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夏商周，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觉，认为这三个朝代只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朝代（时期）当中排在最前面的一小段。

但其实，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今天，只有2200年，而夏商周三个朝代，延续时间却有1800年。也就是说，从夏朝到今天，单单夏商周三代统治时期就占了接近一半。

而另一个容易给人造成的错觉，是夏商周三族在时间上呈先后顺序，但其实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个部族并行起源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

在以尧舜为部落联盟核心的龙山文化晚期，商族的首领契和周族的首领后稷都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凭借夏、商、周、涂山等部族组建的新的政治同盟，唐虞的国上之国地位最终被取代，夏朝得以建立。

当然，《史记》中关于“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和“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治水”的记载并非历史的真实全貌，商、周两族在瓦解以晋南为核心的唐虞政权过程中，绝非仅仅是帮助大禹共同治理水患这么简单，这一点，我在下文会详细说到。

在史书的编排当中，夏商周三族不仅同时起源于尧舜时期，而且在血缘关系上还异乎寻常地亲近。说大禹是颛顼的后代，后稷是帝喾嫡长子的后代，而契则是帝喾庶子的后代，追根溯源，颛顼、帝喾又分别是黄帝的孙子和曾孙。

可以说，史书把夏商周三族都编排进了同一个世系当中，这固然是受到了万世一统思想的影响。不过，夏、周两族源自黄帝为首的核心族群，却是有迹可循，并非凭空捏造。

首先，夏朝的国姓姒姓和周朝的国姓姬姓都由上古姬姓衍生而来，从“女”偏旁可知，这一姓氏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而商朝的国姓却是子姓，不在“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之中，也就是不属于黄帝部落联盟的核心圈。

其次，周人的始祖追溯到黄帝，这个是得到了周朝官方承认的，在西周的文献中，对于被商朝推翻的夏朝，也是推崇备至，周人自称“有夏”，以夏后裔自诩。

查看周朝历史会发现，在西周建立前后，周族首领包括此后成为天子的周王，多次与姒姓部族联姻，如周文王就迎娶了夏朝亲族有莘氏之女太姒为正妃，周幽王宠妃为褒姒（褒国姒姓女子）。这也从侧面表明，夏、周的确存在着亲缘关系，所不同的，只是父系与母系后裔的区别。

比如，《史记》虽然记载商族首领出自黄帝曾孙帝喾庶子一脉，但早在三国时期，谯周就质疑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

事实上，在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从来没有记载过商朝的祖先出自黄帝一脉。其中最值得可信的是商族自己的说法，毕竟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祖先的来历。

从商朝流传下来的《商颂》诗歌中，商族自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段记载表明，商朝人知道自己祖先的母族来自有娀氏，但父族却是玄鸟，或者干脆含糊的称之为“帝”。

可能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商朝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谁，只好把某种神话物当作自己的祖先；第二种可能是商朝的父系祖先是以玄鸟为图腾的部族。

《山海经·大荒东经》曾无意间记载了“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王亥被甲骨文称作高祖，由此看来，似乎第二种可能，即商朝源自以鸟为图腾的猜想更具说服力。

那么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又是哪一个呢？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发掘开始，到如今近100年过去了，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理清了商朝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正是根据早商、晚商文化在文化发展上的共性，考古工作者得出了在河北邯郸漳河流域发现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前，商族的聚居地是在河北的漳河流域一带，其中尤以磁县留下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但是，下七垣文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商朝族源的问题。首先，下七垣文化在冀南一带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和混合性，并非由本地文化自然发展而来。其次，根据碳十四的绝对年代测定，下七垣文化的上限仅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也就是夏朝中晚期，远远达不到大禹时代。

好在同一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存在器物使用上的延续性，这为继续寻找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的前身，提供了可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曾说过“陶鬲作为最主要的饮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点”。

从器物群上来判定族属和族源，也是考古学通用做法。根据对下七垣文化核心器物群的判定，考古工作者认为，下七垣文化的来源共有三处：分别是以绳纹夹砂有腰隔甗、卷沿深腹盆为特征的河北南部龙山文化涧沟型；以鼓腹鬲、三足瓮为特征的山西晋中龙山文化许坦型；以夹砂中口罐、大口尊为特征的山西晋南夏文化东下冯型。

其中：河北涧沟型龙山文化和山西许坦型龙山文化是构成下七垣文化的主体，下七垣文化是二者融合的产物。而冀南一带的龙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又受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商朝先祖的来源，理解为河北本地族群、山西晋中族群以及山东泰山族群合并形成的“大商族”。而从先商延续到晚商的商族使用陶鬲这一炊具来烧汤和煮熟食物的文化习惯，正是源自晋中族群。

传世文献中关于商朝先祖的活动区域的记载，也恰恰集中在冀南鲁西这块区域，与考古发现吻合。

不仅如此，分子人类学工作者在对殷墟大司空村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线粒体DNA分析后也发现，商代晚期居民的体质类型包括了“古中原型”和“古东北型”两种，人群来源多元，但又同属单倍型D，与秦汉以后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居民存在连续性。

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DNA佐证，都推翻了一则流传很久的谣言“商朝是白人建立的”。先商文化在华夏大地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与外来无干。

但我们接下来还需要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本生活在晋中的族群，为何突然会东进到河北？

上文已经提到，商朝的先族契绝非仅仅是帮助大禹治水这么简单。

在大禹建夏之前，山西晋南地区存在一个以陶唐氏和有虞氏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大禹想要在以河南崇山为中心一带建立一个全新的国上之国政权，就必然面临着“改朝换代”问题。

正如韩非子所言，“禹逼舜……人臣弑其君”。大禹对部落联盟体制的重新构建，绝非通过所谓“禅让”就能和平解决的，那只是儒家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世本》曾经记载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商均是舜帝的儿子，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舜死后，大禹和商均成为对峙状态，商均占据了尧舜原本的都城平阳，也就是考古发现的晋南陶寺遗址。大禹不得不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告成镇另建新都阳城。

但奇怪的是，下面的记载又紧接着说“晋南的平阳和晋中的晋阳都成了大禹的都城”。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在对晋南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时发现，陶寺文化晚期时遭遇了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这些族群攻破陶寺以后，将陶寺王族墓葬全部捣毁，宫殿、宗庙和城墙一律推倒。从贵重随葬品被随意丢弃来看，这支外族并非图财，而纯粹是政治报复。

但是，攻破陶寺的却并非是大禹的夏后氏族群所为，因为陶寺晚期并未发现夏文化遗存，反倒是陶寺原本的主要炊器釜灶变成了陶鬲，而墓葬形式也变成了与殷墟西区布局相似的穴位错落的群组式。

从核心器物群和墓葬形式判定，攻破陶寺的族群源自晋中一带的鬲族群，即商族的前身。也只有这一族群与大禹建立过政治同盟，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唐虞所在的晋南，具备攻击陶寺的动机和能力。

陶寺在遭到第三方毁灭后，夏后氏势力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晋南一带，建立以晋南豫西为核心统治区的夏王朝，也表明了夏后氏和攻击陶寺的族群存在同盟关系。

吉林大学的井中伟、王立新两位教授曾考证，“有娀氏是分布在山西中部的一个古族，商人的母系很可能源出山西”。

如果这个考证结论准确的话，那么灭掉陶寺的族群就可以准确的解读为有娀氏。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有娀氏沿晋东南长治盆地这条入冀的地理通道，进入河北磁县、邯郸一带，与鲁西的山东龙山文化融合成为全新的下七垣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又恰恰是以鸟为图腾的，这或许揭开了商朝先祖的族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