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战役，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组织的重要战役之一。1939年9月到1942年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与侵华日寇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长沙战役，也叫长沙保卫战。
在这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特别是第三次战役，沉重挫败日寇主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使日寇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灭。
1939年，继南昌绥靖战役后，日寇经过休整，出动10万余人的兵力，实施以湘北地区为主、赣北地区为辅的攻势作战。其目的在于打击粤汉沿线中国第九战区主力，进一步挫伤中国的抗战意志，确保日寇对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湖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兵源和工业资源供给地，也是拱卫川黔桂粤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同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会长沙。
早在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继续攻陷岳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判断日寇将立即南下进攻长沙。由于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方针，千年古城长沙发生了焚毁殆尽的悲剧。11月13日凌晨开始，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连烧数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大火之后，日寇并未立即进攻长沙，但美丽的古城却成了一片瓦砾。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守卫湘北、赣北的方针，要求第九战区在日寇进攻时，不宜在第一线死拼，而应逐步抵抗，待日寇深入至长沙一带后，再大举反攻。按照这一方针，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组织所部进行了几个月的作战准备，并调集了32个师约24万人的兵力参加此次战役。薛岳对当时的战局十分清楚，认为第九战区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他收集各方情报，发现日寇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判断敌将以主力由湘北直驱长沙，余部在鄂南、赣北实行侧翼作战。
担负此次进攻长沙任务的日寇主力部队，是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寇第11军。这个军是日寇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拥有7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兵力达15万人。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第11军几乎参与了所有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寇第11军早就制定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作战目的是击败第九战区粤汉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主力，进一步挫伤中国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日寇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从1939年8月下旬开始，日寇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从湘北岳阳沿铁路线南至长沙，要经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这几条东西流向的河流为中国军队的防守提供了天然屏障。中国守军可以依托每条河的沿岸节节抵抗，消耗日寇，然后主力转入两翼，等到日寇抵进长沙外围后，再伺机与日寇决战。
9月14日夜，为策应湘北方面的主攻，日寇第106师团在赣北地区向西发起牵制性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被迫于10月15日分部退回武宁静安，据守不出。9月18日，日寇主力第六、第十三师团在湘北发起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师胡春华营自战斗开始即死守阵地，在日寇炮火轰击下，全营除7名重伤员先期撤出阵地外，自营长以下全体阵亡。9月20日晨，日寇轮番攻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战至9月22日晚，中国守军胡春华营全营官兵以身殉国，当晚新墙河北岸阵地被日寇突破。从18日至22日这五天的前哨战，起到了迟滞、消耗和挫伤日寇的作用。
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赣北、鄂南方面，中国军队与日寇接触后便且战且退，基本达到了薛岳战前制定的战略设想。9月23日，日寇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为尽快打开局面，23日日寇又经洞庭湖在鹿角和营田登陆，迫使中国军队主力撤出新墙河第一道防线，退守汨罗江第二道防线。9月24日和25日，日寇渡过汨罗江，占领汨罗江车站和新市。中国军队为贯彻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再进行决战的既定方针，除留部分兵力与日寇侧翼周旋、待机反攻之外，主力边战边退至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三道防线。
9月28日和29日，日寇进至长沙西面的永安附近，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寇也进展到长沙北面的桥头驿。然而随着战线的延长和兵力的分散，日寇已无力保持进攻势头，中国军队开始逐步掌握主动，连续取得金井伏击战、永安包围战的胜利。为摆脱处处受到攻击的困境，日寇于9月29日下令各部回撤。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当即转入追击，并于10月9日进至新墙河一线，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中国军队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寇2万余人。
此次长沙会战，日寇利用炮火支援、海空支援以及部队战斗力较强的条件，集中主力在点上造成优势，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并由洞庭湖实施侧翼登陆，但一进入纵深战斗，日寇便暴露出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侧翼作战，作战目的自然无法实现。
第一次长沙战役后，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继续与日寇第11军形成宽正面对峙。原日寇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调离前线，由阿南惟几接替第11军司令官。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1941年9月，日寇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团、4个支队、两个飞行团、一海军一部，共11.5万人，向长沙地区发动进攻，第二次长沙战役爆发。
中国军队方面早已严阵以待，第九战区在薛岳指挥下，认真检讨第一次长沙会战过程，制定了后续反击作战计划。此外，为了阻击日寇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当面之日寇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寇兵力调动。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一个挺进军，共37.8万余人，利用有利地形与预设阵地，逐次抗击。
1941年9月7日，日寇第6师团一部为掩护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攻击中国守军粤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次日占领该地。9月18日拂晓，日寇炮火开始轰击新墙河中国守军阵地，日寇主力分多路强渡新墙河，与中国守军粤军第四军、川军第2师、滇军第58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洞庭湖方面的日寇海军陆战队和平野支队在湘江口西侧青山登陆，中国守军中央军第99军第197师的一个营奋勇抵抗，血战两天，全部壮烈牺牲。之后日寇继续向芦林潭等地进攻，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9月19日，日寇特种情报机关破译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9月18日发出的军令电报，得知薛岳命令中国军队针对日寇南进，令驻守在汨罗阵地上的4个师，驻汨罗南岸阵地，以主力从东侧进攻日寇。根据这份情报，日寇对实施侧击的中央军第26军从东面进行了包围，结果导致第26军伤亡惨重，失去了战斗力。中国军队湘军第37军和中央军第10军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寇一一击破，向南溃退。
此时中国军队中央军主力第74军在军长王耀武率领下从江西赶来增援，第9战区立即命令中央军主力第74军前往捞刀河，重点防守沙市街。这一重要情报又被日寇特种情报机关于9月22日获悉，日寇随即将原定在傍晚开始攻击的时间提前，命令9月22日11时开始攻击，接着改变了甲种师团第6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令其和乙种师团第40师团一起，向中国军队中央军主力第74军发起进攻。
9月26日，日寇甲种师团第3师团、第6师团与中国军队中央军主力第74军遭遇，双方激战。这时的第74军人困马乏，一面是长途跋涉，一面是不停地遭到日寇飞机的袭击，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因情报泄露，遭受到日寇两个师团的袭击，不得不向南败退。日寇袭击了第74军军部，军长王耀武在卫士的掩护下，趁着黑暗才侥幸逃脱。这样由于中国军队第74军的败退，日寇通往长沙的屏障已彻底扫清。
1941年9月26日，日寇一部由沙石街迂回长沙东南，另一部由春华山迂回长沙东南，主力则向长沙市内进逼。27日，日寇伞兵在长沙东北郊降落，前锋一队也窜入长沙市内，日寇第三师团的先头部队还一度突入了株洲。面对混乱战况，国民政府从各方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战斗，将日寇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三、第五、第六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日寇发动了攻势。
此时，长沙北围日寇与后方联络线已被切断，补给十分困难。10月1日傍晚，日寇被迫向北撤退。10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部队全线追击。10月5日，中国军队在汨罗江以南地区与日寇展开激战，迫使日寇北渡汨罗，向新墙河以北退却。10月8日，日寇军退守原阵地。
在此期间，日寇第34师团及独立混成14旅团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州、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中国第30、第19集团军的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寇2万余人。
为配合第二次长沙战役，9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侧应第九战区。9月28日，第六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致使日寇甲种师团第十三师团死伤惨重，陷入绝境，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写下遗书，后在日寇第三十九师团增援下才挽救了第十三师团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中国正面战场唯一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寇近7000人。
国民政府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有着清醒认识，在随后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薛岳因指挥失误问题，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中国军队在这次长沙会战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友军之间信任不够、缺乏联络协同，下级指挥官战术修养不够，不能适时捕捉战机，呆守阵地，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两次长沙战役，中日双方只能算打一个平手，各自摸清了实力底数，但薛岳并不甘心，阿南惟几继续寻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野心丝毫不减，真正分出胜负的一战很快就要到来。
长沙战役在抗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中日双方在相持阶段的军事策略、战斗能力以及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抗战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