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所著的《埋忧集》中，记载了一则发生于嘉庆年间的奇闻。故事的主人公是朱先生，他中年丧偶，膝下仅有一女，年方二八。

一日，小姑娘就寝之际，竟见一书生闯入屋内，她惊恐万分，欲呼救却发不出声，身体亦无法动弹。自此，小姑娘昼夜癫狂，时而歌唱，时而大笑，甚至出现扒衣裸奔的行为，令人不忍直视。

朱先生心急如焚，四处寻求帮助，尝试了多种方法驱赶鬼魂，却均未见效。有人提议，东岳大帝治下的城隍庙治鬼最为灵验，于是朱先生写了状纸，前往东岳城隍庙焚烧。

朱先生返家后，女儿坐在床边，手指窗外说道：“阿爷，我刚看到那鬼被枷锁困住，哭着被押走了。”此后，他的女儿再未被鬼所扰。

这种告状的方式，是通过阴曹地府来伸张正义，祈求在阳世得到报应，彰显公道，故也被称为“告阴状”。

“告阴状”，又称为“放告”“烧王告”。通常是百姓在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时，向冥界神明求助的一种方法。

告阴状的仪式多与冥界诸神相关，尤以城隍爷、东岳大帝最为密切。因此，选择时日多以上诸神降应之日为宜。

“告阴状”分为具状及申状两个环节，皆有时日仪轨对应，不可疏忽。冥府接状后，会将原告、被告拘来，阴司论对，按判执行。八爷帽子上写着“你也来了”，生魂被拘至府中，虽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晚上会睡得昏沉，事后有些人会记得梦境。

府司接案后，恶人不仅会官司失败，还会被削禄夺纪，运气衰败是必然的。

在传统社会中，告阴状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地在民众面前放告，二是私下地放告。

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公开放告仪式颇为流行。以温州忠靖王庙会为例：

告状人身穿丧服，披头散发，手持神香黄纸状，高喊“冤枉”，求东岳爷伸冤。公差先将其赶走，告状人再次哭着上前，如此反复三次，第三次才准许他到案前，跪呈黄纸疏，哭诉冤情。公差接着将黄纸疏在香炉上焚化，说道：“圣王知道，听候定夺。”随后让告状人退下，“放告”至此结束。

第二种告阴状的方式，因无公开或表态的风险，故而远比第一种流行。例如，某些地方的信众若遭受冤屈而无处可诉，可请庙方代写牒文或诉状，向神明陈述事件原委，请求神明做主，解决或惩治恶人。

塚讼”有关，关于告阴状的来源，可能与古代和中古时期的“

塚讼”有关。古人认为，在死人告活人的情况下，会导致活人生病或死亡，祖先会加害他们，因此只好想尽办法对付祖先。这种恐惧感或许源于家族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纠纷。

唐朝时期，人们似乎普遍对塚讼感到恐惧，唐代的志怪中有不少相关例子。在宋代的笔记和元代的杂剧中，也有许多死人告活人的故事。

明清以来的《目连戏》和傀儡戏中，透露出人们对死人在阴间控诉活人有相当程度的恐惧。由此可知，自古以来，许多人担心会遭到死人的诉讼，因而通过各种宗教仪式来解决问题。此外，从宋代开始，也出现了活人告死人的案例。

从这些神判仪式可以看出，传统汉人社会中人与人、人与鬼之间的纠纷颇为严重，人们试图借助地狱的司法体系来解决问题，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各地城隍庙通常也悬挂着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悔者迟”等匾额。

当然，告阴状多流传于民间，可见人们对城隍或其地狱司法体系虽有恐惧，但也有一份信心和依赖。换句话说，至少有一部分人相信，即使无法通过官方司法体系获得满意结果，至少可以诉诸更为公正、讲究善恶皆有业报的地狱司法体系。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人若做了亏心事，即便他人不知，天地鬼神却都知晓。人心生一念，善恶天地鬼神皆知，因此，要时刻警醒自己，勿生恶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