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18日清晨,苏联内务部队有组织地集合克里米亚鞑靼人,仅用三天时间,强迫180041名鞑靼人装进了火车,前往中亚地区。从此告别生活了700年的克里米亚。为什么苏联会将鞑靼人全族流放呢?
八字不合
触发这次强搬危机,根源在于鞑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13世纪初,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蒙古突厥诸部纵横欧亚大陆。欧洲人畏之如虎,将其统称为“Tatar”或“Tartar”,意为“说蒙古语的部落”。
上图_ 15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北部是初创时期的克里米亚汗国,南部是意大利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和西多罗公国
1237年,从属于蒙古钦察汗国的鞑靼人逐渐定居克里米亚。1430年,鞑靼人不仅昄依伊斯兰教,还脱离钦察汗国,自建克里米亚汗国。1478年,资源匮乏的鞑靼人傍上了奥斯曼。他们的祖先同样来自蒙古高原,在文化、宗教、习俗、语言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共通性。
得到奥斯曼的强援,克里米亚汗国变身东欧“恶邻”,四处侵扰,蚕食土地,抢劫财物,掠夺人口,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国深受其害。1572年,克里米亚汗国围攻莫斯科,“俘虏了俄罗斯近 15 万人,尸骸塞满莫斯科河。”
据天主教传教士卡尔·久拜的统计:“每年从克里米亚半岛中转卖出的奴隶均有两万人,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立国之初的 14 世纪直至 16 世纪末的 200 余年中,克里米亚鞑靼人共贩卖了多达三百万名奴隶。”两个民族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结下了梁子。
上图_ 克里米亚鞑靼人
宗教纷争
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不和,还有宗教因素的干扰。公元988年,基辅公国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了拜占庭王朝安娜公主,标志着两国达成同盟。为了巩固双方的关系,弗拉基米尔大公放弃原来的多神教,在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克森尼索奉东正教为国教,接受该教教义,奉该教为国教,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
13世纪后,罗斯部族由于封建割据,分裂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支。东正教成为联结三者的精神纽带。生活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笃信伊斯兰教,视对方为“异教徒”。双方宗教的对立势如水火。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数十万鞑靼人背井离乡。1897年人口统计时,当地的鞑靼人仅有18.8万人,占总人数的1/3,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却占了45%。坚守故土的鞑靼人,有40%在十月革命前没有土地。宗教上的对抗,无形中撕裂了当地社会,为将来的强搬埋下了伏笔。
上图_ 克里米亚战争,在俄罗斯又称为东方战争,是1853年至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
战争搅局
沙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状态,维持到了17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公国在伊凡雷帝的统治下,迅速扩张,而奥斯曼政治腐败,日益衰落。实力渐强的沙俄开始对奥斯曼说“不”,展开连番血战。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外宣布:克里米亚是自己“带给俄国的嫁妆”。尽管土地被征服,鞑靼人依旧没有放弃。
在俄土12轮世纪大战以及苏俄内斗期间,鞑靼人总是站在俄罗斯人的对立面。十月革命后,列宁试图缓解民族紧张气氛,成立了以鞑靼人为主体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当时鞑靼语和俄语并列为官方语言,鞑靼文化、教育和艺术得到了扶持和保护。
好景不长,受192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超过3万名知识精英遭到流放,大部分伊斯兰阿訇被处决或流放。政府强行关闭了106所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俄语为鞑靼学校的必修课,就连地名也实施全面“俄化”。激进的民族政策,无形中增添了鞑靼人对俄罗斯的仇恨。
上图_ 苏联地图
二战时,苏联发出全国总动员令,近2.5万名鞑靼青年应征参加红军,战争期间有十多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不过,当纳粹第11集团军进攻克里米亚时,这些鞑靼人纷纷开了小差。一个叫科乌什的村庄,有130名鞑靼人参加红军,结果有122人做了逃兵。
据当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根据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在德国军队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占领时,在苏达克区的各个鞑靼村,大多数村民都参加了欢迎德国人的活动。村民们端出葡萄、水果和甜酒等好吃的东西,盛情款待了德国人。”
上图_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波兰裔纳粹德国高级指挥官
鞑靼人的反叛还得到了德军的证实。纳粹第11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回忆:“鞑靼居民大部分都对我们很友善, 鞑靼人一下子就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我们成了他们摆脱布尔什维克枷锁的解放者,一个鞑靼人组成的慰问团来看我,带来了很多水果,还带来了一件手工织物, 希望把它敬献给鞑靼人的救星‘阿道夫先生’。”
一位名叫奥托·奥兰多夫的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审判时供述,他曾主抓由鞑靼男子组成“自卫队”,很多鞑靼人自愿甚至整村参加针对苏联游击队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曾任克里米亚游击联合司令部政委尼古拉·卢 戈沃伊在一封信里哀叹:“在克里米亚半岛, 各游击队意想不到地遭到了鞑靼人前所未有的敌视。”经历了二战,鞑靼人和俄罗斯人裂痕加深,也为战后遭受胜利者的清算和报复提供了借口。
上图_ 参加德军的克里米亚鞑靼人
高层强令
鞑靼人突遭强搬,是苏联内务部执行最高决议的结果。1944年5月7日,即德军全部撤离克里米亚的第六天,苏联特种兵对藏匿的鞑靼人进行突击检查,缴获步枪5395支、自动步枪250支、机枪337挺、迫击炮31门以及大量军械弹药。
苏联高层认为卫国战争时,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整个民族集体背叛”苏联,“帮助纳粹德国占领军”,必须对该民族进行整体惩罚。5月11日,斯大林签署5859号决议,要求内务部在限期内把“所有鞑靼人必须从克里米亚领土驱逐出去,到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作为特殊定居者永久定居。”
上图_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
一周后,政府投入了23000名官兵、100辆吉普车、250卡车以及67个火车梯队,实施了这项决议。事后,被流放的鞑靼人透露,当时自己只有15分钟时间收拾行李。鞑靼人为自己的“神助攻”,付出了代价。
强搬途中,列车缺乏饮食供应,鞑靼人纷纷饿毙。迁入中亚的鞑靼人,也没那么幸运。当地的特殊定居点对迁入人数估计不足,导致交通、医疗、温饱、住房等基础保障设施严重不足,加上痢疾、伤寒、疟疾、疥疮等疾病肆虐,鞑靼人减员严重。至1948年,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鞑靼人死亡率高达29.6%。鞑靼人的不幸,只是苏联众多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给冷战结束后留下了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