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诸侯王多以皇子授封，因此无论是出于其皇子身份，还是作为王国的管理者，诸侯王均需接受相应的教育，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诸侯王在政治、生活等方面，都获得了其他阶层无法比拟的优待。尽管如此，出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子，自幼便受到严格而正统的教育，两汉王朝也莫能例外。

而统治者对皇室成员的教育十分重视，原因在于以皇子身份授封的诸侯王，作为王国管理者需要掌握相应的文化知识，作为享有种种特权的皇族上层成员，诸侯王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使其作为与其高贵的身份相符合，维护好皇室贵族的形象，赢得官员和民众的信任和尊重，有利于整个王朝的稳定发展。

为以皇子身份授封的诸侯王择立合适的教导者，对维护诸侯王与君主关系亦有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对诸侯王的教育十分看重，故诸侯王无论就国与否都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皇子诸侯王在就国时，君主按制度规定为他们选择合适的太傅，以便对其进行教育及辅佐。而暂时不能就国的诸侯王，在居留京师时间也需参与相应的教育活动。

比如，西汉景帝时册封刘彻为胶东王，因为他的年纪幼小不能就国，故在未就国期间在京师接受教育。可见，对已册封的皇子诸侯王，实行教育是君主十分重视的事情，未就国的皇子诸侯王也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

在对皇族成员进行教育时，由谁来进行教授也十分重要。诸侯王太傅，是由中央设置的在日常生活中，对诸侯王进行教育的人员。故在诸侯王未就国时就为其选择合适的太傅，使其在未就国时接受教育，也是他们在居留京师期间，日常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然，皇帝重视对诸侯王的教育，不只是出于管理制度的要求。提高个人素养来避免诸侯王做出违反律法的行为，也是汉代皇帝不放松对诸侯王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因。

这从东汉章帝时期，杨终对卫尉马廖不能教育其子而进行劝诫，以汉初诸侯王不受教育为例，就可见君主对诸侯王的教育问题重视的原因，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体。

正是由于汉初君主一度忽视对诸侯王的教育，导致诸侯王常不按规定行事而酿成祸患，才使得两汉时期君主对选拔有力的诸侯王太傅十分重视。

东汉时期，诸侯王在册封后更是长时间在京师居住。此时期，虽然对王国二千石官员进行削减，但王国太傅依然存在。尤其是诸侯王未就国时，君主还常常召见诸侯王师傅。

由此可见，中央统治者对诸侯王的教育仍十分重视。除了王国太傅承担诸侯王，在京师居留时的日常教育职责外，君主还为皇太子、诸侯王等皇室贵族组织集体性的学习。两汉时期，君主对诸侯王教育十分重视，诸侯王尚未就国时既有相应的教育制度，也有相应的教育人员。

诸侯王作为皇室贵族，参与相应的礼仪活动，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西汉初期，诸侯王在册封后以定时就国为主要表现，其中虽有一些诸侯王由于被册封时，年龄幼小而延缓就国，但基本以尽快就国为授封的最终结果，故关于礼仪活动的记录较少。

随着王国地位的下降，诸侯王在政治制度中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这就使得君主开始有意使自己宠爱的皇子诸侯王延缓就国。尤其到了东汉时期，诸侯王在册封后更是在京师长期居住，甚至有终身都不前往封国的例子。所以，在京师居留期间参与礼仪活动，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诸侯王可参与的礼仪性活动，主要是有严格等级规范的宫廷宴饮。其中包括两种，一种是遵照严格礼制规范按等级限制的官方宴会，一种则是君主举办的允许宗室成员参加的私宴。

对于君主举办的官方宴会，在西汉建立之初，叔孙通初置礼仪规范，高祖建都长安举办的首次宴会中，就申明了相关的礼仪，及对各等级官员及贵族的要求。可见，由君主举办的要求各级官员参与的宴会，对于礼仪制度规范有严格的要求。

同时，由君主为至京谢恩的调任官员举办的官方宴饮，诸侯王也需要参与。由此可以看出，由君主举办的宫廷宴会，在礼仪上对各等级人员进严格规范，但此类宴饮却是诸侯王在京师期间，必须参加的礼仪活动。

当然，除了官方宴会，君主有时也会举办私宴以款待宗室成员。例如东汉光武帝时期，安成孝侯刘赐就因为作为宗室而颇有恩信，多次参与光武帝之私宴，以赐有恩信，故亲厚之，数蒙宴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

作为刘氏宗室成员，刘赐以恩宠而可常参与君主举办之私宴。但是，这种私宴不像官方宴会要求严格，相比来说应该算是宗室成员与君主交流与娱乐的活动。

除了宫廷宴饮这类有严格限制的礼仪活动外，东汉时期未就国的诸侯王，还参加一些祭祀姓的礼仪活动。比如，章帝子清河孝王刘庆，由于册封之后未就国，因此常有机会参与此类活动，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同时，其他未就国的诸侯王也参与这样的礼仪性活动，至冬，从祠章陵，昭假诸侯王羽林骑各四十人。由此可以看出，参与礼仪活动是未就国诸侯王，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