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党项族，社会组织较为简单，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组织军事力量，社会形态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

《旧唐书》载党项：“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可见早期党项的生产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基础薄弱。

最初党项羌的经济形态也影响着军队士兵粮食的供给，军民的日常食物相对来说较为粗陋，在粮食匮乏的灾荒年代，野菜也成为经常食用的食物。部落士兵的粮食筹措主要是以自备和掠夺为主。

随着党项势力的发展，屯田开始出现，农业得到了发展，同时也通过贸易换取粮食，屯田和贸易所获得的粮食中部分以供军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军粮的供给。

早期党项士兵主要是以部落组织为单位，平常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出征。

士兵作战时通常自备武器和粮饷，由于士兵携带的粮饷较少，因而这种由各部落自筹粮饷的方式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粮食由他处转输的弊端，减少了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失。

不利之处在于战时携带的粮饷，会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党项适宜于快速的流动性作战，而不宜进行长期的攻城和防御战。

由于早期党项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因而除士兵自备外，其军粮供给还主要来源于战争掠夺。

战争劫掠历来是游牧民族政权获取物资的主要途径，早期党项农业基础薄弱，为了获得充足的粮草，经常在战争中掠夺财物作为后勤的补充。

早在唐开元九年（721年），灵、夏等州爆发了以胡人康待宾为首的反唐斗争，胡人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

虽叛乱最后被张说击破，但反映出中晚唐时期党项诸部对西北诸州的寇扰仍然较为频繁，同时从胡人和党项先占据仓粮的策略也可体现粮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唐元和九年（814）将天德军移至旧城之前，周边居住的百姓“常苦室韦、党项之所侵掠”而逃窜到山谷之中，不知去向，百姓很难安稳的定居下来，直到旧城修建完成以后，唐又以三万余家迁至城内，自此边军益壮，人心安定。

党项族所处之地属于东西南北往来贸易的重要通道，后唐明宗时期常驻在灵、庆之间的西路党项不时劫掠往来于中西陆路交通前去朝贡的使者，并将其获得的使者卖给他族以换取所需的牛、马等物资。

同时党项还经常抄掠灵武之间的戍兵饷道，“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直到后唐明宗派遣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前往安抚，党项寇边之患才有所缓解。

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党项率十五部寇边为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所破。《西夏书事》载：“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德明境内荒歉，与邻近的族帐争博粜量斛以平物价。

又点集所部广作炮楼，西攻河州宗哥诸族，破之，尽掠其货财”。李德明在位时境内荒歉，与邻近的族帐争夺卖米量器用来平衡物价

同时点集其部族攻打河州宗哥诸族，将其货物和钱财全部掠夺，可见粮食缺乏也是党项发动劫掠战争的原因之一。

尽管早期党项的寇边大部分都被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党项的寇边活动，使其或多或少的获得了诸如粮草、牛马之类的物资。

党项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其畜牧业发达，盛产良马和青白盐，而农业基础相对薄弱，生活资料匮乏，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其必然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来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

元和十四年（819）九月，夏绥银节度使田缙，“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其不仅体现了唐末边将对党项诸部的压迫，也反映了丰富的畜产品是党项族得以与中原民族政权，交换粮食等农产品的重要资本。

《旧唐书》载党项：“求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亦可反映出早期党项就有以剩余的畜产品与周边民族交换麦子酿酒的经济活动。

不仅如此，党项还利用丰富的青白盐资源与周边民族贸易，史载：“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先是，贸易粟麦，用资糇粮。”通过与中原民族政权进行畜产品、青白盐的贸易，党项族换取了较为丰富的粮食。

同时在灾荒之时，德明也采取贷粮于宋以及与宋贸易的方式解决，宋真宗时期，绥、银、夏三州由于旱灾造成饥荒，宋真宗也本着友好和平的方针，“诏榷场勿进西人市粮，以赈其乏”。

可见榷场贸易也是党项获取援助，缓解粮食压力的重要途径。党项通过贸易也能换取较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军用粮食的供给。

早期党项内附于唐时就经常侵扰边境，由于党项的频繁寇扰，唐政府还派遣节度使前往招谕安抚党项各部，一些节度使在任内，主持修建军事防御工程的同时开展军事屯田。

唐大中五年（851），南山党项迫于饥寒，穷无所归，依旧抄掠寇扰，唐政府派遣李福前往招谕，并“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

这一举措促进了党项境内及其周边地区农业的发展。早期党项屯田就带有较强的军事目的，屯田由各部落首领组织领导。

有关西夏屯田的直接史料相对较少，西夏屯田最早是从李继迁围攻灵州之时开始，到了崇宗乾顺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行“屯堡并置”的举措。

李继迁率领部落首领占据地形险要之处，并在灵州周边土壤肥沃的地方实行驻兵屯田的举措，部族士兵在空闲时进行耕作，“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间为屯田计，空闲耕耘，骚扰日甚”。

这样既满足了党项族自身军队粮食供应的需求，同时对灵州城内军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李继迁在周边屯田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最终成功夺取了灵州。

李继迁围攻灵州之战的胜利使党项人占领了兴、灵平原，获得了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兴、灵地处黄河冲积平原，有农田灌溉之利，汉朝和唐朝时期就曾利用灌溉的便利在此进行农业生产，所生产的粮食用以供边境士兵食用，反映了兴、灵地区具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所生产的粮食部分也能够供应军队所需。

随后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都而居之，继迁认为西平府地理位置优越，控扼西部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备”。

在李继迁看来西平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如在此修建城池，训练兵士，囤积粮食，将会对关中造成较大的威胁。

宋咸平六年（1003）十月，继迁率兵袭破西凉府，自此党项族取灵州、西凉之后，政权进一步得到稳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兵食，真天府之国也”。

由此可看出，早期党项族的农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兴、灵平原一带，府库积聚也可以反映早期党项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此为战争时的资粮做准备，屯田带动的农业发展为军粮的供给提供了又一较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