁左右，从江西离家出走来到杭州，借住在一个网友家，前不久刚刚经历了一场网络诈骗。她从微博上找到乐子毅，表示自己很想参与这个项目，但不想被拍到脸。
“她当时的心理状态非常像我。大家说自己社恐，其实心里又非常渴望跟别人产生连接。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建立一段关系，也因为新的社交会带给人恐惧。”
《New Comer》摄影集中在都市里的大理女孩儿
乐子毅和女孩约在杭州的一个地铁站见面，女孩见面时一直戴着口罩。两人边走边聊，走了很久，乐子毅背着沉重的器材，在心里模拟着拍摄的场景与角度，但一直没有头绪。慢慢地，在分享彼此故事的过程中，乐子毅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在意拍照这件事了，女孩设防的情绪也逐渐被撬动。
“到了晚上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我陪她坐地铁坐了快两小时，到了杭州一个蛮边缘的、叫临平的地方。年轻人因为市中心房价太贵，通常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女孩的家很小，三四十平的出租屋，合租的男生当时正在房间里打地铺。我们简单寒暄以后，女孩就躺在床上开始玩手机了。我于是有了《New Comer》的第一张照片。”
《New Comer》的第一张照片
回看这张有些生涩、但又不带任何伪饰的肖像侧写，乐子毅如今仍会感动。在女孩身上，有股野性的张力在生长着，即使她的外壳仍显得脆弱。镜头帮助他看到，也让他看到无数相似的年轻人，以及快门声背后的自己。
乐子毅出生在一个闽南家庭，老家是一个名叫三明大田的县城。小时候，由于父母是医务工作者，不常回家，乐子毅很早就过上了被迫独立的生活，不知道依赖他人是种怎样的感觉。也逐渐在求学的过程中，他发觉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高中的时候，乐子毅把精神寄托放在了绘画上。当和家人提出了未来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时，却遭到了一致强烈的反对。“好像我只要提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得到否定的答案。我父亲是威权型的家长，导致当时我一直处于一种不被理解、失望又压抑的状态。可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有一种要死掉的感觉。”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
乐子毅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顺从父母的期望，所以毅然选择了对抗。成年后，这份对抗又演化为对教育体系的背离。大学学习服装设计的他，在开始接触到摄影之后，就不再把心思放在课业上，他感到自己的专业课老师并不能传授给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而更新鲜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在象牙塔之外，等着他去探索。
起初，乐子毅背着相机在外头转，连续几天都拍不到一张好照片。后来，他开始看书，自学摄影，从暗房到摄影工作室，一点点积累起对影像的感知与把控力。抱着一种学徒式的谦虚，他在2020年开启了《New Comer》的创作，却没料到获得徕卡国际大奖的青睐，这也因此成为了他人生际遇的转折。
伦敦摄影博览会上的乐子毅
乐子毅仍来清楚地记得收到获奖邮件的那晚，他正和朋友在菲律宾的一个露天酒吧喝酒。他反反复复看了至少10遍邮件，然后冲到街上大喊大叫。那一刻，所以积蓄于胸腔中的愤懑、焦虑、失意全部得到了释放，几天后，他平复情绪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想告诉他，自己终于被人看到了，自己在做的事得到了外界的承认。
“前些年在日本做展，事业有些起色的时候，我给父亲报喜，表面上他会说’挺好的，恭喜你’，但转头又会告诉同父异母的妹妹，说你以后不好好读书，就会像你哥一样。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不被接受的。得奖之后，父亲和我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他未必是真的理解我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没有那么抗拒我走这条路了。”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
父子之间的权利抗衡仍在暗中上演。有时，乐子毅会感到自己依然紧绷着拳头，在逃离和对抗的边界不断与那个原始的巢穴发生着碰撞；但更多时候，他感到挥出去的拳头其实是个空拳，父亲就站在自己身边，以一种他所理解的正确的姿势。
而这么多年过去，男孩不过是在敲打和试炼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现在，那块地方留下了他生命经验的印痕。
乐子毅最近刚从菲律宾学英语回来。他计划明年五月去伦敦呆一阵子，之后也有留学生活的打算。前前后后在菲律宾学习的两个月里，乐子毅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其中以日本、韩国同学为主。
“有四五十岁的阿姨，也有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甚至都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我很佩服他们对待生活的这股热情，没有随着时间和外界的干扰被消耗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有人能进入这种状态了。”
乐子毅镜头下的菲律宾
和同学交往时，乐子毅永远是那个愿意主动破冰的人。去年短暂的一个月，他几乎认识了语言学校一半的人。有人通过舍友找上门来，邀请他吃饭；有人则是想要向他打听更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大家各自语言不通，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却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乐子毅很少会拿起相机记录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多数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聆听，任凭大脑放空，沉入海岛潮湿的水汽和变换的光线中。异乡的旅客有时也共享着失落、孤独或者澎湃的情绪，分享彼此对于不可预测的未来的期待，“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日本舍友，读的是警察专业，英语很烂，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哆啦A梦》里的大熊，有种长不大的稚气。他告诉我自己学完这个课程之后，要去澳洲申请打工度假签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汉堡，然后回到东京开一家汉堡店。这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梦想，没有像要‘当科学家、运动员’这样宏大，但非常珍贵。”
乐子毅镜头下的菲律宾
很小的时候，乐子毅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他很喜欢马龙，到现在还珍藏着小学和马龙的合照。直到时间一点点冲刷掉他对于未竟之事的偏执，乐子毅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只要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就已然足够。就像开启《New Comer》这个系列最初，乐子毅也没有想过要代表异乡人这一群体，或者必须得创造出什么别具一格的东西。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而有些人也值得被看到。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在大理的年轻人
“无论是所谓的脆弱，还是坚强，都是外部环境对个体的某种审视。它让我们看起来显得很渺小，但但其实非要说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发着光，比任何人想象得要强大，用各自的方式救赎自己。”
乐子毅相信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开放性，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照片留存的是瞬间的外观”，而这瞬间之中流动的不确定、留白与想象的空间正是影像无声的魅力。有时可能只是电光火石间一个拉窗帘的动作，光透过绿色的窗户打到卧室的背景墙上，就足以开启一条无需言明的美感通道，使人受到感染，忘记语言存在的必要性。
《New Comer》中乐子毅为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孩拍摄
这是乐子毅在大理为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孩拍摄时偶然邂逅的画面。每当他回想起来，内心依旧会涌起一阵暖流。《New Comer》的中文名叫《此时，彼时》，就好像时空中散落的串珠被重新拾起，这些影像曾是乐子毅关于异乡处境的提问，最后，它们回到了起点，成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为了更好地深入大理的山林腹地，乐子毅在闲鱼上买了一辆二手的Polo车，人民币5600元。
“对，只花了五千六，非常便宜。在路上开的时候，经常碰到有人嘀我喇叭，当时我心想这群大理人怎么开车这么没素质？靠近了才发现是我的朋友在跟我打招呼。他说这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人情味很浓，世界就这么大，走到哪都能碰到熟人。”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在大理的年轻人
和许多厌倦城市和消费主义的新大理人类似，乐子毅也希望在大理构建一个微型社区，他喜欢那种邻里之间互相照顾、有困难彼此帮助的感觉。即使人与人之间并非都是强连接的关系，即使大家对于社交也没有太强烈的需求。一切都很顺其自然，如同一个朴素的契约，被青年人默默遵守着。古城边上有些院子很破旧，但每次乐子毅走进去，都会有一种温馨感，好像回到了家。
但大理终究不是他的家。在这里，他感到自己始终流动着，无法安定下来。大理给了他生活的秩序，让他能够更坦然地走出去，用影像表现生命的肌理，用脚丈量眼下的世界。释放年轻人过剩的多巴胺也好，享受漂泊状态下的感官刺激也罢，乐子毅只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停下，唯一的阻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没有那么跟得上了。
乐子毅镜头下生活在大理的手工艺人
“还记得我去年在厦门集美·阿尔勒做展览的时候，有一个阿姨问了一个很有哲学性的问题，她不屑地问道：“一定要表达吗？”我能读出她的眼神里那种即使表达也改变不了任何的无奈。但我说我一定要表达，可能是改变不了什么，但表达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情绪需要流动，表达就是出口。”
《New Comer》作品展出，被拍摄的女孩来看她自己
乐子毅也逐渐在他的表达中找到了构建画面的秩序。恰到好处的光影，柔和的背景色泽，人物自然下垂的手臂，每个细枝末节延展出去，都能抵达一个或许幽微、但深不可测的世界。
在杭州，他曾拍过一个家中堆满杂物的女孩，两层loft的空间内几乎没有多少可供他下脚的位置。女孩或许是为了拿废物回收创作，做一些艺术装置，又或是单纯只是家中堆满垃圾，没有整理，但这个像极了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女孩的家，却让乐子毅感到一种巨大的安全感。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
“可能对于女孩的父母或长辈而言，她的生活会被评价有些邋遢。但对我来说，我完全能共情她的这种生活状态，一个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中，很清楚什么东西该放在哪，那是她熟悉的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在旁人看来是混乱的。这样活着的人很幸福。”
女孩躺在废墟之中，当一束光线透过窗打在她身上时，乐子毅定格下了这一幕。
《New Comer》摄影集节选
“有时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乐子毅）
最近，乐子毅又出发了。轻装上阵的他，前段时间刚盘算着把自己的一台相机卖掉。这一次，他没有给旅程赋予太多繁重的拍摄任务，他总是忙一阵，赚够了钱，就给自己一段放松体验的时间。在伦敦的camden，他还是照例打卡了自己最爱的沙县小吃餐厅，并配文“沙县质检员上线”。
他不知道《New Comer》的镜头会在哪个节点收获意外的朋友，也许一碗沙县馄饨的午餐时间就能碰撞出一个奇妙的异乡故事。他还没有看过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没来得及研究“异乡人”（Foreigners Everywhere）这样有些宏大的议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在路上，这就足够了。
撰文：white vacancy
编辑：Ciaran
排版：Ruirui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