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

1979年6月，陈云（前右）在上海调研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初，我国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建设和计划建设的大项目有1700多个，小的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后决心进行调整，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

当时，有关宝钢项目的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停建；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和关键设备；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面对如此情况，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项目是否继续建设作出决策。这个时候，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引进的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如果停建，中国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又得投入巨大的资金。

进退两难，怎么办？陈云又一次坚持“只唯实”的态度，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干部的意见，随后又仔细研究了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1979年5月底，他专程到上海进行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陈云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陈云还非常注意搜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取措施的资料。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不过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陈云坦言：“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7个部委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陈云最后作出决断：“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决定上海宝钢项目“干到底”。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考察过很多钢铁企业，除鞍钢、宝钢外，还有武钢、齐齐哈尔钢厂、江西钢厂、新余钢厂、浙江钢厂等，他心系钢铁工业发展的事例还有很多。钢铁工业进入了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今天的任务和目标。陈云关心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今天的钢铁工业界继续学习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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