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周五，适合仇富。（bushi）

每当我午夜梦回想起前同事说，他从小住独栋别墅，还带游泳池；

“后来家道中落，只留得起学费半年30万的学”时，我都想跟这帮有钱人拼了。

有钱人嘴里的“家道中落”，到底是不是一种凡尔赛？

一方面，我也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另一方面，我从小在一个把经商当胎教的小城市长大，确实见过很多从一夜暴富到一夜破产的例子。

所以今天找来了几位朋友，想跟他们聊聊家道中落这事儿。

他们可能算不上是大富大贵，但确确实实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Eliot的父母辈比他先体验过什么叫家道中落。

他的外婆年轻那会儿是本地的名媛，爷爷二十来岁就公派西雅图。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到了他父母这一代已经是普通的小职工了。

Eliot出生后，父母辞职创业，做的是装修行业下的一个细分领域。

因为起步早，抢占了时代先机，再加上脚踏实地，几乎垄断了当地的生意。

95年，他上的是市里最贵的私立小学，但学校是全封闭式的，Eliot吃不了这个苦。

“那时候不支持私转公，我爸就给公立小学捐了一个机房，几十台全新的电脑。”

08年出国留学，住的是市中心，房租两周8000人民币；当时的女友在国内，他每个月都要飞几个来回。

毕业两年后，Eliot才隐隐感觉到家里的经济水平不如从前了，因为妈妈会在他要钱的时候劝他省着点花。

等他真正回了国，才发现父母已经卖掉了家里的几套房。

原因是吸了父母不少血的亲戚，合伙忽悠他们快速扩张。当父母因为资金压力停了手，已经元气大伤，索性把几家门店都关了。

“我爸妈都不算是精明的人，时代一变，他们就被甩在了后面。”

Eliot很清楚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想把爸妈为数不多的养老钱赔个精光，于是决定北漂。

14年，他月薪七千。住在步行可到公司的地方，月租三千九。

前俩月，他还保持着原来的消费习惯，吃高级餐厅、住五星酒店。直到某次刷卡的时候，发现自己连信用卡额度都不够了。

最穷的时候，碰上好朋友结婚，他全身上下连三百块都凑不出来，甚至想过给朋友打欠条。

后来把相机卖了，拿出两千随份子。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挣钱比我想象的要难很多。”

Eliot退租换了个月租两千、不到十平的隔断。早晚吃公司食堂，下班的消遣就是去公园跑步。

发了工资只留八百在卡里，其他都存起来。以前在国外理个发花三千，后来在北京超过三十五的都不剪。

小时候跟他家境差不多的同学，多数都定居国外了，他们问起他的近况都表示不解。

但Eliot觉得现在过的不差，真要怪也得怪自己不争气。

“前二十年能得到父母辈的荫庇已经很幸运了，我对他们只有感恩。”

正如Eliot自己说的那样，他的运气不算太差。

至少守住了温饱，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陈彻就不一样了，从小优渥惯了的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连饭都吃不上。

小时候父母忙，一心扑在家里的钢铁厂上，所以基本都是保姆在照顾他。

过年的时候磕几个头，压岁钱能收到五位数。因为不缺零花钱，班里的同学总爱跟着他玩。

九十年代，爸爸给家里置办了六千块的音响。第二天陈彻去上学，发现连老师都听说了这事。

直到初二那年，爸爸被熟人设局签下假合同，欠了一百万。

虽说烂船也有三斤钉，但当时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他只能辍学。

父母连电话都不敢开机，一家三口借住在姑姑家的小房间里。除了吃饭上厕所，爸妈可以一整天连房门都不出。

“我爸一蹶不振，不肯出去找份工作，甚至想过自杀。”

后来他们搬进了出租屋里，但一到除夕夜，爸爸就会躲出去，因为家里坐满了来讨债的人。

辍学后，陈彻就去家附近的工地上打黑工，同时找些散活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后来花了几年时间考下资质证书，跟姑父借了些钱，买了吊车，租了一支小工程队。

一直到去年，陈彻才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了。

回想起刚遭遇巨变的那段时间，他说自己根本来不及悲伤，满脑子只想着如何改变现状。

贫穷就像水鬼，它从不大发慈悲，只会觉得把你拽地不够深。

所以对陈彻来说，他并不贪心回到高处去，只想努力回到人群中。

这一点阿木比谁都认同。

九几年那会儿，阿木的爸爸在南方的某个煤矿公司担任高层。

公司给配车配公寓，还有私人助理。

妈妈留在家里做全职主妇，照顾他们姐弟俩。

“小时候朋友都爱来我家玩，我家什么稀奇的玩具都有，我爸还喜欢成箱成箱往家里寄热带水果。”

阿木成绩不好，父母就从市里请来老师一对一教学。印象里，妈妈给老师塞的红包有半指厚。

爸爸给爷爷奶奶在老家盖了村里唯一一栋三层小楼，为了获得许可，还自掏腰包给村里修了条路。

10岁那年，爸爸回到本地创业，并瞒着家人投资了矿场。

三年后，创业、投资均失败，爸爸赔光了家底，还欠了八十万。

阿木又开始了一年见不到爸爸两次的生活，只是他这次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还债。

起初，一家五口就靠爷爷每月不到两千的养老金过。

阿木跟着妈妈去菜场，发现她的钱包里面只有五块和十块，看不到一张红票子。

妈妈自打结婚以后就没工作过，只能找一些低薪的体力活，下了班还要带一些手工活回家做。

当时阿木刚来生理期，发现班上小姑娘用的都是电视广告里的卫生巾，而妈妈自己买的是十块钱一大兜的杂牌。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再也没有寒暑假，什么兼职都做，甚至帮人守过一段时间的厂子。

她说自己的胆子完全是靠守夜练出来的，几百平的工厂，她一晚上要巡两次。

如今债还没完全还清，但压力已经小了很多。

家里能不能回到从前的风光早就不重要了，她一心想到达的不是以前，而是以后。

是啊，谁不想做那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呢？

但是人生无常，凡事都没有定数。

这几位采访者比我想象地要“认命”，我是指他们没有困在现实的落差里，一味自怜，怨天尤人；

也没有剑走偏锋，非要强求。

其实“接受自己不再拥有”不比“接受自己从未拥有”来得轻松。

所以现实里才会有那么多比以上几位痛苦百倍的人。

前不久，我看到一种说法：

“现在的人生剧本我们都已经提前看过了，但你还是选择来了。”

“那就证明这里一定有你必须要来的理由。”

不论我们处于什么境地，只有先接受已发生的，才能使你想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