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是我们维持生命最微小也是最频繁的一个动作。

平均每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呼吸大约两万多次，平均每分钟下来，是12到20次。然而，你能想象当一个人因为肺部疾病，连呼吸都成为了一种折磨，他的日常生活会有多么痛苦吗？

尘肺病患者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每次呼吸都要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多少氧气，每天呼吸两万次，也相当于每天要绝望两万次。他们不得不与病肺艰难抗击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只有一个结局——死亡。而医学界对此困境，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换肺。

然而，自2015年1月1日后，这些亟需更换身体器官的病患，其生存的几率却比之从前越来越渺茫，越来越多的病患只能眼睁睁在痛苦中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走向衰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从这天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禁止使用死囚器官移植。

一般而言，死囚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他们做了如此危害社会的事，为啥我们还得尊重他的遗体完整，不使用他的器官进行医学治疗？如果把这些人的器官拿去拯救病患，岂不是既让他“将功补过”，又弥补了我国器官需求的空缺，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其实，即使全国上下一脏难求，我国也要坚定禁止死囚器官移植的原因，没有那么简单——背后还关乎于我们每个人的人权、法律和伦理的规定，甚至是我国的国际声誉。因此，就让我们走进一位尘肺病病人，从他个人的经历出发，来理解国家的这一审慎决定。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矿业也走向了发展的新篇章。从初期的恢复战后矿山和勘探新矿山，到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的强力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矿业机械化，以及21世纪以来至今的全国矿业位于世界前列。我们决不能忽视的是站在矿山基层，用双手一砂一砾建构起这一切的矿工。

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矿工身体之中的苦难——为首的，就是尘肺病。

在长达几十年的矿井作业中，矿工们会吸入无数肉眼不可见的矿物质粉尘，它们无法被人体的新陈代谢排出，就这么留在了矿工们的肺里。这些细小的粉尘积少成多，渐渐阻塞了肺脉，长此以往，肺就会布满结节或纤维化，失去它本来的功能，使得矿工从一开始的咳嗽、气促慢慢发展到后来的肺衰。

年轻时用健康换钱，老了却连呼吸都成了奢望——这就是将病患“凌迟”十数年的尘肺病。

截止2020年底的统计数据，我国煤矿矿工的总数达到了6754万左右，如果加上其他矿物的矿工，数量还要多上不少。其中，每年大约会有5.7万名矿工患上尘肺病，而这一数字显然还不包含对尘肺病不甚了解以至于无从就医的矿工，以及还来不及诊断就失去生命的矿工。

肺部的纤维化无法治愈，就像人无法把煮熟的猪肉变成生肉一样，因此治愈尘肺病的唯一一条路径，就是换一颗健康的肺。然而在这上万甚至上十万的患者人群中，可以成功换肺的患者数量，从有记载至今或许也只有几百例。

幸运的是，在录制纪录片时，一位名为廖连和的尘肺病患者诊疗的全过程被拍摄了下来，我们也有幸得以从中瞥见这个神秘群体的生活一角。

廖连和来自淮南矿务局，是淮南市第一个做肺移植手术的人。他1980年就开始下井工作，找到无锡人民医院的肺移植团队时已经64岁，而他已经被尘肺病折磨了20年。

医院肺移植团队的核心名为陈静瑜，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以进行肺移植手术的专家。在2018年，全国肺移植手术量的47.5％都是他带领的团队完成的，数量高达142例。可以说，每天都有几十上百走投无路的肺病患者找到陈静瑜医生，只为了博取一线生的希望。

廖连和试过各种治疗手段，实在没有办法缓解病症，于是他的儿子廖延龙带着他找到了陈静瑜医生，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凑够给父亲手术的钱，廖延龙不惜把车卖了，拿出所有积蓄，凑出了60万，而这仅仅只是摸到肺移植手术的门槛。在诊疗时，陈静瑜医生对廖延龙夫子做了谈话，表示进行肺移植手术必须再三考虑。

首先，手术过程中的死亡率高达20％，患者有很大的概率甚至下不了手术台，而能否扛过后续的感染更是只能赌命运的眷顾。这一过程中，几十万只是平均费用，后续护理也需要很大的支出，如果经济紧张就不要进行手术，以免人财两空。

当儿子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去死？廖延龙没有犹豫，还是决定支持父亲手术。随后，他们一家人便开始了仿佛没有尽头的等待。

要做肺移植手术，肺源能否匹配是关键所在。而当时一个器官平均有30个人在等着用，到底给谁移植？谁的病情更危重？谁的预后更好？这一切都要看器官分配的准则，以及医生的评估。

2015年国家禁止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后，器官移植只能靠爱心捐献。然而爱心捐献除了数量极少之外，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手术可能第二天就要开始了，前一天捐献者家属却临时反悔，患者从天堂掉落至地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有的患者甚至会经历许多次这样的情况，此后一蹶不振。

然而，患者也无法去苛责捐献者家属太多，最多只能抱怨命运的不公，以及自身的倒霉。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能否“完整”地入土为安，是非常重要的。人“死都死了”，还能不让他好好地走吗？

因此，廖连和和他的病友们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在病房“抱团取暖”，用辅助仪器艰难地一呼一吸，以延续即将油尽灯枯的微弱生命。

幸运的是，廖连和不久便等到了合适的肺源。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生命接力”后，肺源终于安全运到了无锡人民医院。实际上，一颗肺自取下后的极限安全时间只有12小时，时间一过质量就会大打折扣。而刨去手术的时间，这颗肺最好要在10小时以内送进病患的体内。

而肺源往往来自全国各地，与病患动辄相隔上千公里，因此负责取肺源的医生即使走绿色通道，民航、高铁无缝衔接，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跑赢死神。很多时候，还没等到肺源到达，病患就先因呼吸衰竭离开了人世。

更加幸运的是，廖连和的手术有惊无险地顺利完成了，只要再熬过排异期，廖连和就可以回归正常呼吸的生活。

只可惜好景不长，术后一周，廖连和还是因为感染引起了多种并发症，任何治疗手段都已经失去了作用，廖家花费了几十万和数年心血，最终还是得到了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廖连和去世了。他的儿子廖延龙在治疗过程中一直保持乐观积极、坚强冷静，鼓励着一大家子人的士气，最终也还是在病床前哭得不成人形。

如果廖连和再早几年就去治疗，是不是就能很快等到某名适配的死囚的肺，不用花费这么多钱，也不用等这么久，或许还与他的身体更适配，从而得以幸存下来呢？只可惜命运从不给人重新选择的机会。

事实上，在禁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之前，死囚器官确实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之一。

根据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移植的器官中有65％都来源于死囚。而到2015年时，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提到中国80％的器官移植已经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

可见，在禁用死囚器官后，我国病患器官移植的需求仍然很大，而公民自愿捐献方面虽然逐步建立了越来越完善的法律法规，但愿意捐献器官的公民终究还是少数。因此，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既然如此，为啥还要坚持禁止使用死囚器官呢？

关键在于，在世界伦理和人权领域，器官捐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自愿捐献原则。也就是说，器官捐献应该是基于完全自愿和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也有死囚确实是出于个人意愿才捐献器官，但一部分捐献可能是由于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或是被人胁迫。

这样的情况明显违背了国际认可的器官捐献原则。但你也可能会反问，反正都是死囚了，危害社会无恶不作，都不算是“人”了，还在乎他的人权干嘛呢？

其实，国家表面上是维护了犯罪人士的权利，根本上维护的却是社会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我国的司法公正问题。

你还可能会问，反正这是国际社会定的规矩，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不管不顾，优先照顾本国公民的医疗需求呢？其实这并不只关乎于我们的国际声誉，还事关我们国家医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国际医学界对我国使用死囚器官的做法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人权。由于这个问题，我国的器官移植医生和研究人员在国际上遭遇了学术的孤立，被拒绝在国际会议上发言或者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

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制定新法新规，使其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

另外，随着司法改革，我国的死刑案件数量已经逐渐减少了，即使不禁止使用死囚器官，未来也不会再有足够的死囚器官来源。因此，我国虽然是为了顺应国际公约才禁止使用死囚器官，但实际上也一石二鸟，可以利用这个恰好的机会来摆脱我国医疗界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为了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我们国家在这些年来做了不少努力。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公众教育活动，在各种社交平台在对器官捐献进行良性宣传，并且改善捐献者家属的补偿待遇，有效地鼓励了更多公民成为器官捐献者。

另外，在体系上，我国也积极地优化了器官分配系统，使得器官的分配更公平透明。在技术上，我国则在不断加强器官保护技术和移植技术，并且大力推动人造器官的发展。

虽然这一切措施都需要时间来产生效果，也就是说我国在短期内还将面临严峻的器官短缺问题，但在长期以往的推动下，相信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病患成功换上新器官，击溃病魔，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