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滁州之战中擒获南唐将领皇甫晖，取得胜利。欧阳修在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任滁州刺史时考察当地山川，但无法找到当年战争的痕迹或目击者。宋仁宗后来将此战视为宋朝建立的开端。皇甫晖的身份和清流关之战的真相成谜。
皇甫晖原是唐末魏博牙军成员，后被后唐庄宗选为亲军。在灭梁战争中，他表现英勇，显示了魏博牙军的战斗力和庄宗对他们的信任。然而随着庄宗政权的动荡和刘皇后专权，国内不安。牙军因长期驻守边疆而思家心切，加之魏博地区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民众的恐慌，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叛乱。在此背景下，庄宗急调武德使史彦琼回朝，却引发流言蜚语，最终促使皇甫晖发动叛乱。
《旧五代史》和《通鉴》均记载皇甫晖因赌博失败而叛乱，但这一说法存在疑点。若他仅是一名普通士兵，难以迅速控制将领杨仁晸。《新五代史》则称皇甫晖有预谋地策动叛乱。作为魏博的中下层军官，他利用赌博失败为由发动叛乱，迅速挟持了杨仁晸。叛乱后，皇甫晖成为主导者，杀害拒绝叛乱的杨仁晸和一名小校，并胁迫赵在礼加入叛乱。
皇甫晖发动的叛乱日益严重，庄宗因此命令元行钦前往邺都镇压。元行钦曾是刘守光的得力将领，后被明宗收养，并被庄宗改名为李绍琛。当元行钦抵达邺都南门时，他试图通过宣读诏书赦免参与叛乱的牙军，以安抚人心。但皇甫晖作为叛乱的领头人，明白自己不可能获得宽恕，于是煽动众人撕毁诏书，并将赵在礼彻底拉入叛军阵营。庄宗得知情况后，决定在平定叛乱后处决所有涉事人员，这正中皇甫晖的下怀。
庄宗在元行钦无法平定叛乱时，派曾任蕃汉马步总管的李嗣源去平乱。尽管庄宗对李嗣源有疑虑，但在925年还是责备他私调铠甲，并迫于形势寄望他能平魏州之乱。不料，李嗣源到后局势恶化，随军也叛乱，并与亲军激战。张破败欲逼李嗣源称帝以获拥立功，但乱军失控，真心拥立成疑。面对这种情况，李嗣源决定与赵在礼、皇甫晖合作。
城外叛军试图联合城内势力，但被皇甫晖通过处决张破败来向李嗣源示好。李嗣源入城后，虽与赵在礼的对话真实性不明，但似乎与皇甫晖和赵在礼达成了协议，使他们效忠于他，作为交换，他不追究军队叛乱。这看似双赢的临时结盟却因霍彦威受皇甫晖等人猜忌而出现裂痕，尽管霍彦威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李嗣源获得城内牙兵支持后取代庄宗，明宗即位立即处理军事问题并封赵在礼为节镇。皇甫晖在后唐时仅是刺史，其领导的魏州牙兵和家属在天成二年被屠，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947年契丹灭晋后，耶律德光占领汴京。赵在礼自杀，皇甫晖逃至南唐。李璟厚待皇甫晖，封其为歙州刺史，后升为奉化军节度使，并可能兼任神卫军都虞候。
949年，南唐神卫都虞候皇甫晖带兵万余赴淮北招募地方力量，虽招到部分镇将，但未能建立完整沿江防御。953年，他在东林寺题记中被列为奉化军节度使、江州营田观察处置使等多职，并获高阶检校太尉衔，这些是他在后唐和后晋无法取得的。
后周建立后，发动对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柴荣分兵进攻南唐的淮河中部和西部防御枢纽。南唐派军抵抗，其中皇甫晖率军镇守淮河中游，与寿州守将刘彦贞相互支持。但因刘彦贞能力不足被击败，寿州失陷。皇甫晖和姚凤退守清流关，以阻挡后周军东进金陵。后周在取得寿州胜利后继续追击至滁州，使清流关成为决战地点。
关于清流关之战，《通鉴》和《旧五代史》的记载较为可信，而宋代私家小说如《默记》、《国老谈苑》则增加了一些传奇细节。学者郑世刚对《默记》中有关滁州之战的记载进行了辨析。然而，《通鉴》的记载同样充满传奇色彩，更像宋太祖单挑皇甫晖的传记。邵晋涵在《旧五代史考异》中对南唐兵力进行考证，认为《国老谈苑》中所载十五万显然是夸张之词。顾吉辰结合后周征伐南唐的其他战役兵力记载对清流关之战的实际参战兵力进行了考证，认可《旧五代史》中一万五千人的记载。
皇甫晖的命运究竟如何？在《国老谈苑》中，记载着他被斩杀后滁州寺庙钟声齐鸣的场景，但这一描述直到南宋绍兴年间才由当地官员上报。然而，翻阅北宋时期的史料，并无此类记载。《挥麈录后录》也提到赵匡胤擒获了皇甫晖。综合考虑，较早的《通鉴》和《旧五代史》中关于赵匡胤擒获皇甫晖的记载更为可信，而《国老谈苑》的描述可能是后来多种史料融合的结果。
受命之端：清流关之战的记忆与书写
清流关之战后，南唐丧失西部防线，后周军沿淮河围攻其首都，战争主导权转至后周。南唐求和，提议割让六州并年贡百万以止战。此记录与《旧五代史》相符，源出《周世宗实录》，但未详述战事细节。《资治通鉴》虽夸大宋太祖作用，却未将战事与北宋受命相连，而欧阳修则在其作品中建立此联系。
欧阳修曾在滁州考察清流山，该地是太祖皇帝击败李景军并俘虏皇甫晖、姚凤的地点。他寻找历史遗迹，发现当地老人对此事无记忆。自唐末政治混乱后，中国分裂为多个敌对政权。直到宋朝统一全国，才实现和平。庆历丙戌六月日，欧阳修作为滁州的地方官员，记录了这段历史。
欧阳修，在1046年担任滁州刺史时，除了创作了著名的《醉翁亭记》，还写下了较少关注的《丰乐亭记》。这篇游记通过展示滁州的变迁，让当地居民明白他们为何能享受当前的安宁与丰收。文中提及，滁州历史上曾是动荡的战场，但如今战争记忆已随时间淡忘。欧阳修认为，这种遗忘是因为宋朝统一后带来的长期和平，使得过去战争的记忆变得陌生。他进一步指出，正是宋的天命和圣人的出现，才使四海归一，实现了和平。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提及的清流关之战，并未得到宋朝官方的广泛认同。1053年，滁州通判王靖提出在滁州建端命殿，获得官方批准。王靖不仅强调了太祖的贡献，也提到了其他两位皇帝的成就，并建议三地都应建立纪念庙宇。宋仁宗同意此提议，并亲自为三圣御容殿命名，显示出对此事的重视。
《默记》和《挥麈后录》都是仁宗朝后的文献，前者通过皇甫晖展现宋太祖的英勇，强调了宋朝的政治合法性；后者则视清流关之战为宋朝基石，夸大了战争细节。《默记》先描述皇甫晖的勇猛，再用其言语强调天命在宋朝。《挥麈后录》则直接宣称清流关之战是建国关键，甚至认为滁州是宋朝起源地。两书均记载宋太祖擒获皇甫晖，但清代一碑文提出了质疑。
白延遇的碑文由杨徽之撰写，何光瀚书写。碑文详述了白延遇的官职和荣誉，包括他作为匡国军节度使的贡献以及后周朝廷对他的表彰。
钱大昕的女婿瞿中溶购得《白延遇神道碑》拓片，并在阅读后撰写了跋文，收录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钱氏指出历史文献未详细记载白延遇的生平，他通过查阅《新五代史》得出此结论。他认为碑文由徽之奉命撰写，应属可靠，因徽之在周朝任官右拾遗，与宋史传记一致。《旧五代史·白延遇传》也支持碑文中的官职描述。
《白延遇传》和《匡国军节度使赠太尉白延遇碑》均记录了白延遇自后晋至后周的官职历程，且内容一致。碑文除了列出职位外，还详述了他的检校官变迁和爵位晋升，信息更全面。这增加了碑文拓片的真实性。碑文中关于皇甫晖被白延遇擒获的描述提供了清流关战役的新视角：可能是白延遇捕获了皇甫晖，但宋太祖将此功绩归于自己。《旧五代史·白延遇传》记载，显德三年，白延遇率部与韩令坤攻入扬州，大败敌军。这与《旧五代史》中关于清流关战役的描述相吻合，可能揭示了历史真相，或是研究者的过度解读，因史料有限，无法完全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