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6日，柏林战役打响，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国展开了一场血腥的较量。在激烈的战斗中，纳粹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无条件投降。

随后在1945年7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齐聚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了战时第三次会晤。这次会议旨在商讨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以及规划未来的欧洲秩序，因此被称为“波茨坦会议”。

当天下午五点谈判正式开始，斯大林此次参会的目的并非寻求谈判，而是为了清算旧账。他决心为苏联争取主导地位和最大的战后赔偿。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表现得胸有成竹，相信他手上有与西方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预测西方国家无法迅速恢复其军队实力，而苏联仍将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此外，美国还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相比之下，英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准备明显不足。丘吉尔和英国代表团经过多次试探后意识到，如果英国不想空手离开波茨坦，就必须在英美外交上组成“联合战线”。在一次拍照环节中，丘吉尔巧妙地坐在杜鲁门的右侧而非中间位置，悄悄靠近杜鲁门，使得拍照出来的效果显得他们更加亲近。杜鲁门看出了丘吉尔的意图，于是将自己的椅子移向斯大林。斯大林全程保持微笑，不发一言。

在波茨坦会议初期，杜鲁门首脑怀揣着深深的顾虑。他忧心忡忡，唯恐自己的行动会让斯大林产生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误解。然而，丘吉尔因大选失利被解除首相职务，这一重大变故犹如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继任首相艾德礼走马上任，他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英美两国的联盟。杜鲁门与艾德礼私交甚笃，而艾德礼在外交手段上比丘吉尔更加灵活。这使得美国和英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形成了一个以美英为主导的西方阵营，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形成鲜明对比。

在会议上，双方就战后欧洲秩序、德国赔偿和欧洲安全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夺。为了确保德国失去发动战争的能力，战胜国达成了对德国进行分区占领的协议。同时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尽管会议上各方势力暗潮汹涌、变幻莫测，但最终还是达成了若干重要协议，对战后欧洲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波茨坦会议上，战胜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如何让德国能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消失；另一方面是如何在追讨赔偿时避免过分压榨德国，以防止民众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随后商议通过分区占领和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等措施，会议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核心问题，为战后欧洲秩序奠定了基础。

因此，确定战后德国赔偿数额的问题变得尤为棘手。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这一点上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美国代表埃德温·波利认为，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基于德国现有的资产，扣除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部分，并评估其未来的生产能力。

然而，苏联作为损失最为沉重的国家，却持不同观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决主张对德国实施严厉的惩罚，并要求德国赔偿200亿美金。这时美国和英国因为担心如果德国将大量赔偿支付给苏联，将无法偿还美英两国的贷款。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可能会间接地替德国支付赔偿。

为了解决这一疑虑，美英方面提出，德国的工业产品必须首先用于支付维持其最小规模和平经济的进口费用，剩余的部分才能用于赔偿苏联。但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将德国西部占领区的工业中心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一提议进一步激怒了美英代表，使得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赔偿问题的僵局，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了“分区赔偿”的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思想是战胜国可以从各自的占领区以及德国海外资产中索取赔偿。作为对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的回报，西方占领区拆卸的部分工业设备也可作为赔偿交给苏联。

贝尔纳斯在给出这个“甜枣”之后，进一步威胁道，如果苏联不接受这一“分区赔偿”方案，美国政府将不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的合法性，并反对波兰加入联合国。面对这一威胁，苏联代表在赔偿问题上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波兰问题一直是斯大林关注的焦点。权衡利弊后，苏联最终同意了“分区赔偿”的原则。

8月2日，与会国按照“分区赔偿”的方案处理了德国的问题，并讨论了对其他战败国如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清算。然而，波茨坦会议的后果却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会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分裂。而在1946年5月，美占区停止向苏联交付赔偿物资，标志着三大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正式决裂。这一事件加剧了苏联和美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从而加速了冷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