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潘金莲是著名的“淫妇”。然而，出身低贱的她，在嫁给武大郎时，也曾一度是绝世好妻。

可惜武松出现了，随着他一系非理智行为并带动武大郎的改变，潘金莲被推向万劫不复之路。

一、贱口奴婢潘金莲

在“嫁给”武大郎之前，潘金莲是一位大户人家的使女。只因为不堪男主人的骚扰，并多次向女主人诉苦，男主人一怒之下，倒贴“嫁妆”，将她白送给武大郎。

潘金莲短暂的22年人生中，前20年就只有这极其简短的三行话。但它却包含了丰富而重要的信息。

所谓使女，就是给雇主提供家政服务的职业女性。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贫富分化严重。城镇中，大量底层女性要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大户人家”则需要各种家政服务。同时，宋代活跃的社会经济，也催生了完善的“用工制度”。富户雇佣女使，需要签订合同，最长不得超过10年；雇佣双方在法律制度上身份平等，属于共同居住人关系。

宋代法律对保护女使设有特别保护规定：人主奸使女，加凡人罪一等；旧主与女使奸者，各以凡论。意思是说，在雇佣期间，雇主与使女发生奸罪（强奸、和奸），比普通人之间的奸罪加重一等；雇佣期结束，原雇主与使女发生奸罪，以普通人奸罪论。

从法律上来看，潘金莲在“大户”家当使女期间，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她之所以敢反抗男主，有法律撑腰。

但是，按照宋代法律精神，雇主与使女之间法律地位平等，雇主就没有处置女使身体、婚姻等方面的特权。所以，“大户”没有权力擅自将潘金莲“赠送”给武大郎。除非一点：潘金莲是“贱口奴婢”。

在宋代，还存在少量法律意义上的“贱户”。贱户人口“律比畜产”，就是在法律上，他们是家庭财产，可与杂畜、货物一样被自由买卖、赠送。这一点，继承了唐代法律精神，但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贱口”可以与普通的“良人”通婚。宋代“贱口奴婢”的来源，主要是祖辈因犯重罪而被打入“贱户”，从此世代为奴，除非主人主动允许他们恢复为良人身份。

从 “大户”能够自由地将潘金莲赠送给武大郎来看，潘金莲的身份应该就是“贱口奴婢”，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主人拥有对她的身体处置权，包括对她的性的垄断和对她人身的买卖、赠送。

然而，作为“财产”的潘金莲却并不接受自己法定的命运，在主人对她行使法定权利索要身体时，她却敢于奋起反抗，绝不妥协，显示出极其勇敢、敢于抗争的强烈个性。

潘金莲反抗主人，所要追求的，无非是身体的自由与清白；所愿舍弃的，则是金钱与享乐。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女性。

二 、绝世好妻潘金莲

“大户”把潘金莲白送给武大郎，当然不是为了成全她，而是为了恶毒报复。在“大户”看来，嫁给武大郎，意味着一辈子比守活寡还难以忍受，绝不比遭受自己的蹂躏更为轻松。

但潘金莲又一次让“大户”失望了，至少在武松出现之前是如此。

在见到武松之前，潘金莲与武大郎的生活虽然不一定和谐幸福，但至少是平静而充满希望的。

对于武大郎来说，娶到潘金莲是十辈子修来的福报，自然会格外珍惜，千般宠爱。而对潘金莲来说，武大郎的确是矮丑穷，但至少嫁给他后，获得了“良人”身份，人身获得了自由；更何况，武大郎又对她言听计从。她从以前的事事处处要看人眼色，到如今“翻身做主人”了，内心的欣喜也可想而知。

王婆在指导西门庆如何勾搭女性时，提出了著名的“潘驴邓小闲”的五字真言。其中，潘安的貌、驴大的货，是先天条件，不可强求。邓通一样的多财，既要靠个人努力，又需上天成全，同样不可一味强求。“小”是对女性伏低做小，肯低头听话，用当代的话来说，是给予足够的尊重。“闲”就是多找时间陪伴，时间这东西，只要肯挤，穷人和富人都能挤出来。前三点，靠老天爷赏赐，武大郎无法改变；但后两点，武大郎做得完全合格。而“小”和“闲”，往往却最能打动女性，尤其是对潘金莲这样曾经完全缺少尊重的“贱口”。

武松初次登门见到潘金莲时，有几个细节非常有趣。武大郎、潘金莲陪同武松上到二楼坐下后，潘金莲看着武大郎说：“我陪叔叔坐一会儿，你去准备些酒食来招待叔叔。”按常理，武大郎与弟弟阔别一年之后初见，应该是兄弟俩坐下聊天，嫂子去准备酒食才对。但武大郎乖乖地听从了妻子的指令。晚餐备好，三人上桌吃饭，武大郎安排的座次就更加有趣：让潘金莲坐了主位，武松对坐客席，武大郎在旁边横坐相陪。

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武大郎家里，当家人是潘金莲，家里的大事小事由潘金莲说了算。而且武大郎绝对心悦诚服。武大郎如此对待潘金莲，就是王婆口中所说的“小”。这样的家庭环境，潘金莲应该是满意的。

武大郎两口子的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他们成婚后在清河县生活不久，因为潘金莲不断受到骚扰，被迫搬到阳谷县。刚到这个陌生的县城里，二人更租住了临街的一栋小木楼。后来，王婆请潘金莲去做衣服，武大郎还拿出一贯钱让潘金莲请王婆吃酒。这些都说明，武大郎家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

结婚之前，武大郎与弟弟武松一起生活，家里靠大郎一人卖炊饼为生，武松还经常醉酒闹事入狱，大郎又不得不去衙门探监捞人、上下打点，家里不可能有多少积蓄。

成婚后一年之内，二人就能在临街租下一栋独立的小楼居住，显然是靠武大郎勤勉地做炊饼生意挣得了银子。但做饼、卖饼是十分复杂而费时的活计，大量地买面、和面、做饼、烤熟、售卖，不是武大郎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潘金莲必然也参与其中的很多环节。而使女出身的潘金莲是，干惯了苦活、粗活，和面、做饼这些事，想必都是她亲手亲为。

正是在潘金莲的参与和鼓励下，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小日子才越过越好。一个貌美如花又肯干能干女人，对武大郎来说，就是一个绝世好妻。

三 、第一淫妇潘金莲

武松的离开和出现，时间节点都很凑巧，刚好够形成一个悲剧。

如果在潘金莲嫁到武家之后，武松才逃离家乡，他在潘金莲眼中只不过是个爱酗酒闹事、没有责任心的小混混，未必入得了潘金莲的双眼。

而再次归来初见潘金莲时，一年多前还是小混混的武松，已经跻身到体制之内，成为声名卓著的打虎英雄、阳谷县都头，浑身散发着成功男人的光芒，外形又高大强壮、年轻俊朗，足以让潘金莲心动。

潘金莲的错误，不在于她第一眼看见武松就心跳如撞鹿，而在于她一心动就有行动：开始设法勾引武松。

讨论潘金莲勾引武松一事的性质，必须先了解一个事实前提：潘金莲是见了帅哥就喜欢勾引呢，还是第一次对男性心动？这一点极其重要，它关系到如何判定潘金莲品行的原则性问题：如果是时常勾引男子，她对武松只不过是见色起意；如果是第一次心动，那就是遇见了真爱。

在绝大多数读者眼中，潘金莲是个“淫妇”，不仅因为她有外遇杀夫的行为，也因为《水浒传》对她有这样的定性议论：“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袁无涯本有此四句诗，金圣叹本、容与堂本无此四句。）

但《水浒传》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或者说是错误，那就是，作者经常会跳出故事，急切地对人物或事件进行定性评论，而评论往往与事件性质或人物形象本身相反。

例如，济州府刑侦大队长何涛到郓城县请当地协助捉贼，宋江得知首犯是晁盖，立即借故飞马去向晁盖报信。事后，小说借助一个“学究”之口赋诗一首：“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袁无涯刻本）。

此后，郓城公安副局长朱仝派兵围困晁府，他自己却守在后门放走了晁盖。对此，小说评论道：“捕盗如何与盗通，官赃应与盗赃同。莫疑官府能为盗，自有皇天不肯容。”（袁无涯刻本。容与堂刻本此诗为：“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评论与人物形象就恰恰相反。

抛开小说的主观评论，从客观叙述看，笔者以为，武松是潘金莲第一个心动的男人。如果潘金莲真是“爱偷汉子”，20岁妙龄、已懂人事的她，完全没有必要反抗“大户”，更不会愿意被送给武大郎。须知，混迹在人多是非多的“大户”人家，“偷汉子”就会容易而安全得多了；至少委身于“大户”，也强似守住一个矮丑穷的武大郎。而潘金莲宁愿嫁给武大郎，也要跳出“大户”家的火坑，正是出于对于“清白”的坚持与追求，又怎可能是“爱偷汉子”？

因此，潘金莲对武松的挑逗是出于情不自禁的爱慕，而非水性扬花的“偷汉”。正值妙龄、貌若天仙而又不肯屈服于天定命运的潘金莲，追求自己的小叔子，虽然有违伦理，却又完全可以理解。这与她当初反抗“大户”的精神正是一脉相承。

现在的问题是，潘金莲把绣球抛给了武松。如何拒绝嫂嫂的勾引并避免悲剧的发生，考验着武松的智慧。很可惜，武松选择了最错误的方式。

四 、武氏兄弟的错误

当潘金莲在一个大雪天关上房门，独自与武松吃酒，并示意武松如果有意，吃完她吃剩的那杯酒时，武松勃然大怒，一把推开潘金莲，几乎将她推倒，厉声骂道：“我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

武松这番话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巨大错误。

一是急于定性，用极侮辱、极粗俗的语言将潘金莲的行为定性为毫无人伦、猪狗不如，彻底撕破了叔嫂情份，使事情没有任何转寰的余地。倘使当时武松推脱说“嫂嫂醉了，我自拿嫂嫂当嫂娘看待，如此玩笑此后不可再开”，可能结局全完全不同。武松对潘金莲“清白”的否定，打碎了她内心的唯一骄傲。

二是武力威胁，要用拳头规训潘金莲日后的行为：但有“风吹草动”，将“暴打金莲”。这等于宣布，他将要监视潘金莲的行为，潘金莲是他武家的共同财产。潘金莲好不容易摆脱了“贱口奴婢”的身份，此刻，武松又视她为家庭财产，无异于向潘金莲头上浇了一盆冰水。

好在，潘金莲嫁的是武大郎，不是武二。有武大郎继续宠着她，相信她，继续给他“小”和“闲”，潘金莲的日子还可以维持。

当天，武松从潘金莲家搬走。

如果武松从此不再登门去见潘金莲，或许也不会有接下来的悲剧。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上司派活要让武松去京城出差数月，武松担心潘金莲不老实，便带着一个手下，再次前往武大郎家饮酒作别。

席上，武松敬了两杯酒，说了两番话，对潘金莲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杯敬武大郎。武松提醒武大郎，他离开之后，大郎要把炊饼生产规模缩小一半，早出晚量，紧锁门窗。这是要武大郎从外部严防死守潘金莲。

第二敬潘金莲。武松警告潘金莲，你要管好自己，我哥哥就能安宁。并暗示她，“篱牢犬不入”，你自己把持得住，好色男人就拿你没办法。这是要潘金莲从内部守好防线。

尽管武松没有一句明说潘金莲爱勾引男人，但字字句句却又都在说潘金莲极不正经。这一次，武松是当着武大郎和手下士兵的面，极其傲慢地羞辱潘金莲，彻底粉碎了潘金莲最后一丝骄傲，击碎了潘金莲傲立于世的唯一精神支柱：身体和名声的清白。

然而，更具毁灭性的是，当武松走后，武大郎果真按照他的叮嘱，每天减半制作和销售炊饼，然后立即回家守定潘金莲。起初几天，潘金莲也曾反抗过武大，说他只会听武松调遣，此举会让邻居们耻笑他们家“禁鬼”。武大却固执地说，别人耻笑让他们去耻笑，我兄弟说的是“金子言语”。

自此之后，潘金莲不再反抗，她变得乖了，在武大郎每日早归之前，她自觉地“收了帘子，关上大门”。此时的潘金莲，已经彻底心死，活动着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曾经唯一能让潘金莲与武大郎共同生活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信任和包容之下的“小”。武大郎曾经用来陪伴她的“闲”，此时却成了她的牢笼。她与武大郎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生活。

潘金莲不会再为了武大郎而活，也不会在意自己的生活：没有了自立于世的精神支柱，即在别人和自己眼中的“清白”，她的生与死无异。

晴雯临死之前，宝玉前去看她。晴雯说，我活着时别人都骂我狐狸精，我既担了虚名，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说完，便咬下自己的指甲交给宝玉，还挣扎着脱下自己贴身的内衣也交与宝玉，算是完成了一场虚名之下的“肌肤之亲”。既担了虚名，便要求得“实质”。晴雯濒死已经来不及了，潘金莲却还有机会。

武氏兄弟公开给潘金莲一个虚名了，她只要等待机会，便要给武氏兄弟一个狠狠的“证明”与报复，给自己悲惨的一生一个放纵与交待。

借由武氏兄弟之手，“大户”戴在潘金莲头上的魔咒开始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