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立柱

1924年7月1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邓小平与聂荣臻，同属中国革命的第一代领导人。谈到两人的关系，毛毛曾满怀激情地写道：“父亲和聂荣臻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他们72年的深厚情谊，始于1920年，那还是在法国。

1920年10月19日，一艘万吨级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缓缓停靠在法国南部港口马赛，船上的80多名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列队走下船舷，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在这批学生中，有一位年仅16岁的四川青年，名叫邓希贤。他，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第二天，这批学生到达巴黎，受到热烈欢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一年前来法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聂荣臻。与邓小平同行的江克明曾回忆道：“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在一年前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我们在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1919年12月从成都赴法勤工俭学。由于先到法国，聂荣臻自然就成为学长。在法国，邓小平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老乡结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1922年6月，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批进步学生也相继加入，并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邓小平负责少共机关报《少年》（后改名为《赤光》）的编辑、刻板和油印工作，而聂荣臻则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从此，邓小平、聂荣臻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争取了大批有志青年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聂荣臻由同乡关系进一步上升到革命战友的战斗情谊。

1924年7月，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一批干部到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学习，这其中就有聂荣臻。在苏联，聂荣臻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1925年，聂荣臻离开苏联，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后，聂荣臻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等职；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腥风血雨，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等。

继聂荣臻之后，邓小平受中共组织指派，于1926年初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从苏联回国后，先到冯玉祥的军队做政治工作。之后，来到武汉，做中央秘书工作。后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1929年，到达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

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在长征路上，邓小平和聂荣臻又走到了一起。

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委就是聂荣臻。两位四川老乡又走到了一起，自然是异常高兴。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征，邓小平随一军团政治部参加了此次东征。当年曾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梁必业将军回忆说：“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不停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继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这期间，邓小平特别注意干部的教育。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曾回忆道：“1936年，小平同志曾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材料，出卷子，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梁必业将军也回忆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1936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聂荣臻、左权率红一军团奉命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大西北，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后，邓小平和聂荣臻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建立了赫赫战功。

1936年年底，邓小平不幸得了非常严重的副伤寒，一点硬东西都不能吃，生命垂危。聂荣臻得知后，非常着急。正好此时东北军和红军搞统一战线，张学良将军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聂荣臻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留给邓小平。正是靠这些牛奶，才挽救了邓小平的生命。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及其他抗日队伍，雄姿英武地走上了抗日战场。邓小平先调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到一二九师任政委。而担任一一五师政委兼副师长的聂荣臻，在首战平型关之后，又奉命留在晋察冀地区，坚持敌后抗战。这样，邓小平和聂荣臻，在不同的战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神圣抗战。

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聂荣臻同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年抗战胜利后，邓小平、聂荣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指挥下，又在各自不同的战场上，屡战屡胜，战绩辉煌，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

1952年，邓小平从重庆前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这时的聂荣臻，身兼五职，又受命担任代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肩负着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任务。一天，劳累过度的聂荣臻突然摔倒在办公室里，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辞去总参谋长等职务，休息养病。这期间，邓小平曾多次前去探望。经过三年多的休息和治疗，到1956年10月，聂荣臻的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也就在这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找聂荣臻谈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关于当时的情景，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刚开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正在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的工作分工。有一天，邓小平同志（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和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找我，在询问了我的健康情况以后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你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抓北京市的工作，对聂荣臻来说有很多方便条件。然而，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却是他青年时期的夙愿。两者相比较，聂荣臻没有过多考虑。他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是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作风历来果断、干脆。他表示同意：“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同年11月，全国人大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为了迅速纠正妨碍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经过半年多的奋战，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上报党中央。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聂荣臻的报告。邓小平率先发言：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改正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科学十四条”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后报经毛泽东批准，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军队两位领导干部把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送聂荣臻审查。聂荣臻看后说：邓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同意。1975年冬，“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二度复出的邓小平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聂荣臻一如既往，保持着和他的良好关系。由于邓小平的处境相当困难，有些同志不敢去见邓小平，聂荣臻知道后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参谋长嘛！中央没有免去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1976年1月，聂荣臻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后，特意驱车到东郊民巷邓小平的家，想看望看望这位处于逆境中的老战友，和他聊聊天。不巧，邓小平有事不在家，没有见到。2月4日，他要女儿聂力代表自己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打电话，问候小平全家春节好，特意嘱咐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1952年7月，邓小平从四川前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正好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一条小胡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邓小平、聂荣臻两家隔开。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关于两家的交往，毛毛曾写道：

聂荣臻和邓小平，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瑞华）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一起去散步。……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的长豆角。

聂荣臻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家里没有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因此，非常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邓小平一家搬走了。但是，邓、聂两家往来依然如故。在空闲时，邓小平经常带全家人一起去聂荣臻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用邓小平的话说，聂荣臻家的豆花最地道。聂荣臻家平时很清静，邓小平一家人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总是忙东忙西，而聂荣臻总是看着邓家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露出斯文而满意的微笑。当然，邓小平如有些特产，也不会忘记让聂荣臻分享。聂荣臻曾自豪地向来客说：“这是四川泡菜，是小平同志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美味。”

随着时光流逝，两人都退休了，但他们还保持着联系，每年都要见面。邓上平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还时不时地去聂荣臻家进行探望，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直到1990年，86岁的邓小平还去聂荣臻家探望他那相交70年的老兄，一起谈心。邓小平风趣地说：“过了90就是胜利！”当时，聂荣臻91岁，应该说是胜利了。

1991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92岁大寿。卓琳带领子孙去向聂荣臻祝贺生日。走进聂荣臻元帅的房间，毛毛代表父母及全家将美丽的鲜花献给聂荣臻。花束的飘带上写着：“祝荣臻同志健康长寿！邓小平、卓琳率全家。”

聂荣臻躺在病榻上，接过了美丽的鲜花。他拉着毛毛的手，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同邓小平的革命历程和同舟共济的战友情谊……

当卓琳带着家人离开时，聂荣臻再三嘱咐：你们回去替我问小平好。

作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建设、改革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邓小平、聂荣臻从各自的岗位退下来后，仍始终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这次南巡讲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

聂荣臻退休后，虽身患重病，但每天坚持听秘书读文件、读报，从不间断。一天，他听秘书读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当秘书读到“邓小平说：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时，聂荣臻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这个谈话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能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多少次，在和人谈到当前的工作时，聂荣臻总是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叶挺将军之子叶华明曾回忆说：“聂帅多次说过，深圳的发展道路是对的，小平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小平同志了不起。”

1992年4月12日，聂荣臻自感病情严重，就对两位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说：“我的心力衰竭，恐怕很难度过这一关。因此，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临别遗言吧。”秘书赶紧取来录音机，记下了这位元帅的“遗言”：

“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我虽然对党没有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对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与世长辞。噩耗传来，88岁高龄的邓小平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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