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回忆童年家庭的突变，他所述变故原因寡言，但结果却令人深感凄凉。13岁前他是一名被尊称为“大少爷”的富家子弟，受到周遭无不恭敬，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切变样，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投靠亲戚，曾受尊崇的他被视为“乞食者”。一段鲁迅的话道出了他的心声：“有谁从小康人家跌入困顿？我想这途中能见诸多人的真面目。”这场家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虽出身贫寒，但幼年时已显露出非凡的志向和学识。他曾被家族讥称为“收晒凉”，意指其捡拾知识的机会如同捡拾晒太阳的机会一样难能可贵。家境并未能支持他进入昂贵的私塾学习，但他依旧设法充当听众，偷听多家私塾的课程，从而丰富自己的学问。

周福清靠着勤奋与聪明，在私塾中脱颖而出，他的目标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把家族从贫苦中带到繁荣。终于在1871年，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中了辛末科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翰林院专为筛选有潜力的才俊设的实习职位，为期三年。

尽管这个职位看似光鲜，但事实上只是个起点。三年后，他的成绩使他被任命为四川荣昌县的知县，但他以孝顺为由，请求调职到江西金溪县，离家更远，但也更能显示其独立的品格。

在官场中周福清展现出了其正直和为民做事的决心，但同时也显露了其政治上的天真。他拒绝参与朝廷中的权力游戏，不肯向权贵攀附，最终在多次被上司弹劾后，丧失了官职，只能以教职为生。

在任教期间，周福清心中有不甘，他决定通过捐助的方式，为自己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这个职位虽然权力有限，但稳定，让他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为家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1892年，随着周福清母亲的逝世，他依照传统习俗回乡居丧，这段丁忧的时期让他深刻反思自己的人生以及家族的未来。周福清目睹了自己的长子周伯宜虽然有学问但身体羸弱，加之自身在仕途上的不如意，使得家族未来看似暗淡无光。

1893年的恩科，恰逢周福清与主考官殷汝璋有过同年之谊，尽管关系并不紧密，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联系往往能够被用来建立某种利益的桥梁。当地五大家族的子弟即将参与科举，他们知道周福清与殷汝璋的关系，便请求他出面协助，并答应在成功后给予贿赂。

根据清代规矩，考官们必须沿定路线行走，不得随意改道或探亲访友。在一番周折后，周福清终于在江苏的阊门码头找到了殷汝璋。当时，即便是考官并非清廉之辈，通常也会在私下接受贿赂，而不会公然拒绝。

为了保密，周福清安排家仆陶阿顺假扮送信者上船拜见殷汝璋。但情况出人意料，殷汝璋没有秘密接受贿赂，反而将陶阿顺带到府上，事情因此曝光。有多种说法关于事情败露的具体过程，一种说法是殷汝璋看到信件后立刻按规矩上报，另一种则是陶阿顺未等到回应便当众询问，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面对无路可逃的局面，周福清选择自首，希望能减轻刑责。最初的建议是给予重刑，但周福清因主动自首，且贿赂未遂，被建议减轻一等处罚。尽管按照常理，皇帝会略减刑罚以显示宽容，光绪帝却加重了处罚，命令周福清秋后问斩。

最终周福清的刑罚在后续减轻，他被监禁了8年，而后才获释。周家为其送回家乡，不久之后周福清便去世。这段期间周家的衰败加速，周伯宜也在父亲被监禁期间去世，整个家族因此步入了暗淡的时期。

周家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也有着非凡的才华，他们的成就却常常被大哥的辉煌遮盖。对于观点即鲁迅去世之后周家开始走向衰败，实际上并不准确。

导致周家陷入经济困境的，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娶之妻羽太信子的挥霍无度。羽太信子未能为周家带来任何积极的经济贡献，她的消费行为也极为奢侈，甚至将她在日本贵族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带入了周家。

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家庭的月收入若有十块大洋已属不易，而鲁迅每月则能赚得400块大洋，其经济能力在当时可谓非常突出。周作人作为北大教授，月收入亦超过200块大洋。周家的总月收入超过600块大洋，相当于普通人六年的薪资。

鲁迅忙于文学创作与教学，几乎不插手家中事务。羽太信子起初只是周家的一名保姆，但后来她逐渐掌管了周家的经济大权。在鲁迅的信任下，羽太信子成了家中的财务管理者。

不幸的是羽太信子的金钱观念极其糟糕，她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昂贵的服饰和日用品，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导致周家财务紧张。她每月的开支使得家中常常入不敷出，周作人甚至不得不四处借钱以应对日常开销，他在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无钱购买简单的日用品，如烟草。

这种经济压力对周家的影响深远，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在精神上给周家人带来了重大的负担。尽管周树人仍然在文学上拥有高度的成就，家庭内部的这种状况却逐渐侵蚀了他们的幸福和稳定。周家的这段经历显示了即使在外部成功的背后，内部的不和与管理不善也可以导致家族的衰败。

鲁迅与祖父周福清之间的性格相似，都具有一种敏感和易怒的倾向，这种性格特征在两人的相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两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因为这种相似的性格而变得复杂，他们要么相处融洽，要么关系紧张，而鲁迅和祖父的关系明显属于后者。

尽管他们在性格上有着相似之处，但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周福清作为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持守着旧时代的观念和做法；而鲁迅，则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崇尚现代思想和文明的价值观。这种根本的差异使得两人很难在深层次上达成一致。

对鲁迅而言，祖父曾经是家族中不可动摇的权威，一个全家人仰赖的中心人物。然而一起科举舞弊的丑闻彻底摧毁了周福清在鲁迅心中的崇高形象，他从家族的英雄沦落为了一个失败者的典型。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鲁迅对祖父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和反感。

1919年鲁迅迁居北方，随身携带着家中的许多旧物和记忆。在这次搬家中，他选择焚烧了祖父生前编写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祖父一生的点点滴滴。烧毁这些日记的行为，不仅象征着鲁迅想要切断与过去的联系，更是他试图从心理上彻底摆脱祖父阴影的一种方式。这场焚书持续了整整两天，足见鲁迅在情感上对于这段家族历史的割舍之深。

因此在鲁迅的作品中，他很少提及这段科举舞弊的往事，也很少提到祖父的事迹，这种避而不谈可以被理解为他对于那段不光彩历史的一种刻意回避。

鲁迅先生在育儿方面的见解依然与现代家长的经验不谋而合。当鲁迅先生得知自己的孩子是男孩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是个男孩，难怪这么顽皮。”起初他经常欣喜地向朋友们展示儿子的照片，通过书信分享孩子的可爱瞬间。

随着儿子周海婴逐渐长大到四五岁，鲁迅先生的忍耐明显开始减少。他开始在信中向朋友抱怨儿子的调皮捣蛋，称海婴为“小敌人”，这些描述中透露出父亲的无奈与焦虑。

鲁迅先生坚定地表达了不想再要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他写道：“对于海婴的喧嚣已经够了，我正在罢工中，不再考虑增添新成员。”每当孩子的幼儿园放假，全家都感到头疼，鲁迅先生甚至盼望着学校早日开学。

起初，鲁迅先生尝试按照书本上的方法来养育孩子，结果却发现海婴比较瘦弱，最终不得不雇佣了一名保姆来帮助照顾。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上，他时常过度紧张，有次海婴手指受伤，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用“鲜血淋漓”来形容，显示了他对儿子伤害的极大担忧。

虽然鲁迅先生仅陪伴儿子周海婴七年时间，他却留给了儿子深远的影响。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周海婴回忆说：“七十年来，我生活的每一天都与父亲息息相关。

鲁迅先生的父爱充满了尊重、平等与关怀，这对周海婴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鲁迅先生在儿童教育方面的独到见解和实际行动，使得柳亚子先生赞誉他为“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

1936年的秋天，尽管鲁迅先生的健康状况曾短暂好转，但在10月17日晚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仅仅两天后，即10月19日清晨五点半，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结束了他那充满挑战与牺牲的一生。

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只有医生须藤一直陪伴在侧，尽职尽责地为他提供治疗。须藤医生的最终诊断为肺结核，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鲁迅的家人们的认同。

四天后的10月22日，鲁迅先生的遗体被安放在万国殡仪馆，准备进行送行仪式。当天下午，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涌向殡仪馆，场面十分壮观。到了下午两点，包括著名作家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在内的十六位文化界重量级人物肩扛鲁迅的灵柩，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茅盾等知名人士则在一旁扶灵。

整个场面充满了哀伤与不舍，人群中传来一阵阵呜咽。虽然殡仪馆到送灵车的距离很近，但由于自发前来的民众众多，缅怀和告别的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大家似乎都不愿让鲁迅先生离去，灵柩最终缓缓被抬上车。

在这深情的一刻，沈钧儒挥笔在白色旗帜上写下“民族魂”三个沉重的字，这面旗帜随后覆盖在了鲁迅先生的灵柩上，象征着他的精神永存。在场的许多人眼含热泪，尤其是当鲁迅的年仅七岁的儿子周海婴不解地低声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时，更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深深触动。这简单而纯真的话语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深切的哀伤与失落。

确实鲁迅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和思想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像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后来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