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66年为分界，前后反差最大的人，莫过于谢富治。上上下下，不知多少人看错了他。在二野原将领中，谢富治是对邓政委感情最浅，同时也是对邓政委伤害最深的。

1959年，罗瑞卿因进入书记处，又当了副总理，还当上总参谋长，担子太多太重，于是组织决定去掉他的公安部长职务。对新任公安部长的人选，作为首任公安部长兼上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是很有发言权。罗瑞卿提议公安部第一副部长徐子荣，转正当部长。

邓政委有不同意见，他向中央提议，由原三野陈谢兵团政委、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谢富治，来京担任这一职务。与邓政委意见一致的，还有毛主席——他提名了谢富治。

见毛主席提名、邓政委又如此推崇谢富治，出于对组织的负责和公安部的感情，罗瑞卿亲自走了一趟云南：他过去跟谢富治不熟。

去了一趟云南，算是认识了谢富治，回来后罗瑞卿便不再坚持自己想法，附议邓政委。于是，谢富治没有悬念地当上了。邓政委和罗瑞卿算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长的鼎力支持者，之后却先后受到谢的迫害。

先是罗瑞卿，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谢富治附和滔滔不绝的叶群，并发言声讨，最后罗被一步步撤职赋闲。“五一六通知”后，包括罗自己在内的一家，境遇更是悲惨至极，其中就有谢富治在背后的推波助澜。

1966年开始，本就是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又开始兼任起北京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这都是实打实的职位，他借此掌握了对很多包括老干部在内的人的生杀大权。

谢富治对邓政委的打击，就是之前做过谢部下、当时又是谢手下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都看不过去了。傅崇碧冒着被他记恨的风险，十分直白地劝道：“他过去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么好，你对他应该是了解的，他还上过《毛泽东选集》。你批的哪些问题，我一个都没听过。还是不要那样好。”

谢富治的脸色顿时变得相当难看，但他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于是摆出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过的多了去了。”说完就不给傅崇碧开口的机会。

作为邓政委多年的老部下（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谢富治却胆大妄为、一马当先地狠批起了他。邓政委“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公众形象”，在谢富治口中也成了坏事。被打倒后，谢富治还没有停手，利用职务之便，寻找各种黑材料，落井下石。

对于谢富治的这个公安部长，邓政委后来也是后悔极了，跟罗瑞卿作自我批评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是我提议的，这个人我看错了。”若是谢富治不是公安部长，他们也不至于惨到那种地步。

1980年10月，谢富治的真面目曝光，其党籍被开除，《悼词》被撤销，次年还被确认为犯罪集团主犯。又过了几年，邓政委审查一部军史的影片，看到有谢富治的镜头后，当即喊来负责人，要求将他删除。“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你们把他去掉。”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谁都有看错人、信错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