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元宫

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等场合高度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并且明确表示喜欢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在邓小平实现了自己“全退”愿望的1989年11月7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对邓小平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作出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在国际社会也享有崇高威望。1979 年1 月上旬，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 年度世界风云人物”。1988 年，美国《世界报》月刊五月号评选邓小平为“1978 年至1988 年十年风云人物”，称赞邓小平是“最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人士”。年轻时曾跟苏俄做生意并受到列宁接见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则将邓小平与列宁相提并论，认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

那么，邓小平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他本人是如何看待、评价自己的？邓小平没有留下完整的自传，因为他一向反对这么做，“我本人从不赞成搞我的自传”；“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散见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各种交谈、论述或者著述中。本文通过对文献和史实的梳理，再现邓小平对自己的这些评述，以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革命精神及崇高品格、情操和风范。

邓小平本人相对比较完整而丰富地谈及自己的履历，是1984 年3 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叙述的一段话：“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19 岁。我自从18 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7 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 年到现在是7 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这一年，邓小平80 岁。这是他对自己80年经历的言简意赅的评述。

上述这段话中，邓小平说他的一张照片“是在巴黎照的”，是在法国“加入革命队伍”，指的是1920年年仅16 岁的他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远渡重洋勤工俭学的事。然而，在法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在王若飞、赵世炎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革命思想，“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于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于是，“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

1923年6月11日，19岁的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邓小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地干革命，并且矢志不渝地“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信念日益坚定。邓小平1985年8月31日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说：“我曾在法国呆过5年半，在工厂做工近4 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1926年1月，从法国到苏联莫斯科求学期间，邓小平“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处境多么艰难，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置个人得失与安危于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判打倒又复出之后的1975年，主持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针对当时不少人不敢放开手抓生产，害怕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等帽子或者被打倒或再次被打倒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严厉批评：“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们回去传达时，就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于1977 年7 月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坦陈心迹：“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当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对于在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有些人讲了一些过头话等情况，邓小平豁达地表示：“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放在了坚定不移地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上。

邓小平退休后，仍然“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他关心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我现在不管事了，但心放不下。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的后人，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会感谢我们的”。1989 年12 月10 日上午，他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并请特使转告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992 年，针对苏东剧变之后不少人惊慌失措，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在退休之际向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1997 年2 月19 日邓小平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真正实现了当初“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的志愿，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9年9月，毛泽东 （前右一）与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如果说上文引述的1984 年3 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叙述的那段话是他对自己一生前80年经历的言简意赅的评述，那么对于他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直至1997年逝世这一时期的经历的相对比较完整的评述，则是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的一段话：“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包含了邓小平本人对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和借鉴。

实际上，早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1956 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强调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61 年1 月24 日中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总书记马努埃尔·贝雷斯等人，在谈到我国国内建设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包括苏联在内。”

正是因为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和缺陷，所以邓小平主张“要有自己的创造”。1961年3月27日上午，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各部门提出关键性的项目，这些项目不是同钢铁一样按比例的。计划方法要跳出苏联那一套，不考虑按比例，比来比去都扯住了”，“我们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

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弊端的揭示和剖析更加深刻：“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

邓小平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弊端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深切的感受。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 年12 月18 日 至22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共同努力，我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变。至1998年1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翻两番”的建设目标提前实现。从1978 年至1998年2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吸收外资居世界第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物质文化生活大幅度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才能。邓小平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而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1980 年6 月19 日，邓小平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当客人赞誉他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邓小平回应说：“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遭了几次灾，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历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说不上什么，没有什么突出的。”

1990 年3 月3 日下午，邓小平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这是邓小平与哈默的第八次会见。在1979 年2 月2 日邓小平访美之际他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曾邀请哈默来华帮助中国发展：我们都知道你。苏联有困难时你帮助了列宁。现在你一定要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哈默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当时年仅23 岁。列宁去世后，他又与列宁的继任者们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几十年。根据哈默的回忆，哈默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邓通过自己的翻译一直与我交谈，他想了解所有我与列宁的会面情况和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他很敏锐，才智超群”。

哈默这里所说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指1921 年3 月列宁等苏俄领导人从当时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一种政策。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到市场上去出售，允许私人自由贸易，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采用租让制和租赁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国家无力经营的工矿企业按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以便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当时年仅23岁的美国商人哈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苏俄做生意的，他把苏俄当时急需的粮食等物品运进苏俄，又将苏俄的物产运往他国。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种粮和生产积极性，使得苏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工农联盟得以巩固，国内政治也日趋稳定。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就很重视苏俄新经济政策，早在1956 年就指出：“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邓小平对苏俄新经济政策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因为1926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际，正是苏俄新经济政策彰显其成效之时。也正因为如此，他曾多次谈及并肯定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做生意”，“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几十年的美国商人哈默，对新经济政策前后的苏俄以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的状况比较熟悉。所以，他在1990年3月3日与邓小平第八次会见时，便很自然地指出，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商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对此，邓小平回应说：“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1985 年10 月23 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提出的“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怀念你？”这一问题时指出：“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1983 年4 月29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当客人高度评价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面所起的作用时，邓小平谦虚地回应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但个人作用的发挥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此后，他又多次强调指出：“不能把9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剖析自己：“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变化，问题的性质也都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他强调指出：“不要一说就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了，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我讲的也可能有不对的嘛。”

邓小平不回避自己的不足以及所犯的错误。他认为，“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导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只有承认错误，才能改正错误，邓小平光明磊落、勇于担当：“最近，东北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

邓小平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我不做工作，不参与工作，中国的现行政策照样顺利地进行。这就直接回答了国际上的担心：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会变？其实，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人们不会支持他，他就会被打倒。所以说，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希望，谁也改变不了，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

1997 年2 月19 日21 时8 分，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对自己的评述散见于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跟他人的交谈或者论述中，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朴实无华，却蕴含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热爱，这些已经成为亿万中华儿女向着他老人家擘画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奋勇前进的政治遵循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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