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徐介藩”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印象，这很正常，毕竟开国少将多达上千，能把所有名字全都记住也是难事。

不过这位开国少将的经历还是很值得说道的，他从1926年前往苏联，到1948年才回国，基本缺席国内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重要时期，但他还是能佩戴将星（55年大校，61年晋升少将），这个经历相当稀少。

并且，他的脾气和胆量也是闻名全军，有三件事最能体现：

一是娶了林总前妻，二是58年敢出声反对扩大的反“教条主义”，跟主管政治的谭政大将拍了桌子，三是59年敢顶住压力支持彭总。这样的性格着实刚直！

1901年，徐介藩出生于安徽固镇，1923年就已经入团开始为革命工作。24岁时，他被组织安排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考虑到我党急缺飞行员，又让他转到广东航空学校。

由于当时国内飞行这一块的教学水平不够，1926年徐介藩就被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本来他希望学成就回国为荡平军阀出一份力，结果1927年反动派相继在多省发动反革命政变。

这不仅意味着国内革命形势陷入低谷，还让徐介藩所学无用武之地了，毕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办法组建空军。

幸好，苏联还很看重徐介藩，邀请他留在苏联公安部反特务科任职，这才让他暂时安定下来。

1933年，徐介藩与同事马尔多夫斯卡结婚，次年被调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公安科长。

这里昔日是中国的领土，特殊的地域让他万分思念祖国，然而当他提出请求后，苏联却不愿意放人。无奈之下，徐介藩只能跟异国妻子相依为命。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徐介藩再次提出要回国抵抗外敌，但苏联还是以“留在这里，你才能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为借口回绝。

1948年，徐介藩见苏联已经稳定，中国却仍战火纷飞，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回国，再一次被拒绝后，他当众撕下自己的肩章、扯下自己的制度，这个态度终于让苏联妥协。

客观地说，那个年代中国革命者对苏联有一种独特的崇拜之情，敢跟苏联叫板的还真不多，徐介藩能如此，已经是极为少见的了。

不久，徐介藩带着“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回国，这是他曾经上战场与德国人作战的见证。

只是，他回到国内时，重要的指挥岗位都已经有人担任，他就没有再获得战功，历任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在此时期，徐介藩与苏联妻子有了巨大矛盾。妻子感觉完全融入不了中国的生活，提出要回苏联，徐介藩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报国，此刻怎能离去？于是，夫妻开始分居两国，1950年妻子还病逝在了苏联。

生离成死别，徐介藩内心很难过，他本准备去苏联见妻子最后一面，结果突然接到调令，去往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彭老总的俄语秘书。事发突然，徐介藩只好放下个人感情，匆匆收拾就跨过鸭绿江。

当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很多方面需苏联的支持，彭老总也要经常跟苏联人沟通。本来毛岸英是他的俄语秘书，工作能力也得到他的认可，奈何入朝仅一个月，毛岸英就牺牲了。

此后彭老总换过几位俄语翻译，可要么是不熟悉苏联人的行事风格，要么是没有完全摸透俄语，所以彭老总都不满意，直到徐介藩的到来解决了彭老总的烦恼。

徐介藩在苏联生活20多年，很熟对方语言、性格、习惯等，所以跟苏联人交道时，他除了能准确传达彭老总的意思外，还会为中国争取到很多便利，这让彭老总特别欣赏，两人有段时间是形影不离。

因在朝鲜表现出色，徐介藩回头就被黄埔师兄要走，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程系主任。

他的生活稳定下来后，先把在苏联的三个女儿接回国，但三女更适应苏联的一切并且都已在读书，徐介藩就没有强求。孤身一人的他只好另外开始自己的生活，直到遇见张梅。

张梅可不简单，抗战时期曾有着“延安一枝花”的美誉，她还有个身份——林总的前妻，并育有一女林晓霖。

虽然说张梅早在1942年就跟林总结婚，但林总超然的身份摆在这里，别人即便欣赏张梅也不敢表露出来。

可徐介藩不一样，他认定了就不会管外界的压力，毅然决然追求张梅。即便最初被拒绝，他也没有退缩，不仅对张梅好，还非常关心林晓霖。

他的诸多努力，最终打动了张梅，两人于1956年结婚。林晓霖后来回忆说，徐介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继父。

敢为人所不为，这就是胆气的一种见证。后来还有两件事，也能看出徐介藩的勇敢。

1958年由于中苏关系变得微妙，军委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当时军事教育和军备训练是受影响最重的，徐介藩所在的哈军工自然无法幸免。

有一天负责总政工作的谭政大将专程来到哈军工视察，出席哈军工第一届党代会。

在会议上，谭政贴合军委的路线也批判了一番学院的教条主义。指出过去哈军工的教育路线是根本错误的，要求必须进行整改。

当时反“教条主义”运动已经有些扩大化，哈军工大部分人对此都不太认同，但碍于形势，没人敢反驳谭政的话。

可在谭政说完歇息一阵还待再开口时，徐介藩站了起来大声说：

谭主任，你这不是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啊。我们分到各个部队的学员，各个部队都反映好，教育路线出现了根本错误，能培养出好学员吗？这个问题你如何解释。

谭政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马上训斥道：如果教育路线是正确的，培养出来的干部就不会公开场合顶撞上级领导。

结果徐介藩脾气更大，拍着桌子继续说：你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反驳？你是总政主任，更应有基本判断嘛！不能说中苏友好时，一切都好，中苏关系不好时，就全盘抹杀，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啊。

事实上，谭政并非有意打压哈军工，他第一段出于形势先批评，本准备在第二段表明自己的观点——对我们有用的还是继续坚持。此态度跟哈军工大多数人是一致的。

可徐介藩性子太急了，没等谭政说出自己的想法，就在会场拍了桌子，使得谭政下不来台，负责会场纪律的警卫见状就连忙上前把徐介藩架了出去。

等众人都冷静下来后，谭政接着说：这些年在哈军工的努力下，的确培养出大批人才，关于前面苏联专家支援的，好的坚持，不符合实际上的，一律破除。

大家听后都热烈鼓掌，而徐介藩也在别人口中得知谭政的话，专门跑去跟谭政道歉。

谭政没有怪罪，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提醒以后一定要尊重上级，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好好说。徐介藩的勇敢和谭政的宽容，一度传为哈军工的佳话。

只是呢，性格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一年后，徐介藩再次做了极有胆量之事。

1959年彭老总被批，徐介藩的职务较低没有上山开会，但是在扩大会议时也参加了。他看过彭老总的“意见书”后拍手叫好，发现众人齐齐惊讶地看着他后还说：彭老总说的句句属实，何罪之有？

这些事他敢做，可后来也受到了影响。大运动时期，已经离休的徐介藩因为留苏经历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帽子，生活受到一度陷入困境。

这让他十分不解，他多次试图争辩，可惜无济于事，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徐介藩病逝。

虽然他职务不算高，但勇气却胜过了太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