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儒学肇始于儒学创始人孔子，复兴于宋代，强调“文为道用”，开“义理之学”先河

泰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代表，儒、释、道三教，都在起源阶段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泰山经历了兴起、繁盛、衰落的全过程。泰山儒教肇始于儒学创始人孔子，复兴于宋代，强调“文为道用”，开“义理之学”先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被后人尊为“圣人”。

古代《泰山志》记载：“泰山胜迹，孔子称首。”孔子在泰山的影响是深远的，后人把孔子与泰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出“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的深刻见解。

春秋初期，孔子登临泰山，抒怀畅志，开阔胸襟；考察封禅，学习礼仪；了解民情，观知时政。孔子开创了泰山儒学的先河，“登泰山而小天下”成为历代名儒、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沿袭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蔓延为流传久远的儒学风气，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

泰山上下有不少孔子游览遗迹，瞻鲁台、虎山等。瞻鲁台在岱顶南侧，是孔子登山眺望鲁国的地方。汉朝学者戴德编辑的儒家经典《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而慨叹“苛政猛于虎”，这可能就是虎山之名的由来。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言论汇编集《孟子·尽心上》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游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与言。泰山曾有“孔子小天下处”的刻石，以志纪念。

泰山上下建有孔子庙两处：一处在泰安城岱庙东南，始建于宋代；一处在岱顶天街东首、碧霞祠西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庙中除供奉孔子外，还供祀有孔子四大传人颜回、曾子、孟子、子思，是为“四配”，另还有“十二贤人”列祀。

这对儒学在泰山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题联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孔子登临处”牌坊在红门宫前，由明朝嘉靖年间山东都察御史朱安等人建。坊上镌联：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这是孔子晚年编定的《诗经》中对泰山的赞叹。泰山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学习礼乐，由此得窥封禅大典全貌；登泰山而小天下，以开阔的眼界胸襟审度自己德才学识修养。孔子在临终时，唱出了“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最后歌声，他把自己的生死与泰山联系在一起，足见泰山在孔子心目中不同寻常的地位。

汉代后期，泰山的儒学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特别是汉初济南儒学博士、孔子的后代弟子伏生在齐鲁之间传授《尚书》。西汉新泰高堂生传授文礼学。以及伏生女儿羲娥，对儒学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宋代，泰山是儒学的复兴地，出现了以石、孙二人为首的泰山学派，在奉符（今泰安）筹建泰山书院，授徒讲学。

起初，书院落在岱庙汉柏院内，名曰信道堂。孙复坐坛讲学，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僵化，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形成。提出尊王之议，以明上下之分，正君臣之序；高扬儒家之道统，抨击浮华之风。

他们的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二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后来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儒学文集《宋元学案》一书，称泰山学派中的诸人，率先提出了以“仁义礼乐”为先学的主张，称他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精湛阐发，开了宋代之先河。

北宋开国初期，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教育荒驰。加之魏晋以来，专以辞赋取士，造成浮华文辞、空疏无用的学风盛行。士子沉迷谈玄论道，师道之不存久矣。而石介推崇韩愈，重视师道，经常言道：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弊也。主张“文为道用”，鼓励学生“不惑传注”，对儒家经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使之前死板保守的治学风气为之一新。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石介、孙复先后被友人举荐，入国子监直讲，二人传播的泰山书院的学术、道德，对当时京城才子贵人产生深刻影响，宋初太学由此兴盛。

宋代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的先河。

石、孙二人离开泰山后，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书院逐渐停止授业，书院风气却得以代代流传。

明清儒学进入没落期，但是，明代育英书院、青岩书院，清代徐公书院、岱麓书院、怀德书院等等，无不打出泰山书院的旗号。

明末学者宋焘在泰山青岩居讲学，后来泰安人将其与孙复、石介、胡瑗以及清代康熙年间的泰山学者赵国麟一同祭祀，称为“泰山五贤”，现在泰山仍有“五贤祠”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