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三十万人齐聚于此，只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下午三点左右，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已经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的目光环视四周，似乎在找什么人。

“任弼时同志呢？怎么没看见他？”当时的环境十分嘈杂，广场上群众们的呼声排山倒海，周恩来不得不把嘴贴近毛主席的耳边。

“任弼时同志身体欠佳，不能参加这次活动了。是我让他在家里休息的。”听完毛主席的回答，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失落。

任弼时可是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党内地位仅次于上述四人，就这样一个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功臣，却不能出席如此重要的场合，确实非常遗憾。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任弼时便与世长辞。毛主席悲痛万分，亲自主持了入殓仪式，并为其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据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回忆：“父亲是‘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但身体状况却是最差的，父亲的身体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严重下滑。”任弼时之所以身体状况比较差，与他之前两次被捕有很大关系。

任弼时虽说比较年轻，但资历很深，“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已经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各类反帝斗争。次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家境困难中途辍学。

任弼时原本是想要争取获得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但是未能成功，于是阴差阳错的加入了毛主席、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从此走上了红色革命的道路。

1921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取一批积极分子前往苏俄进一步深造，这批人中除了任弼时之外，还有刘少奇、萧劲光，当时的任弼时只有17岁。

当时的苏俄局势动荡，粮食短缺，任弼时等人每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但他们依然凭借坚强的意志去追求心中的理想社会。在苏俄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年纪轻轻便有了成熟的历史观。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就察觉到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于是亲自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当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并未理会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的来信，直到1927年4月，无数优秀党员们用鲜血证明了把握武装力量对于革命事业有多么重要。

1928年9月，为了恢复安徽党组织的建设，中央派任弼时前往安徽组织工作。当时的安徽形势极其恶劣，国民党的监视密不透风，到处都是便衣特务。

任弼时刚到安徽就召集省委干部在一个叫香油寺的地方召开了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任弼时纠正了安徽省委之前的盲动主义路线。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任弼时于次日在游览小乔墓时被特务逮捕。

在审讯的过程中，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张商店的店员，名叫胡少甫，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共产党员。

特务们的问题各个隐藏陷阱，稍有不慎便会暴露身份。任弼时展现出了一名老地下党员的沉稳，面对特务们的“夺命题”，回答的天衣无缝。

但是，特务们依然坚信自己钓到了一条“大鱼”，见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们便对任弼时刑讯逼供。老虎凳、辣椒水、鞭刑、电刑，特务们几乎把所有手段都试了一遍，任弼时遍体鳞伤，但依然守口如瓶：“我是纸张商店的小工，这次是来要账的，顺便游览小乔墓。”

无奈之下，特务们只能把任弼时押送到了安庆，当做“嫌疑”人士关押。

在狱中，任弼时与看管斗智斗勇，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他绞尽脑汁。好在党中央最终收到了他的消息，于是派地下党员陈琮英假扮长沙伟伦纸张商店的老板，成功将任弼时保释。

然而，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参加秘密会议期间再次深陷囹圄。由于会场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所以这次逮捕他的是英国巡捕。

英国巡捕破门而入之前，任弼时以最快的速度将身上的机密文件撕碎吞进了肚中，英国巡捕对其进行搜身时，只发现了一张车票。

任弼时对英国巡捕说：“我是来上海找工作的无业青年，刚才是因为走错了房间。”但是，英国巡捕并不相信他说的话，在刑讯室里对他实施了电刑。

在强大的电流下，任弼时几度昏迷，后背被电烙铁灼烧出了两道深深的印记，刑讯室飘荡着皮肤烧焦的气味。直到他1950年病逝，这两道印记依然存在。

皮肉之苦并没有让他丧失理智，由于未能拿到有价值的口供，英国巡捕只能暂时将其关押起来，只待完成交接手续，将其引渡给国民党审讯。

任弼时再次被捕的消息传到中央后，引起了极大重视，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他亲自指挥了对任弼时的营救行动。

周恩来先是花费了大量金钱买通了警长，使其终止了引渡流程。然后又聘请了上海比较有名望的律师为其辩护。由于证据不足，任弼时被关押了四十天后被释放。

虽说任弼时在这两次被捕的过程中均转危为安，但反动派的酷刑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伤。考虑到身体原因，任弼时恢复自由后回到了苏区，之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

叶剑英曾评价任弼时：“他就像是一头坚韧的骆驼，身上承载着沉重的革命担子，在艰苦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行。”

1931年，任弼时回到苏区后不久便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之后，他便成为了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前四次反“围剿”过程中，任弼时镇守后方，辅佐毛主席接连取得战争的胜利。

长征时期，任弼时不幸感染疟疾，面对疾病带来的痛苦，他毫不懈怠，依然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之中。

懋功会议之后，张国焘试图搞分裂，在此危机时刻，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坚定的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促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全面抗战之后，我党与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始终对我党心存戒备，原本提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被地方军阀层层盘剥，导致我军在敌后战场举步维艰。

1938年，任弼时被派往了莫斯科，准备与共产国际商谈有关物质援助的事宜。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监视，任弼时先后乘坐火车、汽车、飞机，辗转多地，历尽艰辛后终于来到了莫斯科。

在苏联工作期间，任弼时处理了王明遗留下的一些问题，解救了大量被关押的干部。任弼时在面对共产国际干部时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积极的宣传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消除了误解，从而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为了抗战大业，任弼时废寝忘食，一些干部表示：“无论凌晨几点，任弼时的屋内总是亮着灯。”高强度的工作时刻在透支着他的身体。

从苏联回国后，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党中央的一切琐碎事物。延安时期，任弼时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小时。

在一次会议期间，任弼时在起立发言时，突然感觉血压升高，心率紊乱，然后头部重重的磕在了桌子上。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周恩来一脸严肃的对他说：“这段时间你必须卧床休息，什么时候血压恢复正常，什么时候再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任弼时则毫不在意：“我了解自己的情况，没什么大问题，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还有会议报告要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致力于研究农村现状，经常与警卫员一同到陕北的农村进行视察，针对农村的情况，任弼时与其他中央领导制定了相应的土改政策，间接的支援了正面战场。

从1945年到1949年，任弼时多次在工作的过程中晕倒，幸亏医护人员全力救治，这才一次次脱离生命危险。

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弼时的病情加重，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主动找到了任弼时亲自下达了“命令”：“你必须在家里好好休养，开国大典你不许参加。”因此任弼时才错过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组织批准他前往苏联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治疗。1950年10月1日，任弼时弥补了去年的遗憾，带病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

10月中旬，政治局就是否出兵朝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任弼时不顾众人的劝说，坚持参加每一场会议。

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奔赴朝鲜战场，仅仅一周之后，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10月26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均来到了任弼时家中探望，由于朱德身为总司令，朝鲜战争期间公务繁忙，所以未能到场。

“弼时，我们来看你了，你一定要挺住！”毛主席焦急万分。

此时的任弼时已经不能再说话了，他的目光死死的盯着天花板，脑海中不断的回忆自己短暂且伟大的一生。

次日中午，尽管医护人员奋力抢救，依然没能挽留任弼时，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去世的中央领导人。

任弼时一生有且仅有一位妻子，正是前文提到的陈琮英，两人自幼相识，可谓是青梅竹马。

陈琮英共为任弼时生育九个孩子，其中有五人在战争年代失散或夭折，只剩下了三女一子陪伴他到全国解放之后。

长女任远志最初在国家轻工业部工作，曾遭受不公待遇，后来在军事博物馆工作。任远志共育有一儿一女，目前均在军队服役。

二女儿任远征曾就读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科研水平突出，1963年任远征进入了某国家重要研究所工作，退休后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三女儿任远芳出生于1938年，当时任弼时正在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公务繁忙，任弼时与陈琮英将任远芳寄养在了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

1949年，任弼时前往了苏联治病，父女二人才得以见面。据任远芳回忆：“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任弼时去世后，任远芳返回了中国，之后一直在中机公司工作。

小儿子任远远1940年出生于延安，算是与任弼时相处时间最长的子女。任远远曾在总参谋部从事情报工作，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可惜的是，与自己的父亲一样，任远远同样英年早逝，1995年便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任弼时一生有“三怕”：怕工作少；怕麻烦别人；怕用钱多。虽说他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以身作则，所树立的朴素家风被传承了下去。

任弼时经常教育子女：“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四位子女均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他们拒绝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生活，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平凡的伟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任弼时用短暂的人生书写了壮丽的诗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任弼时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骆驼精神”，这是他给晚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如同日月之光，将会照亮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