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工作时，兼任总参谋长。由于事务繁多，因此总参的工作实际由副总参谋长杨勇来主持。于是杨勇经常代替邓小平去外国进行访问活动。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外国，不仅因为他是主持总参工作，同时也因为他勇猛善战，曾和日军、美军、南朝鲜军作战，有着国际级的声誉。

说到中国世界级的猛将，就不得不提杨勇上将。1956年，曾经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与来访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进行了一场枪法的比拼。

当时蒙哥马利在杨勇的陪同下，观看了我军的射击表演。蒙大帅看得过瘾，于是以标准的军姿来到战士们面前，然后从一名士兵手中拿过一把半自动步枪，他立姿击发。只听一声枪响，钢板靶应声而落，枪枪十环。

随后，他从容的将步枪交给了杨勇。杨勇心领神会，他接过步枪后，举枪点射，枪口连吐九次火舌，弹弹中靶，9块钢板接踵倒下。蒙哥马利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见过哪位上将有如此枪法，不仅感叹道：“中国军队从士兵到将军都是最优秀的，我要告诫世界军队，切忌与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

杨勇原名杨世峻，他年轻时曾在湖南省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读书。有一次，陈世乔校长在语文课上，为大家讲解了“勇”字的含义。所谓勇是形容士兵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是一个好男儿的阳刚之气。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作为进步少年的杨世峻自小就将匡扶民族和国家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这次课给了小杨世峻以极大的触动，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勇”。

人如其名，杨勇加入工农红军后，可以用勇冠三军来形容。他身经百战，受伤无数，并在身体上留下了五个伤疤。

分别是头顶、右大腿、腮部、左臂肘部、左肩，其中有两次子弹贯通伤。而这些伤痕，没有一处在背上。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伤全都是在冲锋陷阵时留下的。

1933年10月，国民党纠集50万大军大举围攻中央苏区。时任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四团政治部主任的杨勇率军在绚口与敌遭遇。面对敌军的弹雨，杨勇抡起大刀冲在了前面。

突然，一发机枪子弹迎面打来，掀开了杨勇的头皮，鲜血很快就流满了他的脸颊和脖颈。然而杨勇却全然不惧，继续猛冲，一把大刀砍得敌人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此战之中，身先士卒的杨勇获得了一枚三等红星勋章。

1934年，湘江战役爆发。担任红四十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任务。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一批批的敌人嚎叫着杀了过来，杨勇奋力指挥战士们抵抗，一批批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牺牲。指挥权落在了杨勇手中。

就在这时，一枚迫击炮弹在杨勇不远处炸开，一枚弹片插进了杨勇的右大腿。杨勇牙一咬，忍痛拔出弹片，用毛巾将伤口扎紧，然后大声呐喊：“同志们，为团长报仇啊！”随后他带领战士们杀出战壕，对敌人发动了反冲击，将凶狠的敌军打退。此战之中，十团有400多人牺牲。

在1935年1月的土城战斗中，川军郭勋祺部挡住了中央红军。正值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走上了战场，未来的十大元帅有七大元帅都在冲锋陷阵。

作为红军急先锋，杨勇率队向敌军制高点发起了冲锋。随即一发子弹从杨勇的右腮穿过，打掉了杨勇六颗牙齿，血如泉涌。然而杨勇却死战不退，最终昏倒在血泊之中。

到了抗日战场，在平型关战役之中，面对日本精锐——板垣师团。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政委的杨勇再次率军猛冲。一时间，八路军与日军纠缠在一处，大刀、刺刀寒光四射，日寇被我军砍得血肉横飞。杨勇甩开大刀，和日军奋勇拼杀。就在这时，他突然赶到左肩一阵热流，一颗38式步枪打穿了他的肩膀，残破的征衣尽被鲜血所浸满。战斗结束后，杨勇累得几乎虚脱，留下的则是满地的日寇尸体。

杨勇一生中打了太多恶战、血战、死战，无情的战斗给杨勇留下了五道伤疤。都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而这五个“勋章”不过是杨勇无数“勋章”中最大的几个。

光有神勇，是无法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最高级的勇敢，是智勇双全。

1938年9月，杨勇带领686团在吕梁地区打游击，正好遇上了日本的扫荡。杨勇带领营干部来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设有敌碉堡。

如果提前拔碉堡，担心打草惊蛇；如果战斗打响后再打，敌人可以随时支援，伤亡又大。于是杨勇决定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时进行。

开战之后，迫击炮连长吴嘉德架好60炮，用跳步计算法测好了距离，然后连续发射三发炮弹。一阵烟尘过后，碉堡里的日军完全没了声息。

杨勇趁此机会，立即命战士们占领这个阻击点。就在这时，满载敌军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汹汹而来，他们是为前线敌军运送作战物资的。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杨勇立即命令全军进击。在枪林弹雨之下，20辆汽车都被迫击炮和手榴弹炸停，200多名敌军除3人投降外，全部毙命。

给养被烧，前线的日军已经饿到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不顾杨勇的阻截，又派出100多名敌军分乘几辆汽车去送粮食。杨勇认为，这点敌人实在不足以塞牙缝，他要放长线钓大鱼。

敌军顺利通过后，以为杨勇部已经撤退了。第二天，他们出动200多人，押送18车物资向前线驶去。杨勇等到了他的大鱼。在短时间内，杨勇全歼这伙鬼子，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敌人连吃两次亏，于是摊开他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兵力，在公路的重点地带沿途设点。而这种设置正中杨勇的下怀。杨勇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敌人以为派兵防御重点地段，八路军就不敢来了，必然会麻痹大意。于是杨勇反其道而行，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了起来。果然日本辎重队再次遭遇了杨勇的奇袭，损兵300多人。

吕梁三战三捷，近一千名鬼子成了八路军的枪下鬼。日军光烧尸体就烧了好几天。愤怒的日军专门给杨勇送来一封“挑战书”：

“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

挑战书写得很文雅，但意思很简单：我们“皇军”不善于山地战，有本事来平原和我们打啊！对于日寇的这种可笑请求，杨勇自然是一笑置之。

到了1941 年1月，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在潘溪渡伏击战中，采取“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法，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50余人和伪军一个大队400多人，打死了一名日军少佐。更让人惊喜的是，我军还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要知道，所有的步兵炮都写有天皇的名字，按照日本军法是万万丢不得的，所属师团从上到下都要受惩罚。在这场伏击战中，日军不仅没能把大炮转移走，甚至连毁掉的时间都没有。由此可见，杨勇打得有多巧，打得有多刁。直到今天，这门92炮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杨勇不仅让日军闻风丧胆，同时也是美军的克星。在我军之中，杨成武、杨得志和杨勇并称为“三杨”，是毛主席最器重的将领。毛泽东曾风趣地将他们称为“三羊”。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杨得志、杨成武先后奔朝参战。1951年，杨得志带领19兵团即将出征之时，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说：“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两大兵团，都有着光荣传统，都有很强的战斗力。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拿出去，叫作“三羊开泰”””。果然到了同年6月，杨成武带领20兵团跨过了鸭绿江。

如今只剩下杨勇还未赴朝参战。毛泽东幽默地说：“再送一只羊（杨勇）到朝鲜，美国佬就彻底认输咯！”

到了朝鲜战场，19兵团和20兵团的表现都十分突出，在阻击战中打得有声有色，消灭大量敌人。此时，朝鲜战争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就当停战谈判即将达成一致之时，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却节外生枝，将大量北朝鲜俘虏编入军队，叫嚣着要独自北上，实现统一。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严惩李承晚，于是他以杨勇兵团为基础，制定了金城反击战的计划。决定先歼灭伪军一万人。

面对金城以南地区敌军的3个军9个师(其中李承晚7个师)，杨勇采取“集中优势，稳扎狠打”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术，指挥二十兵团的4个军和志司给加强的二十一军， 组成了东、西、中3个突击集团。在战役发起前， 杨勇组织部队在非进攻方向，进行了小规模进攻，以迷惑敌人。

与此同时，后勤司令洪学智不断督促部队向前运送炮弹。此时杨勇的20兵团，已经拥有了火炮1100门，对韩军实现了2：1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对敌军形成火力优势，是朝鲜战争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杨勇清楚地认识到，如今他们所面对的南朝鲜军队，已经被美军大幅度加强，其装备和训练程度已不逊于美军，甚至有时候比美军更难缠。因此杨勇决定杀鸡用牛刀，用1100门大炮，让李承晚的梦想彻底破灭。

7月13日晚21点整，总攻打响了。20兵团对韩军展开了势如山崩的炮击。密集的炮火让敌军的残肢随着铁丝网和泥土一起上了天。

就在这时，杨勇又叫来了喀秋莎火箭炮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喀秋莎火箭炮一共发动了69次齐射。爆炸声天崩地裂，好似原子弹爆发。南朝鲜军阵地被炸成一片火海，火力范围之内任何活物都化为乌有。

面对此情此景，连身经百战的杨勇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他打了一辈子仗，却从未打过如此富裕的仗。此战之中，杨勇连破南朝鲜军的多道防线，夺回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歼敌1.4万。

李承晚见状不妙，于是立即派重兵进行反扑。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也赶紧派出400多架飞机和30多辆坦克提供掩护。此时，我军已经布置好了防御阵地，敌军就如拍击岩石的海水，冲击一次就被粉碎一次。

此战之中，我军歼敌52783人，超过预定歼敌数目的5 倍。在悲惨的现实之下，美军和他们的狗腿子李承晚最终放弃了一切幻想，低头签下了停战协议。毛主席曾预言杨勇的到来，将结束朝鲜战争。而杨勇果然做到了这一点。

1954年2月，杨勇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在朝鲜期间，杨勇带领志愿军战士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他们在供应标准内，节省了粮食700多万斤，衣物用品10多万件捐给朝鲜人民。

杨勇的年龄和金日成相仿，在数年的相处之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杨勇率志愿军回国，金日成举杯对杨勇说：“全民盛意一杯酒。我们的情意都溶在这酒里，请你干杯!”不善饮酒的杨勇，一饮而尽。离别时，金日成、杨勇都流了眼泪。

1977年，杨勇率军事代表团重回朝鲜。老友到访，金日成大为高兴，，对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说: “杨勇来了，你去陪同。杨勇同志身体不好，参观不要安排得太紧，可以半天参观半天休息嘛。”

在访问结束时，金日成和杨勇畅谈了很久，大大超过了杨勇的女儿京京（也是代表团的医生）所规定的时间。老战友相见，就是有说不完的话啊！快到中午的时候，金日成仍然依依不舍，他对负责陪同的同志说：“你们先回去吧！”随后又指着杨勇说：“我们家里人一起吃顿饭吧！”于是杨勇带着女儿一起，和金日成一家愉快地共进了午餐。

1975年，杨勇所敬爱的老首长邓小平复出了。杨勇高兴时，最喜欢哼唱“洪湖水，浪打浪”。听闻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听他哼起《洪湖赤卫队》的小调。

1977年，杨勇就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列席常委，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当时邓小平身兼多职，因此总参的实际工作都由杨勇来执行，他是实际的当家人。

杨勇一份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外事活动，毕竟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他的职位是副总参谋长，因此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尴尬。

1978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但是到了南斯拉夫，铁托却没有出面会见。这是因为南方认为杨勇的职位是副总参谋长，地位不够，因此只由南斯拉夫总参谋部负责接待。

同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上将率团回访中国，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一行，杨勇则负责日常接待。两者一交流，才知道杨勇实际相当于总参谋长，于是饱含歉意地对杨勇说：“我明白了你在中国军队的身份，我接待你的规格不够！”

名不正，则言不顺。杨勇负责外事活动，必须要名实相应。恰巧此时，中央军委决定对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邓小平由于事务太多，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

在人选方面，邓小平决定：“是时候将杨勇升为总参谋长了”。征求了党政军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大家一致认为，杨勇打仗不错，而且能团结同志，主持总参工作非常认真，拟由他担任总参谋长。但是杨勇一直主要负责的是指挥工作，对参谋业务不熟悉，因此将张震调来担任第一副参谋长。

就当杨勇准备赴任时，情况却出现了新的变化。1980年2月，老领导们几经商讨，还是决定让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为好。战争年代，杨勇曾给杨得志当过副手，还小杨得志两岁，总是尊称他为“老杨哥”。如今老战友重逢，自然是合作无间。

为了让“老杨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新任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

1982年，70岁的杨勇感到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由于病情凶险，杨勇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下去。但是凡是有老战友来探视，杨勇却谈笑风生、神态自若，他说：“我估摸着还有两个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还有一个月。”

明明是自己的身体，杨勇却好像再说外人之事。他的老战友们皆侧身背脸，泪流满面。杨勇革命了一生，战斗了一生，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战士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在杨勇看来，他比那些牺牲的同志要幸运多了。

1983年1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在北京去世。在去世前，他将全家人召到病榻上，然后说：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了，党对我很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靠自己去生活，要努力为党工作，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听闻如此噩耗，邓小平悲恸不已。有关资料显示，在党的十二大前后，对杨勇在军队的任职，邓小平还有更深的考虑。然而杨勇上将却过早地走了，给历史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金日成听闻杨勇病逝，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他说：“我又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战友。”

“革命忠心贯日月，战功卓著载史篇。”就让笔者用黄克诚大将亲笔悼词为这篇文章结个尾吧！一代猛将杨勇上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