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外交部发布的信息，近日，我国外交部长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赵兑烈在北京进行了正式会谈。

此次会谈标志着赵兑烈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尽管新冠疫情对国际交流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韩国外长此次访华的安排间隔时间之长，无疑反映了中韩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在过去数年中，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倾向于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外交关系的策略，中韩双边关系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赵兑烈此次应我国政府之邀进行访问，显示出韩国政府有意改善和发展中韩双边关系。

在会谈过程中，赵兑烈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外交立场，即韩国不赞同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模式，并期望在与各国的关系发展中实现“平衡”。

这一立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韩关系的紧张局势部分源于韩国政府忽视或放弃了平衡外交的策略。

在文在寅担任韩国总统期间，韩国坚定地保持了在中美两国之间“平衡中立”的外交政策，既维护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又积极发展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形成了一种经济上依赖中国、军事上依赖美国的平衡外交格局。

我国一贯主张周边国家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中立和平衡，不强迫任何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只要有关国家能够坚持中立平衡的外交策略，不追随美方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围堵，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本国利益，我国即表示满意。

赵兑烈在访问我国期间提出的“平衡”外交立场，可以被视为向中方表明了一种重新审视和调整外交政策的态度。

然而，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赵兑烈的会谈中明确提出了中方的期望，即要求韩国政府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这可以被视为对韩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种考验。

韩国政府若真心希望回归平衡外交，那么在台海问题上纠正过往的错误立场，显然是首要且必要的步骤。如果韩国能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明确且积极的改正措施，将体现出其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的诚意。反之，如果未能在台海问题上做出正确表态，那么韩国政府的所谓平衡外交政策将缺乏说服力。

此外，尹锡悦领导的韩国政府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背后的原因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正如《金融时报》首尔站站长克里斯蒂安·戴维斯所指出的，韩国的“经济奇迹”正面临终结的风险。

韩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得益于两方面的支持：一是来自欧美的技术优势，二是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作为一个人口仅有约5000万的中等国家，韩国的经济兴衰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了打压。随后，许多原本在日本的产业链，如汽车和半导体芯片等，开始向韩国转移，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增长。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市场对海外商品和技术的需求激增，韩国因此获得了约30年的发展机遇。

然而，近年来，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对韩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我国在面对美方的打压和围堵时，并未选择屈服，而是通过自身努力推动产业链的升级，这进一步削弱了韩国的技术优势。

尹锡悦政府虽然积极寻求重振韩国的半导体芯片等产业，但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博弈中，韩国实际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加之尹锡悦政府采取了依赖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外交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韩国出口的下降和经济的衰退。

当前，尹锡悦政府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意在避免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从韩国的立场来看，一个小国寻求自救是合理的，但自救也需要选择正确的路径。如果韩国政府不能真正实施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和中立的外交策略，而是继续坚持当前的外交路线，并期望中国为韩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