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提出草木瓦石有良知之说，曾引起人们的讨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的良知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16]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论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人的良知怎么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呢？不仅如此，人的良知就是天地的良知，是天地万物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天空和地上一切存在物的良知。“语录”又记载说：“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机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作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行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17]

这里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就其主要方面进行一些讨论。

首先，什么是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灵明”，有时又称之为“虚灵明觉”、“明觉”、“昭明灵觉”，有时则直称之为“知觉”，一句话，“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18]。“天理”是最高也是最普遍的理，其真实内容是“生”或“生生不息”。王阳明所理解的天，是自然界的生命整体，与其他理学家并无不同，天的根本功能、作用就是“生”。天地生物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并无偏爱与特别的“目的”。必有“生理”而后生，“生理”即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不是先有“生理”然后再去“生”。因此，理与气是同时存在的，理有时又被说成是“气之条理”。“生”者气之生，即生命创生的过程，离气便无所谓“生”。所以说：“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19] 王阳明特别强调人与万物“同此一气”、“一气流行”，就是从“生”上说的。

所谓“自然”，是说自然界之“生理”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的，不是有一个目的支配它，是自己如此的，不是“受动”的或被指使的。这里的“自然”，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及其状态，并不是指自然界存在本身，但又是同自然界的存在不可分的。因为自然界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在发育流行的过程中存在的。在这里，理和气也是统一的。但是，从气上说“生”，更能说明“生”是一个永无停息的过程，是人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生”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并无善恶可言。“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20] 花草如此，万物皆如此。

但是，天地“生理”自然流行发育有一个“发现处”，此“发现处”就是人心之“明觉”即良知，换句话说，“天理”即“生理”之自然流行是在良知即“灵明”中实现的。良知之“灵明”作为“天理自然”之“发现处”，它是自然界生命创造的结果，是天地造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这里所说的“发现”，不是今人所说“发现了一颗行星”那样的发现，这里所说的“发现”，是自然界的“生生之理”自然而然地发生、实现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并不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没有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良知之“灵明”是不会“发现”的。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心外无物”的问题时也讨论过了。

但是，良知之“灵明”一旦“发现”之后，便具有极大的能动作用。“天理自然”就在良知中，良知就是“天理自然”，不是在良知之外又有一个“天理自然”。“天理自然”之发现为“灵明”，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以“灵明”为“天理自然”。而“灵明”只在人的心中，是心之本体。此本体并非实体，而是指心灵创造的本体，它既是心灵创造的“根”，又是在心灵活动中实现的。“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21] 良知为根，换个说法，就是良知才是人的生命的根子。这个根子是由天即自然界所“植”。但是，既然“植”出这个根，自然界的“生生之理”就全在这个根上，所以“自生生不息”。良知“灵明”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便由此被决定了。

因此，良知之“灵明”便成为生命创造的原则，不仅是一身之主宰，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良知之“灵明”是个人的，人人都有一个“灵明”，但它又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天地万物具在我良知的发育流行中。”[22] 王阳明甚至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3] 这样说来，天地万物都是由良知创造的。

但是，这所谓“生天生地”，绝不是从生成论上说的，而是从“感应之机”上说的。既是“感应”，当然是相互感应的，不能只有感而无应，或只有应而无感。之所以能够“感应”是由于人与天地万物、草木禽兽以至瓦石之类，是“一体”或“同体”的。之所以“一体”、“同体”，则是由于“一气相通”或“一气流行”的。“一气流行”就是“生生不息”，“生字即是气字”。其实，人与自然界的万物都在“一气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绝不是说，由于有了我的良知“灵明”，万物才能流行，才能“生生不息”。由此看来，天地万物并不是由我的良知创造的。不能说，没有我的良知，天地万物就不存在了。

天地“生生不息之理”（即仁，下面再讨论）是在气中实现的，气是生命的“命脉”，只有气之“流行”，才有生命的创造，只有气之“生生不息”，才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万物是“同体”的，即都是自然界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分开，各自独立存在，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这种生命整体观，是王阳明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当他提出“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的同时，又提出“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因为“灵明”是不能离气而创造的，毋宁说是气之灵明，就如同理不离气，是“气之条理”一样。既然人与天地是“一气流行”的，那么，人的良知“灵明”也是与万物“同体”、“一体”的。这个“体”是指生命整体而言的，其中包括体质、形体的意思。人与万物，其形体是不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生命的关联来说，人与万物又是“一气流行”的，因而是“相通”的，就是说，人的生命与万物是相通的，是一个有机整体。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以至天地万物的良知呢？这正是王阳明哲学的主体性之所在。通过这一命题，他将人提升为宇宙生命的主体，将人的“灵明”变成自然界万物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者”。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所谓主体性，绝不是人与万物构成主体与客体、二者相互对立的主体性。这是生命存在的主体性，人与万物是完全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其统一性就在于，人的良知就是天地万物的良知；其主体性就在于，天地万物以人之良知为良知。

良知是“灵明”，但不是“自我意识”。西方哲学强调人的“自我意识”，人以其“自我意识”与他物区别开来，并由此显示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完全是精神的、观念的，与人的肉体无关，人的肉体可以归之于自然，但“自我意识”却是独立创造的实体。所谓灵肉二元论，就是由此而形成的。良知之“灵”，不是灵魂实体，而是人与万物共有的“生理”、“生意”之“发现处”或“发窍之最精处”，而为人所独得者。所谓“发窍之最精处”就是生命意识或精神。但这种意识、精神不是与形体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特点只在于它是“主宰”身体的。王阳明又将良知说成是人之“真己”。“真己何曾离着躯壳？……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是躯壳的主宰。”[24]“真己”也是我，但它是“大我”，即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我，而不是躯壳之我，即仅仅以躯壳为念之我。“真己”并不是丧失我，但不是与外物相互对立的“自我”，而是与万物生命相连、相通的真我。

王阳明把人说成天地的“心”，把“灵明”说成人的“心”，就是提倡人的主体性，以“灵明”之心即良知“主宰”天地万物。但这所谓“主宰”不是控制、征服自然界，正好相反，是使自然界沿着“生理”的方向“生生不息”、发育流行。人的主体性仅在于此。人绝不是以认识、改造、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主体，即认识主体，而是以完成自然界的发育、生长为使命的主体，即德性主体。

“灵明”是个人的，但人之所以为人，皆有此“灵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灵明”是人类的。但是，草木瓦石以至天地万物毕竟与人不是同类，何以说草木瓦石以至天地万物也有人的“灵明”即良知呢？王阳明所举的例子，是从“知觉”上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云云，很容易使人将他与贝克莱联系起来，但是前边已经说过，这一点是可以排除的。至于已死的人，他的“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意思。已死的人，他的天地万物已不“存在”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天地万物却是存在的。那么，离了人类，天地万物是否像提问者所说“千古见在”呢？王阳明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以死者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作回答。这又容易使人产生王阳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印象，即不是正面回答问题。

实际情形是，王阳明始终是从天人关系、物我关系出发谈论问题的，不是离开人讨论天地万物存在与否的问题。所以，离开人，天地万物是否“自古见在”的问题，不在他的问题范围之内，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离开人的“灵明”，天之高、地之深这一类的问题是无从发生的，也是无从知道的。当然，从科学，比如地质学、天文学的角度，可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这已经不是“天人之学”的问题了。

王阳明还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论证从草木瓦石到天地万物不能没有人的良知。这是不是说，被“充塞”之后，就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成为天地万物的“灵明”呢？换句话说，这是不是一种泛神论或泛灵论呢？关于这个问题，早就有学者讨论过（如邓艾民先生等）。但是，要将王阳明的“灵明说”解释成泛神论或泛灵论，就必须承认，“灵明”是天地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而且是“千古见在”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说法，“灵明”只是人的灵明即良知，只有将人的良知“充塞”到天地万物之中，天地万物才有人的“灵明”。就天地万物本身而言，则只是“一气流行”，而“一气流行之条理”即良知，才是人心一点“灵明”。

也许可以说，自然界的“一气流行”是有其“生理”、“生意”的，但是只能“发现”于人心而为人的“灵明”，即只有人的“灵明”才是自然界生生之理的“发现处”或“发窍之最精处”，即“至善”或善的意识（知在其中），而在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鸟兽草木和瓦石等等之中，虽然潜在地存在着“灵明”，却未能完全“发现”出来。因此，只能在人的良知的“感应”之下，才能显发出来。人的良知即“灵明”如同明镜，而万物之是非、善恶、美丑，只能在明镜中“照见”，“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妍者自妍，丑者自丑”，因为良知就是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这虽然是一种主体性的学说，但同时也就解释了人与万物为什么能够“感通”的问题。所谓“感通”者，生命之感通，非生命之物是无所谓“感通”的，只有生命是有“灵”的，只是实现与否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罢了。人的良知虽是生命“发窍之最精处”，但其他生命未必毫无“发窍”，或者毫无生命的潜能。人的良知之所以能够与草木瓦石等万物相互“感应”而成为万物之良知，就说明万物是自然界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与人“同体”或“一体”的。

进一层说，人的良知之所以能够“充塞”天地而成为万物之良知，还说明万物是在人的良知“关照”之下的万物，换句话说，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不是与人毫无关系、完全“自在”的自然。天地万物“千古见在”的问题，是属于科学认识的问题，或“事实”的问题，王阳明未必不承认天地万物在人之外是存在的，但是，他所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价值关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人的“灵明”即良知才能使自然界万物的生命价值得以实现，具有意义。这正是他提出人的良知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之用意所在。这里暗含着的一个意思是，自然界的万物包括草木瓦石是有价值的，严格地说是有生命价值的，只是未能完全实现出来，因此，有待于人的良知而实现其价值。

良知就是“灵明”，而“灵明”又是什么呢？是指人的能力，即心灵的创造能力。分析地说（虽然阳明反对“分析”，认为“此理岂容分析”），“灵”是指生命情感，特别是指目的性的道德情感；“明”是指生命智慧、认识能力。有人问良知如何是心之本体，阳明回答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全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25] 这所谓“灵”、“灵能”，就是指道德情感及其能力而言的。就“明”而言，良知是“是非之心”，是从智上说的，即具有辨认是非的能力。

综合地说，良知之“灵明”是知与情的统一，是以道德情感为其内容而以理智能力为其形式的道德理性。“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26]“是非之心”是从智上说的，但“是非”是由“好恶”决定的，“好恶”则是道德情感。二者结合起来，就是良知，其核心则是仁。

注释：

[16]《传习录下》。

[17]《传习录下》。

[18]《传习录中》。

[19]《传习录》。

[20]《传习录上》。

[21]《传习录下》。

[22]《传习录下》。

[23]《传习录下》。

[24]《传习录上》。

[25]《传习录上》。

[26]《传习录下》。

摘自《良知与自然——王阳明》原载《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