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军委秘书长兼副总长的杨勇，当时负责主要的总参工作，他特地在京西宾馆，宴请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的张震，一共耗资400元。

这事被人举报，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捅到中纪委书记兼军委顾问黄克诚那。包括杨勇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黄克诚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息事宁人。毕竟是老战友、老同志，得维护一下他们的脸面。

没想到黄克诚特别指示：要查，还要处理。杨勇听说后心生不快，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当下那么多人都这样，干嘛抓着自己不放。黄克诚得知后，立即去电批评。那边电话一挂断，这边杨勇就登门认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黄克诚的威慑力这么大吗？

杨勇、张震、黄克诚，想当年在同一片战场浴血奋战过，还结下了相当深厚的战斗情谊。而且更巧的是，他们是老乡，都来自湖南。三人中，黄克诚的年纪最大，相对而言经历也更丰富。他们出身于红一方面军，一同参与过长征。黄克诚为人如何、脾性怎样，杨勇、张震清楚得很。

黄克诚在59年庐山会议上的胆大，大家都知道，但在战争年代里他的“大胆直言”，却很少人了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全面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我们的政委制度和政治机关也随之消失，不复存在。

平型关大捷后，黄克诚受命调查和总结此战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要恢复政委制度和政治机关的建议。

在此之前的国共谈判，国民党方的谈判代表，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必须取消政委和政治机关，由国民党方派出人员进行政治方面的工作。

我方坚决不同意，但最后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和全民族的利益，做出一些暂时的让步——同意取消政委，同时拒绝国民党派出人员。

黄克诚为何提出重设政委制度和政治机关？不是迎合上面，而是他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调查后发现，平型关参战的115师343旅的685团、686团，作风出现明显问题，还出现部分军阀习气，中基层干部甚至出现以得到国民党委任为荣的情况。

要知道这两支都是有光荣传统的老红军部队，竟这么快就被腐化。要得出让中央决心重设政委制度和政治机关的调查报告，势必要在其中说些得罪人的实话。黄克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写出了一份鞭辟入里的报告。

报告中的情况，都是中央所不了解的。而下面两个团级干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报告，都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杨勇正好是686团的副团长，黄克诚的铁面无私，他早就见识到。

黄克诚复出，刚主持中纪委工作，就跟杨勇“撕破脸皮”；那时的他还未得到中央的正式平反。中纪委重新成立之初，他向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取经，“纪委主要抓什么”。陈云的回答相当简单明了，“抓党风”。

黄克诚深以为然，他在一次开会中，不怕祸从口出，也不怕引火上身，竟然说：“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黄克诚并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而是真的认为，情况到一个相当危急的地步了。

“抓党风”，不能只靠嘴巴说，主要得靠行动做。杨勇公款为李达、张才千送行，为张震接风，这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更何况他们四位的级别和地位如此高，风气如此，习惯也是如此。

此次宴请耗资400元，被人举报到中纪委。黄克诚没有因为杨勇、张震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又都是老同志，而放低标准。他开会批评了这样的行为，并作出“严查，谁出主意谁出钱”的指示。

当他得知杨勇心生不快后，又立即打去电话，他没有用大道理说服，而是说：“你官大了啊，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了啊。”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杨勇知道老首长是真的生气了，于是立即登门承认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我出钱。

杨勇拿自己的工资补饭钱后，还当众作了检讨。当时不少人说情，李达、张才千、张震三个当事人，要求共同承担责任，但黄克诚说什么也不肯让步，就是要出主意的那人出钱和检讨。理由是：“越是老部下，越要严格，不然怎么服众？”

黄克诚的身体力行，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干部，其中就有原副总长何其中，这事发生的时候他刚调到总参。黄克诚的言行，无一不说明他“抓党风”是动真格的。

黄克诚活着在纪委工作的几年里，办的那几件事，都在社会范围引起良好且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