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知青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知青大规模返城又是怎么回事?

45年前的1979年1月，经过艰难曲折的街头抗争，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名知青被允许回城，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今年9月22日，这次抗争运动的主要领头人丁惠民先生，在重庆去世。

看完下面这两篇文章，你就大体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逝者] 知青英雄丁惠民：他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

新三届 2024年09月24日 00:54 广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人物简历

丁惠民（1953-2024），上海人，69届中学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1978年10月写下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随后组织云南农场知青进京请愿团，开启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1979年10月最后离开景洪农场，顶替母亲到湖北工作。两年后结婚，调到妻子原籍的重庆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

原题

丁惠民的梦

（外一篇）

作者：徐楠

24日下午，丁惠民先生追悼会将在重庆举行

写在前面：45年前的1979年1月，经过艰难曲折的街头抗争，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几万名知青被允许回城，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之序幕。

本月22日，这次抗争运动的主要领头人丁惠民先生在重庆去世。本号转载两篇旧文，以志缅怀。

当年北上请愿团的部分核心领导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左一为李长寿，左三为丁惠民，左四为刘先国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上海赴云南上山下乡知青丁惠民(左)

靠 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就拿去炸鱼……”

知青时期的丁惠民

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

与丁惠民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 逢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丁惠民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李长寿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农场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 自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丁惠民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1987年，刘先国去了上海。

后来的20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19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他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轮 回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随之让知青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夹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30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 聚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30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30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诅咒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

丁惠民，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原载《南方周末》

视频：1978年，知青返城大抗争

外一篇

女儿眼中的

“知青领袖”丁惠民

作者：丁一

我是爸爸的独生女儿，也是他的掌上明珠。但是我并不喜欢爸爸的生活方式，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做事情从来没有顾及到他还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家。

从我上小学到大学毕业，我的所有学费、生活费都是靠妈妈供给，爸爸没有为家里赚过钱。在我的记忆中，我爸爸整日就是一个忙忙碌碌，到处奔波的人。他的心里装的全部都是“知青”，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家，还有老婆和女儿。

丁惠民全家福

前几年，我们在江北区嘉陵江边的房屋拆迁，按照政府的安置我们将会分到五里店的一个新修的小区，那里的房子有电梯也有广场花园，但是我们没有补平方面积的钱，还有新房的装修费，只好放弃了。因为我们家里平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只有二手房可能买得起。

为房子的事情妈妈上上下下的跑，妈妈看中了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前几年重庆的房价还没疯涨，我们的拆迁补偿费刚好能买得起这套房子。这是司法局的老家属区，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靠单位来解决住房的，司法局就在自己有限的面积里，见缝插针地建造了这栋家属楼。

我们家朝南面对的是一栋斜楼，离我们最近的距离不到五米，斜线的最远距离不到十米，因为楼盖了很多年了，现在司法局的家属基本上都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这几栋楼或买或租，原来的司法局的人反而少了，居住人员也比较杂。旁边楼底下还搭满了违章建筑，住着许多外来民工，所以一片嘈杂声。朝北的楼房从卫生间的窗户后面可以触及对面的墙，相隔不到两米。

只有我的小房间窗户外面开阔一些，可以晒到点太阳。现在大城市里很少再能看到我们这样的建筑。妈妈看中的理由是这里的装修虽然过时了，但还可以用，将就着住进去可以省了装修费。虽然没有阳光通风也不好，不过这套房子是三居室有九十多平米，我爷爷和奶奶身体不好，就指望着和儿子在一起度晚年，如果爷爷奶奶过来居住不显得拥挤，更是考虑到房间在二楼老人上下楼不吃力。家里的空调和一些家具都是原住户留下的，省了不少钱。

左起第六人为丁惠民

多年来，妈妈一直打几份工，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供我上学用。妈妈现在还在为一家盲人按摩诊所做杂务工，清晨六点左右就要出门，洗被单、毛巾什么的，要到八、九点钟回来，下午还要去收拾。这份工作开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两百元，干的时间长了，人家也觉得妈妈朴实勤恳，每年加一点，现在已经加到每月六百元。我说妈妈你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何苦那么辛苦。妈妈的回答一直说不累不累，有点收入补贴家用也是好的，所以一直坚持到今天。

爸爸被拘留后，我跟妈妈说，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妈妈说虽然去年你爸爸拿到了养老金，万一你爸爸被判刑，养老金也就没有了，你爸爸的医保金没有交完，我不打工哪有钱为你爸爸交纳医保金。

左为丁惠民

我妈妈也反对爸爸“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对爸爸好言相劝没有用，他们老两口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经常争吵。爸爸的回答就是：你们光想的就是自己自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干什么的？爸爸提出的问题，我听了好几年了，读了大学以后才渐渐明白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观的问题。爸爸最喜欢说的就是雷锋的人生观：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一个人活着就是能为了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觉得爸爸也不像雷锋，人家雷锋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偶像，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妈妈不能忍受爸爸的这种人生观，所以在几年以前两个人就协议离婚了，没有争吵，没有声张，更不让我知道。

现在我也是一个大人了，才明白他们多年分居的原因。我渐渐长大了，我能体谅妈妈，也慢慢理解父亲，特别是看到父亲和那么多的知青叔叔、阿姨在一起的开心快乐，和父亲对他们的感情，我更理解了他们。父母离婚后，生活上仍然是妈妈在一直照顾着爸爸，我知道妈妈从内心里是爱着我爸爸的，她为了我和父亲任劳任怨，洗衣、做饭、料理家务，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我看到的默默奉献的是妈妈，爸爸的影踪我依旧很少看到。

爸爸一生为之奉献的是“知青”，可是知青都是穷朋友，他们都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身体好的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身体不好的，往往连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工作的还是要养家糊口，还要交纳养老金、社保金、医保金等等，每每遇到这种人来哭诉爸爸还会拿出钱来慰问。妈妈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你自己都没有承担过家里的生活负担，还要去管别人，难道你是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可是爸爸老是说，我们家又没有负担，比人家的生活好多了，爸爸的比就是这样比的，他一直与和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从来没有和那些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比。

爸爸有的时候可以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拿办全国知青文化节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民间的个人力量办不起来的，我觉得这么大的活动能办成也是全国知青对我爸爸的信任。对他的人品，他的能力，他的事业心的认可。要不换个人来一没钱二没权谁会听你的话？这一次我爸爸出事，在重庆请不到律师，好容易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家开口就要三万，最后研究说不敢接，怕受丁惠民的事情牵连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所以我们只好请上海的律师，说实话律师费是朋友资助的，我们为接待律师也很发愁，我们没有钱去开宾馆，好在律师能在我们的寒舍屈居。

我们很感动，也很愧疚。大热天多少次跑江北分局都是步行的，住了五天没有一天开过空调，害得李律师身上长痱子。妈妈陪李律师去朝天门看涨水，乘的都是一元钱的公交。天黑了我们想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李律师也坚决不同意说要回家吃，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家的清苦。妈妈开玩笑地说李律师到重庆来减肥了。六十七岁的李律师还患有多种疾病，能在那么热的天气里，不远千里到重庆这样的火炉城，上下奔波劳累，人家为的什么？是为了赚律师费吗？我不这样认为。

中间为丁惠民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毛泽东了，因为有这样的爸爸，也迫使我看一看爸爸床头放的毛泽东选集。我看到有一篇《青年运动的方向》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青年是不是和劳动人民相结合，如果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就是革命的，如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就是反革命的。

不管我的爸爸是什么结局，我相信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无罪！我爱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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