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以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对儒学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句话点明了儒学在历史长河中的病灶，即从道德高标到虚伪浮夸，再到丧失廉耻的渐进堕落。这一评价，不仅仅是对儒家学说本身的诘问，更是对儒家文化在社会实践中偏离本质的深切批判。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严复

儒家思想自孔子起始，始终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德，并推崇以“君子之道”作为人生和政治的准则。《论语》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儒学提倡以德治国、以礼修身，强调道德和礼仪在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理想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调。然而，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恰在于它的难以企及；儒学的道德高标虽为众人敬仰，却在实际执行中被逐渐扭曲。

当令则用 当季是药 过季是草 学问亦然

儒学之作伪，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兴起之时对“礼”的过度重视。孔子在《论语》中云：“礼之用，和为贵。” 然而，到了后世，“礼”却被机械地执行，失去了其本身的精神内涵，成为僵化的形式主义。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被推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台。然而，这也成为了儒学偏离其道德核心的开始。

儒学在实践中逐渐沦为统治者的工具，礼制被形式化、表面化，成为维护社会等级和专制统治的手段。《大戴礼记》中讲道：“以礼制人，则人不敢越矩；以法治人，则人免刑而无耻。”统治者利用礼的束缚力，不是为了使人们真正理解礼的内涵，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礼仪繁复至极、名不符实，作伪成为常态，诚意与信任反倒被抛弃一旁。

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争。东林党人以“清流”自居，高唱忠义节操的道德之歌，然而背地里却多是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所谓的“道德高地”被虚伪的形式主义和权力斗争所玷污，儒家提倡的“仁义”被严重异化，正应了那句“始于作伪”。

严复所批判的儒学的终点是“无耻”。儒家学说原本强调廉耻心的重要性。《论语·为政》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廉耻之心，不仅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无法实现内在的自我约束。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学的“廉耻”却不断被权力与利益侵蚀。

明清之际，儒家学说被钦定为官方的唯一正统思想，统治者将“忠君爱国”与“孝悌忠信”简化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这种高度同质化的“道德规范”演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忠诚和自我约束的名头。晚清的满清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以便将广大民众纳入绝对服从的框架内。大臣们在皇帝面前表面上卑躬屈膝、言辞恭敬，背后却是腐败横行、假公济私。由此，廉耻之心不再是个人的自觉，而沦为政客手中的政治筹码。忠诚、正直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令人厌恶的谄媚与无耻。

清末民初，腐败、贪污之风盛行，一方面是外患内忧不断，另一方面是大批官员将儒学教条视作维持社会秩序和自身地位的工具，完全丧失了儒家最初倡导的廉耻与自我反省的精神。儒学由此成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代名词，进一步印证了严复的批判。

严复手札

儒学最大的悲剧在于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从道统变为僵化的教条。《中庸》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然而，这样的学思结合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愈加遥不可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变成了焚书坑儒的惨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了唯一的正统思想，这也导致了思想的贫瘠与僵化。儒学在不断被神圣化和权威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质疑与反思的能力，从而走向“无耻”。

晚清的国势衰败、甲午战争的惨败，都是因儒学文化的保守和僵化未能及时应对时代变化的严峻考验。严复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而不是再被儒家的虚伪与无耻困住手脚。儒学因其拒绝自我更新而遭到时代的淘汰，正应了庄子“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的道理。

严复福州故居

儒学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对其发展过程中虚伪与堕落的尖锐批判。严复的这一评价，不仅是对儒学学说在历史上的反思，也是对中国文化中道德虚伪和形式主义的深刻揭露。正如《孟子》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儒学之道本是对人道和天道的追求，但当它被人为作伪和曲解利用时，便失去了本真，走向无耻。唯有回归儒学的初心，重拾真实的道德追求，儒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