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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安系统历史上，少有人物像于桑这样具有传奇色彩。他不仅是一位前公安部副部长，而且还享受着正部长级的待遇。

然而，在他光辉的职业生涯背后，隐藏着一个让人不禁好奇的谜团：为何在如此高位的公职人员中，他的六个子女中，竟无一人选择从政？

于桑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出身的青年，1935年秋季加入了红军，正值红军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

那一年的秋天不寻常地寒冷，山间早已积雪厚重，天气的严酷与迫在眉睫的敌军追击让整个行军过程充满了变数和危险。于桑和他的战友们日夜兼程，不分昼夜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和无边的草地上。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围剿。于桑所在的部队多次遭遇敌军的伏击和攻击，每一次交战都是对生死的考验。他们经常需要在夜幕下迅速行军，白天则隐蔽在密林或山洞中，以躲避敌机的侦察和轰炸。

在四川的泥石山区，于桑和战友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和行军，有时候甚至需要克服数米高的山崖和湍急的河流。

特别是在过草地时，无际的草原上迷雾重重，方向感极易丧失，再加上敌军时常派遣骑兵进行骚扰，使得行军更加困难。

但于桑和他的战友们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相互之间的支持，克服了一次次的困难。即便在物资极度匮乏、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共享那有限的干粮和凉水，共度难关。

穿越四川的高山峻岭时，冰雪、泥泞和急流成为了他们的常态。有一次，部队在穿越一个被雪水冲刷的山谷时，于桑不慎滑倒，一脚陷入冰冷刺骨的溪流中。

幸好身边的战友及时将他拉起，这种生与死的援助，在长征路上成了每个人之间不言而喻的责任和义务。

随着长征的深入，于桑的队伍还经历了著名的四渡赤水，这是一次战术上极具挑战性的行动。红军在此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巧妙的战术迷惑敌军，成功突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

在四渡赤水的行动中，于桑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负责掩护队伍安全渡过赤水。在枪林弹雨中，他们一步步稳健地完成了任务，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默契。

整个长征期间，于桑亲眼目睹了无数战友的牺牲，体验了从绝望到希望的每一个瞬间。这些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使他更加坚定了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

长征结束后，于桑凭借在艰苦战斗中展现出的优异表现，被选派进入公安系统，开始了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新生涯。

作为新任的公安人员，他首先被派往西北地区的保卫局接受培训。1936年春季，他带着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心情，远赴陕北，进入了当时的保卫局学习中心。

在保卫局的学习期间，于桑接触到了大量关于国家安全和公安工作的理论与实务知识。培训中心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他们共同学习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内外威胁以及执行法律。

课程内容涵盖了刑事侦查、情报收集与分析、公共安全管理等多个领域。教官们不仅传授技能，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员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迅速适应和处理各种情况。

1938年，于桑完成了在西北保卫局的学习后，他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公安学校进行进一步深造。

在这一阶段，他游历了中国的多个省份，从东北的哈尔滨到南方的广州，每到一处都会深入学习当地的公安工作方式和面临的特殊问题。

这种全国性的轮岗学习，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也加深了他对中国不同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理解。

在各地的公安学校，于桑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认为，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观，才能正确处理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于是，他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各类研讨会和理论课程中，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实际的公安工作中。他的这一努力，为他后来在公安系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务基础。

1955年，于桑因其在公安系统的卓越表现和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被任命为中国中央公安局的副局长。

此职位赋予了他更大的责任和更广泛的影响力，使他能够直接参与到国家安全和公安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决策中。

随着职务的提升，于桑开始全面审视公安系统的运作效率和法治建设的现状，着手推动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

在于桑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央公安局开始着手改进信息管理和数据处理系统，这是提高公安工作效率的关键一环。

当时，公安部门的信息流通主要依赖纸质文件和人工传递，这种方式在处理大量案件和情报时显得效率低下。

于桑推动引进了更为先进的通讯和档案管理设备，包括电报机和初期的计算机技术，以加快信息的传输和处理速度。

同时，于桑还强调了公安人员的专业培训和道德建设。他认为，一支高素质的公安队伍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因此，他支持和推动公安学院的建设，增设了多个专业课程，如法律知识、侦查技巧、心理学应用等，以全面提升公安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公安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道德也被列为日常管理的重要部分，确保每一位公安人员都能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基础上执行职责。

在公安工作中，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时，于桑推广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他主张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所有公安操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执法行为。

为此，他亲自监督了多起重大案件的侦查工作，确保调查过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种以法治为核心的工作理念逐渐成为公安系统的主导思想。

到了1964年，于桑的努力和成就被进一步肯定，他被提升为公安部的副部长。在这一更高的职位上，他继续扩大他的改革计划，包括加强对国际犯罪的打击能力，以及提高边境安全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他还特别关注于改进公安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协同工作，增强了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调，有效提高了政府对内外威胁的整体应对能力。

于桑和他的妻子共同抚养了六个子女，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严格而非溺爱的教育方式。

在他们的家庭中，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父母很少干预孩子们的个人决定，尤其是在学业和职业选择上。

这种教育方式的体现之一是，每当孩子们面临重要的选择时，于桑和他的妻子总是首先让孩子们自己表达想法，然后才提供必要的建议和支持。

此外，于桑家的教育不仅限于学业，还包括对孩子们进行道德和责任感的培养。家中常常举行家庭会议，讨论诸如家庭责任、社会公德等话题。

在这些讨论中，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学习如何做出合理判断和承担个人责任。

尽管于桑在社会上担任高级职务，家庭教育中从未有过特权意识的渗透。

他坚信每个人都应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去赢得未来，因此从不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子女提供不公平的帮助。这种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们，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自立。

在职业选择方面，于桑的子女们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要么从商要么从事其他职业，没有一个从政。

尽管年事已高，于桑依然活跃在公安工作的最前线。1977年，经过复杂的政治环境变迁后，他被正式恢复到原职，并晋升为正部级别，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行政级别，更是对他多年公安工作成就的肯定。

恢复职位后，于桑被任命为中央公安部的委员，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继续影响和推动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在担任中央公安部委员期间，于桑积极参与多项重大安全策略的制定，包括加强国内安全监控、完善反恐策略和增强公安系统的科技支持。

他推动公安系统内部实施更严格的管理和培训政策，确保所有公安人员不仅在技能上符合要求，更在道德和法治观念上得到强化。

在其任内，于桑特别重视公安机关与民众的互动，他推动了一系列社区警务合作项目，强化了警民关系，提高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和民众满意度。他认为，警力资源虽然重要，但公众的配合与支持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因此，他支持并推广了多种形式的民警互动活动，如公安开放日、社区研讨会等，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公安工作，也让公安人员更深入地了解社区的实际需要和问题。

直到晚年，于桑仍不忘初心，坚持在公安工作中尽职尽责。他的工作态度和成就在公安系统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他对年轻公安人员的影响尤为深远。许多年轻的公安工作者都将他视为榜样，从他的职业生涯中汲取经验和动力。

2008年，于桑因病逝世，享年92岁。消息传出后，无数人民表达了对这位伟大公仆的哀悼和敬仰。国家和各级公安机关举行了多场追悼会，以表达对他的最高敬意。

在他的追悼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人员、政府官员以及普通民众纷纷前来瞻仰他的遗容，缅怀这位一生致力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英勇战士。

参考资料：

[1]于晋.风云无边[J].人民公安,2012(6):5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