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古代宗教信仰却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而佛教作为宗教中的一种，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两千一百年的历史。
东晋的发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可谓是昙花一现，西晋灭亡后，皇族后裔司马睿南迁，在江东一带建立东晋政权，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后与孙吴、宋、齐、梁、陈合称“六朝”。
虽然东晋的发展历程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其统治时间仅为短暂的一百零四年，佛教、道教的存在对东晋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东晋时期的佛教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有道安、鸠摩罗什，南有慧远、跋陀罗，东晋存在了一百零四年佛教就贯穿发展了一百零四年，甚至这一时期是佛教东传并在江南迅速兴起的重要时期。
佛教在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兴盛于隋唐，佛教文化充分与我国文化发展融合，作为佛教发展时期之一的东晋，其佛教中国化传播的路径同样备受后人瞩目。
一、佛教分南北，政权更迭下的格局发展
东晋的建立发展并不顺利，公元316年随着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邺下台，西晋也随之灭亡，但是皇帝的旧部并不甘心，仍在全国各地蠢蠢欲动，还有复辟旧朝的火苗。
次年西晋皇族后裔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和中原两大氏族的拥戴下建立东晋政权，建都建康，司马睿为晋元帝。
建立政权后的司马睿在安西将军的帮助下火速清除西晋的残余旧部一统南方。东晋势力在经济和军事上并没有多么强大，朝代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依靠地形优势：
一方面在长江天险之处另一方面又稍偏于江南地区，此外还受南下的两大氏族拥戴，所以才建立了东晋政权。
然而政权虽然建立，但是内部南北两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政权还是得不到充分稳固。为了稳固政权。
除了经济制度上，文化发展也是同样重要的一方面，据史料记载，佛教文化在东晋政权建立和稳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经百年至千年与我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互相融合，纵观佛教的发展历程，东晋对于佛教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佛教格局分为南北两域，北域佛教主要代表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域佛教人物代表为慧远和跋陀罗。
北域佛教发轫于西域沙门佛图澄，早在西晋时期他就来到了洛阳地区，当时地方军队装横跋扈、大肆烧杀抢掠以振军威。
佛图澄与地方军队首领相见，用佛教道术感化了他，阻止了大肆的杀戮，为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争取了和平安定，自此该地区各民族都开始信奉佛教文化。
南方佛教是以东晋地区的佛教为主，以庐山东林寺为佛教中心，东林寺主持就是南域代表人物慧远，慧远一开始并不是信奉佛教，而是信奉儒家思想，后从道安出家。
慧远主持信徒众多，入关以后就分散自己的信徒，他自己就独居东林寺念佛法门。
罗什来到长安后就与慧远共同创作佛学专著《大智度论抄》，然后又请佛陀跋陀罗专门做佛教经论方面的专议，对佛教文化发展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除东林寺以外，在国都建康的道场寺同样为佛教中心，由于当时的王公贵族都非常崇奉佛教，所以佛教文化在建康的发展非常鼎盛。
慧远主持和佛陀跋陀罗都以道场寺为中心发扬宣传佛教文化。除了王公贵族以外，元帝、明帝等帝王都非常崇奉沙门，并且多次建造寺庙容纳僧侣为百姓供奉。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东晋时期南北两域的佛教文化除了在传播发展上达到繁荣，这一时期的佛学经典翻译与前朝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是诸多佛教经典著作的创译为佛教文化的宣传奠定基础；
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使佛教文化更上一层楼；
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
四是律典的译出等这些卓越的贡献都为后世研习佛教律学者提供了有力典据。
二、为安身立命传道，随东晋新贵崛起
东晋地处江南区域，在南北域佛教中也是以南域佛教为主，但是东晋的佛教高僧多来自北方。
这些高僧在首都建康和会稽之间行走往来，对佛教义学的研究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有力贡献。
据史料记载，从北方来建康的高僧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多为洛阳高僧，第二阶段多为襄阳高僧，第三阶段多为关中一带高僧。
东汉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就开始向内迁，由于北方汉族人口逐渐减少，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达到鼎盛。
“五胡之乱”时西晋为了得到中央最高统治权，内部不惜互相残杀，晋帝死后怀帝继位。
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就发生在晋怀帝时期，永嘉五年匈奴兵攻破洛阳城，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共三万余人在这次浩劫中遇难，匈奴兵俘虏晋怀帝，到处烧杀抢掠。
正因如此，大批的寺庙高僧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其中不乏有支道林这样出身士族家庭的高僧。
佛教学者道安为躲避北方战乱南下襄阳，道安僧徒众多，南下到达新野（今河南南阳）地区后分散众多信徒，信徒沿长江南下分布。
上游有的到达川蜀地区弘扬佛法，中下游有的到荆州地区安身立命，还有一些信徒来到江南地区传经诵法。
关中一带的高僧主要以长安的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的僧团主要在道场译事，关内兵患战争频发，导致众多的僧徒流离失所、四下逃散，慧关、慧严等得道高僧迁居建康。
长安法会本来因各种原因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最后魏武帝毁法，众多能言善理者带着毕生所学满腹文章南下游历江浙地区，导致了第三次的义学南趋。
南北佛学的交融也彰显了其各自的文化特点，南方佛学在义理方面有独到的研究，而北方佛学大都偏重于行业精神。
琅琊王氏王导、王敦是拥立东晋王朝建立政权的开国元勋，政治威望极高，同时他们也为佛教在东晋王公贵族等上流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中竺道潜和释道宝两位高僧就出身于琅琊王氏的士族家庭。
释道宝是王导的弟弟，竺道潜是王导的侄子，释道宝淡泊名利，不喜欢世俗与名誉，出家后在剡东卯山避世隐居专注于佛学的修养研究。
与释道宝相比竺道潜更被王导所欣赏，他十八岁出家入仕，在玄学和佛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引经据典、能说善道。
永嘉初年为躲避战乱迁居健康，元帝、明帝、丞相、太尉都被竺道潜的高风亮节所折服。
竺道潜移居健康后就开始弘扬佛法，传经颂典，元帝明帝时期，元明二帝非常欣赏竺道潜，因此他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建武年间，竺道潜被特许能够在皇宫内自由行走，他也经常穿着木屐在皇宫大殿内讲颂佛学经典，在其他人看来竺道潜非常的德高望重。
然而继元明二帝之后，竺道潜为了避开世俗就隐居深山，众多竺道潜的佛学弟子也追随竺道潜隐居深山。
竺道潜隐居后，佛教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从一开始的王公贵族层面转到了三吴会稽地区，自此，从建康到会稽的活动范围就成了佛教士族僧人的活动范围。
据史料记载，在竺道潜隐居时期，大批的僧侣因为佛教被卷入政治冲突之中而从都城转到惔东地区。何充是王导的心腹，也是王导佛教的支持者。
因此，何充是继王导之后重视支持佛教发展的朝廷重臣。在政治斗争中何充势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非常的重视和鼓励佛教僧团。
穆帝登基后，与诸太后结成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利用政策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展，康帝时期，何充兴建寺庙为南下来的僧人提供住所和讲经授法的场所。
后来竺道潜再次请求隐居山里，宁德二年圆寂于山馆。
竺道潜有许多佛教弟子，在竺道潜圆寂后由弟子之一的竺法济接替主持，后因他创作了多部佛学经典而垂名江左，后来的僧人名士都向往竺道潜纷纷隐世而居。
后来又被请到国都建康讲颂经文，正是这些僧人文士的游走活动为后来义学的鼎盛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
以后的发展中，东晋有多的名人僧士在京师建康发展，不仅如此，在其他地区还有许多高僧。
他们品德高尚，精神高杰，行走在人世间散发光辉，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许多世外高僧著出篇章，为佛教文化发展做庇护，为义学教法做辩护。
三、佛教文化传播路，古往今来影响深
佛教作为宗教之一，从东汉传入我国，但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从东晋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名人与僧士交往密切，许多王公贵族甚至帝王崇拜佛学文化，为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佛教文化传播提供了方式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佛理逐渐被平民百姓所接受，王公贵族们崇佛拜佛的行为必将影响整个社会，所以佛教文化的发展对我国文学的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交往在东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东晋时期的僧侣大多数为北方迁入，许多的僧人由于北方战乱不得不南下避难。
而这些僧人中不乏有出身士族家庭的高僧和身份影响高的僧人，他们信徒遍布，信徒思想文化受佛教思想熏陶，将自己的信徒分布后，学徒将自己的满腹经纶通过讲经颂法的方式传播与人间。
这些信徒的文化理念与王公贵族的理念充分契合，得到了高层统治者的认可，所以引来了许多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与僧侣们交谈。
交谈的同时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宣传，更是一次佛教文化中国化的一次升华。帝王和王公贵族的欣赏为佛教在东晋时期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佛教对东晋政权也有所干扰，佛教文化在平民百姓之间的传播更有助于净化他们的思想，更有助于王室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但是东晋后期由于帝王重视佛教，一些僧人即使没有官位仍然社会地位很高，威望很重。
一些佛教僧尼附庸皇权，积极参与朝政，甚至干扰官员的任免，成为了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些上流官员为了避免这样干政现象一度主张限制佛教文化的传播。
结语
东晋佛教中国化的传播途径主要为北方僧侣为避免战乱，南下安身立命，在众多避难僧侣中一些高僧遣散众多弟子，让他们携带满腹经纶，在京师甚至京师之外的地方传播佛教文化，讲颂经文。
历代帝王或者王公贵族等上流人物都非常信奉佛教文化，在上流阶层人物的推动下，佛教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兴办寺庙，建造道场，给南下高僧提供收容安身之所。
当时僧侣虽然没有权力职位，但是由于帝王的信奉，僧人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在帝王崇奉佛教的领头作用下，佛理便被平民百姓所接受。
在得道高僧的高尚品德下，许多的文人雅士也纷纷跟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基础和途径。自此，佛教文化的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每个朝代有他独特的社会生存环境和传播途径，与此同时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在深深影响着我国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在当今世界，佛教文化依旧存在于我们生活，佛教文化传播依然有他独特的传播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