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云之子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华夏民族农耕文明(华)与游牧文明(夏)斗争和融合的历史,此起彼伏,交替融合。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进步,农耕文明的生产力优势越来越明显,到秦一统时,形成以农耕为主流的中华灿烂文明。
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先秦文化源于夏商周三代2000年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特别是经历了春秋战国550年血与火的洗礼,尤为珍贵。先秦文化思想历经社会实践的检验,是富民强国的大道。本文通过阐述春秋战国时期重大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回顾春秋战国黄老之学的文化复兴之路,还原先秦文化的本来面目,并揭示其核心思想,给今人以启迪。
周礼,西周宗法制的治国思想
儒者,原出于司徒一职,协助王室与诸侯“掌管土地,教化民众”,尧舜时的司徒,主要是教化民众按天时耕种田地。周公摄政后,基于“家天下”的理念,实行分封宗法制,制礼乐,《左传》:“礼乐,德则也。”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实施教化,规定了等级性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如: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教化王公贵族按规定的礼和仪式去作,不能僭越“礼”所规定的范围。《周礼》又叫《周官》,是对王公贵族的行为规范,以控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节用。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管理官员的规范,“刑”则是约束民众的规范,堪称为最早的X理论和Y理论,是基于“善恶”二元论而产生的国家治理的行为规范体系,周公被儒家尊为“元圣”。孔子念念不忘的“复礼”则是要恢复周公的宗法制度。
西周(前1046~前771年),仅仅存续300年,从周武王灭商到“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亡于北方戎狄,周王朝开始衰落,西周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历史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西周覆灭后,诸侯们拥立被废的太子姬宜臼为王,称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始于公元前771年)。
西周亡国之痛,诸侯王公们和没落的贵族们,开始反思“世袭罔替”政治制度的弊端,为抵抗外敌侵入,变法图强,而有春秋五霸。同时诞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兵学、谋略学、农学、百工等文化科技思想。
今天一切的人文科学思想,都可以在先秦文化中找到其原典思想。国内理论界要重视先秦文化的研究,当下学术界诸多的二元争论和悖论,皆可以在先秦文化中找到解惑的密钥。
《管子》,春秋管仲齐变法实践的智慧结晶
管仲(公元前770~前645),佐齐桓公变法求强,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各国会盟,伐山戎救燕国,伐狄人救邢国,狄人灭卫国后,助卫复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堪称春秋第一位尊先王之道的变法者。
《管子》,是黄老学派的经典之作,是以管子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在齐变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原为86篇,今本存76篇。
《老子》,是华夏黄老之学的总纲,《老子》原本的“雌雄、日溽、白黑”论,应用于自然科技,为天文地理、农学、百工;应用于人文,衍生出“生死”(兵家)、“轻重”(经济)、“纵横”(外交)、“是非”刑名(法家),“胜败”(谋略)等,皆是《老子》“道名”之学“名异”的思想产物,西汉司马谈将其统称为阴阳学派。
春秋战国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
后儒文人念念不忘的《周礼》,相对于浩瀚的《黄老之学》,只是“善恶”论下的一个局部小应用。由于后人不知《老子》“道同名异”的哲学思想,将“道名”之学与“阴阳、法家、兵家、轻重”分割起来看,还以为《管子》是后人托名春秋管仲所著。没有尧舜、夏商上古文化的遗存,没有齐变法的深刻社会实践,是不可能诞生《管子》的。
管子的哲学思想,有最早的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思想,《管子》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是实干家,不是夸夸其口的空谈家。
管子的政治思想,《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对上层建筑意识领域的再定义,把一维的周“礼”扩展为“四维”,孔子则将“一维”的“礼”再细化为“礼义仁智信”。管子的“礼义”是倡导人的“善”,“廉耻”则是需要抑制人的“恶”,是典型的“白黑式”整体思考,而孔子的五维则全是片面的“善”,是有严重的局限性。战国后期的荀子讲“人性恶”,则遭到后儒的指责和唾弃,后儒文化思想片面的尚善,而忽视了人性的恶。
管子的经济思想,重视职业分工和社会协作。其《轻重》篇堪称经济学原典。荀子的《富国》继承了管仲的《轻重》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皆可从其中找到思想的起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只怕是荀子《富国》篇的读后感。读者可以回归《元贞之道》的前文《经济学原典,管子的轻重理论》。
管子的变法改革,以富民强国为目标,与时俱进,实施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堪称为春秋第一法家。
管仲,是落魄贵族小商人成功逆袭的典范,后人却以匹夫匹妇之“小仁”指责管子,而孔子盛赞其“大仁”,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今天的“匹夫匹妇”小人们依然很嚣张,披着“国学”大师的马甲,公开污蔑推动社会变革的法家,公然把秦变法者商鞅说成是最坏的人。国人当群起而诛之,这些匹夫匹妇不除,中华文化何来复兴?
《法经》,魏文王变法实践的智慧结晶
战国时期变法的主题,是变法者前仆后继,不断冲击周朝“世袭罔替”封建制度,为广大中下层士人、平民打开上升的通道和机会。魏文侯(~前396年)为变法图强,率先破除“世袭罔替”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政策,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为师,以李悝、狄人翟璜为相,广邀天下士子汇聚西河,而成西河学派。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了大批人才,有:李悝、公羊高、谷梁赤、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公羊、西门豹、禽滑厘等。各国士人皆向往西河,魏国成了士人们发挥个人才干的目的地,魏西河学派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
魏国作为三家分晋后的新兴国家,没有传统诸侯国沉重的历史包袱,魏文侯率先实行变法,以李悝为相,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李悝变法是魏国富国强兵的原动力,是战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对中国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上:首次废除封建的权贵世袭制度,根据能力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世袭的俸禄,广纳贤才。当时的魏国英才荟萃,成了华夏的文化中心,形成了著名的魏西河学派。
经济上:实行尽地力、平籴法。鼓励百姓垦荒,废除井田制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境内的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土地产量。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提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承袭了管子《轻重》的经济思想。
法律上:实行法治,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分为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堪称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刑法法典,不仅倡导人之“善”,同时需要抑制人之“恶”,弥补片面教化的局限性。
军事上:以公羊、吴起为将,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吴起以五万武卒败秦50万,魏武卒一度是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军队。吴起著有《吴子》兵法。
魏文侯作为战国的第一个变法者,在位的50年,魏国称雄于各路诸侯,为后来的秦商鞅变法提供了榜样。后人将锐意进取的变法者,多归于“法家”学派,如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先秦法家,是中国历史上以富民强国为主旨,不断创新变革旧制度,倡导以“新法”治理国家的重要学派。
“孔子说礼法,曾参取礼,子夏取法”。曾参之儒是重礼、重孝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类似办公厅主任。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魏国变法招募的人才中,大多数并非传统儒家弟子,而是诸子百家的士人,由于孔子弟子子夏是西河学派的掌门人,后人将这些学子统统归于子夏门生。
先秦法家亦称为刑名之学,主张“循名责实,明赏慎罚”。《韩非子》:“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根据名实决定是非,通过参考过去的案例和实际验证效果,判定一个人的言论。韩非著名的“矛盾论”:有个楚人卖盾与矛,赞誉他的盾:“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赞誉他的矛:“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有人回应说:“以子之矛,攻子之楯,何如?”,楚人无语不能回应。名与实是非相符,验证一下即可知晓。韩非的“矛盾”说,等同兵家的“守攻”,老子的“白黑”观,实为“名异”分化后的二元分散眢论,需要实际的验证效果以辩是非。
《韩非》的“参验之法”与《墨子》的“规矩之法”相比,显得单薄不够力。《韩非》关于王者驾御臣民的“权术”论,权力者很受用,而《墨子》以自然的“天志”为绝对标准,否定“王权”的绝对权威。《韩非》的“法家”,融合了儒家维护王权的思想,偏离了以自然意志的名实之法,实为正统法家的偏门,后人对“法家”的诸多垢言,皆源于韩非的偏门之“法”,《韩非》的部分思想实为文化毒草,不属于正统名实之法家,应该剔除出法家之列。
当代中国法律,受到先秦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建设影响极大,是尊从“自然意志”的名实之法,还是尊从人文“王权”、“人民”之法,是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考验。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属国郯国国君郯子朝鲁,鲁昭公与之宴,因问古代官制渊源。孔子得知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由于朝代的变迁,历代天子逐步遗失官学,而学问却在四夷的边远小国还有保存。郯子治理郯国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古代典章制度得以继续保持下来。郯国国君郯子的治国纲领似乎是黄老之学。
楚国先祖鬻熊,周文王、武王、成王之师
《文心雕龙》记载:至鬻熊知道,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弱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鬻子》之道与《老子》之道是一致的,鬻子与李耳谁在先?文献记载: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则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
鬻熊寿120岁,在九十岁高龄成为文王之火师。鬻熊不仅是楚国的始祖,还是楚文化的鼻祖,是中国有文献记载以来,古代最早的哲学家,堪称先秦“黄老之学”第一人。老聃、老莱子、田完、环渊等,都是楚人。《史记·荀子》记载:“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曾任稷下学宫三任祭酒(校长)的荀子,强调稷下学士多以黄老之学为主。田齐稷下学宫,其实为上古黄老之学复兴之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以及《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黄帝四经》,与《老子》合在一起,代表黄老之学的主要经典。《黄老帛书》为楚文字,楚文字承袭殷商甲骨文,与秦、齐文字差别较大。黄老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黄帝、伊尹、辛甲、吕尚、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黄老道家的源头。
《元贞之道》一直以为,“黄老之学”是自黄帝以来的华夏诸老之学,“老子”是对华夏诸老的尊称或总称。西周以周礼为宗法,儒者推行教化,致使黄老之学逐步淡出官学文化主流。春秋的管仲变法,和齐稷下学宫,堪称为“黄老之学”的文化复兴运动。
稷下学宫,诸子百家的齐放地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是最早的社科院、政府智库,诞生了中国学术史上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大量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和传播,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公元前356),是“一鸣惊人”的田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容纳了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达千人,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子、田巴、儿说、鲁连子、驺子、荀子等。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稷下学宫,是继魏西河学派后的又一个学术文化中心。齐国衰落后,秦国崛起,原来的学子汇聚秦国,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共同完成了《吕氏春秋》。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仿稷下学宫建立70博士的秦学术中心,对于中华先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田齐,出于陈国后裔陈完,妫姓,陈氏,后改田氏。其先帝舜之苗裔陈胡公封于陈,遂以国为氏。公子完避祸奔齐,齐桓公以之为工正。陈完与李耳都出自楚地陈国,擅长百工制作技艺(手工业和科技),担任齐国百工的负责人。
学界认为田齐创建稷下学宫,是田氏代姜氏的新政权,为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学界这种“小人之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田氏正式取得了齐侯的合法地位。民心和周王室的册封,是田齐的合法性。
黄老之学,首先是田齐政权所认可的学说,甚至可能是陈完的家学,然后汇聚天下黄老学者于齐稷下学宫,人们将这些学者统称“稷下先生”,田齐齐国推行黄老得到强盛。黄老之学的代表著作,除长沙出土的《黄老帛书》之外,还有《管子》、《吕氏春秋》,曾被认为是伪书的《尹文子》、《鹖冠子》等,皆属于黄老之学的著作。
《元贞之道》前文谈过,诸子百家的“生死之兵家、轻重之经济学、名实之法家、胜败之谋略、纵横之外交”,都是黄老“道名之学”“民异”分化的产物。儒学也是“善恶”二元论的思想产物。
《管子》,八十六篇,是管仲应用黄老之道,实行齐变法实践的思想产物,稷下学士参与了《管子》一书的修撰。当代学界认为:《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当代学界对《管子》有这个“道名”认知,非常不易,值得点赞。
结束语
《老子》“道同名异”是黄老之学的核心思想,诸子百家皆是“名异”分化后的思想产物,如:阴阳(天文、农家)、规矩(百工科技)、生死(兵家)、轻重(经济学)、纵横(外交辩论)、善恶(儒家),《老子》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纲,这是《老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和至高的文化地位。
齐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黄老之学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汉后独尊儒术,中华文化又一步步陷入到小胡同里了,过去2000年一直在小胡同里昏睡,直到清代落后挨打,被彻底打醒了。今天互联网下的“稷下学宫”亦在兴起,这是中华黄老之学再次复兴之机,《老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和至高的文化地位,必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