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是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的第二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个神秘老者。

尽管他白发苍苍，但是让人精神矍铄，眼神像猎鹰一样犀利，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老者的身份不一般。

这位老者打车来到组织部门，自称是中共特工，名叫谢汉光，在台湾东部的密林中躲藏了38年。可是，他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他手中拿的，是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由于当年隐蔽工作的需要，谢汉光的入党是秘密进行的，不可能有档案，只有入党介绍人可以证明，但是介绍人已经牺牲。

国家现存的资料无法证实叶依奎就是谢汉光，同时也不能够证实谢汉光就是几十年前潜伏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

因此，中组部的负责人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老先生，你的身份暂时还不能确定。”

老者听了，一脸遗憾地离开了。不久后，老者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中组部门口，他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件，郑重地交给了工作人员。很快，中组部传来消息，老者的身份被证实了，他叫谢汉光，是中共党员。相关部门还通过文件中的6个字，弄清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份，他叫刘光典，一度被误认为是我党叛徒。

刘光典，祖籍山东，1922年生于旅顺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的东北，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之下，百姓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父亲一天到晚劳作，也维持不了温饱。7岁那年，母亲砍柴摔伤，失去劳动能力。屋漏偏逢连夜雨，14岁时，他的父亲又猝然离世。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少年刘光典只得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药店当学徒谋生。后来，刘光典熟悉了里面的路道，开始从事药品购销业务。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刘光典赚到了第一桶金，生意越做越大。

1942年，他在北平有了立足之地，与当地姑娘王素莲结为伉俪。成家后的刘光典衣锦还乡，回到山东滕县老家。因为刘光典曾在日本人开的药店工作过，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回家之后在日伪警察局谋得一份工作。

他的行为遭到家乡父老的唾骂，说他辱没祖宗，没有骨气。齐鲁多豪杰，日本占领山东之后，无数热血男儿拿起武器加入抗战队伍。作为山东人，你不抗日情有可原，但是你跟日寇合作当汉奸，这就很让人无法理解了。

但是家乡人很快发现，他们误解了刘光典。因为那些抗日人士被捕之后，常常会被以各种理由释放，而从中为他们说情的人，正是刘光典。原来，刘光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他的身份做抗日工作。

后来，他的行为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被开除了。之后，刘光典到了北平的辅仁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专业。

虽然北平在日军占领下，但是这所大学有罗马教廷的背景，得以独立办学，不受日寇影响。因此，沦陷区青年纷纷来到这所学校读书，以考入辅大为荣。

在此之前，刘光典虽然是一个正直青年，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革命者。直到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个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东北人洪国式。

洪国式具体资料不详，只知道他是东北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1946年，他被我党派到上海做情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经济情报。

在洪国式的介绍下，刘光典在1947年初加入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成为一个地下工作者。

随后，二人在上海筹备建立了中共华南情报站——“华石公司”。为了筹建这家公司，刘光典付出了很多，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他把自己多年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

文件中对此的记载只有几个数字：“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

1948年底，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解放军向南推进，我党情报工作的重心也向南转移。随着南京的解放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蒋介石不得不安排退路，把台湾为苟延残喘之地；为此，国民党开始政治、经济、财政、军事的准备。

党中央也做了充分准备，打算在合适时候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集团。

要想顺利解放台湾，情报工作必须走在前面。

早在抗战胜利后，我党就在台北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且在新竹、台南、嘉义、高雄等地成立了工委会与党支部。到1950年，成员已经上千，他们遍布台湾各行业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我地下工作者工作卓有成效，收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但因为没有电台，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派交通员赴台取情报，这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这个交通员必须对党忠诚，还要胆大心细，足智多谋。

派谁去呢？洪国式开始考虑。

“让我去吧！”说这话的，正是刘光典。

当时新中国已成立，刘光典又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南花园14号买了房子，有娇妻爱子，家庭温馨幸福。

他本可以和亲人一起，享受革命成果，而且这时候，上级已经下了调令，让他到北京某单位工作。但是为了解放台湾，刘光典毅然选择了最危险的工作。

他回家告别妻子，说自己要出去做生意，一年到两年才回家。虽然没有明说，妻子也猜出个大概；不过她并没有反对，而是深情地说：“去吧，我等你回来。”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依依不舍吻别妻儿，经香港去了台湾。一个月后，刘光典成功将国民党的多份绝密军事文件带回内地。

这些文件，既有国民党台湾防务内情，也有大陆潜伏特务详情。很自然，国民党在大陆的特务组织先后被破获。

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怀疑是出了内鬼，下令毛人凤、郑介民等严格排查，“宁可错抓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不断，监狱人满为患。审讯室内，惨叫声不断。台北郊区马场町刑场上，枪声四起。台湾陷入白色恐怖中，人人自危。

在此情况下，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亲自出马，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方面也没有束手待毙，竟然将两名特务（陈琦、杨文亮）打入洪国式的情报组。

很快，洪国式情报组的内情，包括人员组成、活动区域、运作方式等情况尽在敌人掌握之中。

这一来，台湾地下党处于极度危险中。在这个背景下，刘光典于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他等于是入了虎口，凶多吉少。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一号人物，书记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被捕。

蔡孝乾是192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也是共产党组织在台湾的创建人之一，他后来还到了瑞金苏区，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不仅如此，他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在当时已经堕落，跟自己的小姨子天天陶醉爱河，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被捕之后说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别用刑，我害怕。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能不能给我弄一份最贵的西餐。他说的第三句话最气人：我老实交代之后，还能不能跟小姨子生活在一起？

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蔡孝乾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台湾地下党的名单提供给了敌人。如此一来，台湾地下党遭遇灭顶之灾。

2月18日，来自大陆的地下党交通员朱枫被捕。

2月28日，洪国式在台北车站被抓。洪国式被捕之后，他的情报组人员随即暴露被抓。

一种说法是，洪国式疏忽大意，中计了。当时，警察在车站是以身份不明为名义抓他的。警察对洪国式说：“只要你提供几个当地熟人地址和姓名，就可以放你走。”

洪国式急于脱身，不疑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地下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这一来，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特务逮捕。

这些人只跟洪国式发生联系，如果他不说，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因此，也有人说他是叛徒。理由是洪国式是老牌情报人员，怎么会轻易说出自己同志的联系方式？

不过，刘光典的女儿刘玉平说，洪国式如果叛变，我父亲那时候就被捕了，因为他知道我父亲住宿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洪国式在1960年被特务杀害。

3月1日，跟朱枫接头的吴石被捕。

吴石的身份太重要了，他是国民党“参谋次长”，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我党情报的主要来源。

3月中旬，1800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捕。

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毁于一旦。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我党在台隐蔽战线上的骨干分子被蒋介石集团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2月初，刘光典就得到了情报，给上级发信说“货已办妥，日内运港”。可是不知何故，刘光典没有收到返回的指示。而在敌人进行大搜捕的时候，刘光典因为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回港的船票而躲过了一劫。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和洪国式失联了，他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当时他拿到了手续，如果不携带情报，是可以从容离台的。

但是刘光典心中装的还是党的事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首先在次日用暗语向香港发电，告知台湾地下党党组织已经被破坏，然后回旅社取出情报、文件，打算打黄包车到台北车站。赶到的时候，天色已晚，刘光典只好住在了三轮车夫家。

这时候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党组织被破坏之后，情报已经失去价值，不如销毁。之后，他遇到了一位幸存的同志王耀东，决定一道离开台北。

当时风声太紧，到处都是特务，离开台湾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王耀东和刘光典在高雄县郊区的旗山地区，暂时隐蔽起来。

之后，刘光典用暗语向香港作了汇报：“光哥患脑膜炎身故”。再之后，刘光典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国民党特务机构已经通过被捕的人掌握了刘光典的情况，全城贴满通缉令。

刘光典和王耀东逃入台湾南部旗山后，先是在穷苦农民赖正亮家，一起劳动躲避追捕。后来，他们又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

1954年2月，张璧坤、胡沧霖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在台南被捕。胡沧霖贪生怕死，向敌人说出了王耀东的行踪。

1954年2月l3日，刘光典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被敌人逮捕，王耀东当场牺牲。刘光典被捕后，敌人对他连着十五天对他动用酷刑，将他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刘光典威武不屈，无论敌人如何用刑，他总是一句话——“不知道”。

敌人无奈，就对他说：“只要你登报声明，愿意退出共产党，就给你自由。”刘光典还是用三个字做回答：“不可能！”

国民党特务黔驴技穷，只好用下三滥的方法，在报纸上刊文说刘光典已自首，愿意为“党国”效忠。

为了把戏演得逼真，他们还挑选一个与刘光典长相极其相似的国民党特务到香港召开记者会，发表反共言论。

这就是刘光典叛变之说的由来，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查清，他的亲人因此受连累，背着叛徒家属的黑锅。

他的妻子王素莲根本不相信丈夫是叛徒，她深信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是直到她去世，都没有等到那一天，只能含恨而终。

特务们将刘光典抹黑之后，对他说：“反正你的组织已经认定你叛变了，你还扛着有什么意义？”

刘光典怒斥道：“我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意为国民党当走狗，你们枉费心机了。”

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杀害刘光典。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敌人推上汽车，押送至台北新店安坑刑场。

临刑前，特务对他说：“刘先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刘光典从容地说：“要杀就杀，何必废话！”

随着一声枪响，刘光典高大的身躯倒地，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

文章开头从大陆回国的谢汉光，他是广东丰顺人，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隐蔽战线战斗。

1950年3月的大搜捕，谢汉光侥幸逃脱，之后他冒充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在那里度过38个年头，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之后，谢汉光才得以走出深山，回到大陆。

谢汉光回国时，带来了一份国民党处决100多名地下党员的文件，上面就有刘光典的名字。

由于刘光典被捕之后拒不交代，敌人的文件中只有六个字：“刘光典，抚顺人”。这一来，刘光典“叛变”真相在38年后终于被揭开。

1991年，中组部为刘光典做出正式的结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永远值得后人怀念”。想必烈士在天之灵，也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