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起于修河之畔。

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全媒体记者沈冠楠/文

△江西省委网信办供图

公元1059年，随着年轻的黄庭坚走出江西修水双井村、踏上淮南游学之路，一颗新星在北宋文坛冉冉升起——“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字字珠玑、流芳千古之外，我国文学史上首个以“江西”命名的诗文派别也逐渐成形，开启其影响中国诗坛900余年的辉煌历史。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就曾褒扬江西诗派：“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

△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 舒言诚摄

凡提宋朝，很多人会说“唐诗宋词”，事实上，在文学史中宋诗与唐诗是“双峰并峙”，各领风骚。而江西诗派自黄庭坚开创以来，更是成为宋诗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流派，其影响力在宋代后也不绝如缕，余波一直延续到近代。缘何江西诗派能回响近千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在江西诗派中探寻文脉、传承发扬江西诗派的精神和底蕴？近日，记者采访了江西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夏汉宁，探秘江西诗派。

△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 舒言诚摄

一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江南西路洪州府(今南昌)。

22岁的黄庭坚在乡举中夺魁，一句“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让主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

次年，他在科举考试中考上进士，正式步入北宋政坛。

黄庭坚所参加的科举考试是宋代入仕的主要途径。“北宋时期，政府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在这一背景下，科举逐渐制度化、常态化。”夏汉宁说，这导致学子们要想通过科举，就必须于学问一途潜心钻研，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阅读更为方便，文坛出现了“诗人学者化”的趋势。“比之唐代，宋代的诗人、文学家更有学问功底。”

迥然于唐的诗风随之面世。

夏汉宁提到，其实在黄庭坚之前，宋诗就已持续演变。“最早是‘西昆体’，代表人物是宋初一些馆阁诗人，主要写宫廷生活，注重韵律，内容也比较空泛。”

到了宋仁宗时期，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这时期，宋诗一改“西昆体"诗之贫乏空虚，转为反映现实、书写感情、倡导诗歌散文化，宋诗开始出现鲜明的自我特色。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门才俊云集，黄庭坚也在其中，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称作“苏门六君子”。

可以说，在大咖云集的北宋文坛，“黄庭坚要有所突出，就必须‘另辟蹊径’。”夏汉宁说。

二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黄庭坚41岁，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州临邑)。

一个春雨绵绵、孤灯渺渺的春夜，他想起儿时好友黄几复，久久无眠。带着满腔思念惆怅，黄庭坚挥笔写下千古名篇《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黄庭坚是个很懂诗、也很会写诗的人。”夏汉宁指出，在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高峰林立的北宋诗坛，黄庭坚从诗歌规范、学问功底等方面“另辟蹊径”，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即在诗歌创作中提倡化用经史、诗赋词语成句。

这一观点在《寄黄几复》中得到完美诠释。全诗用典虽多却一气贯通、酣畅淋漓，恰似踏雪无痕，鲜明地体现了黄庭坚的艺术风格。以首句为例，“北海”“南海”化用《左传·僖公四年》中章句：“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寄雁传书”则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

难能可贵的是，黄庭坚不拘泥于生搬硬套典故，更是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理论，即推陈出新，借古人之言写己之新意。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句被民国诗人陈衍评价为“化臭腐为神奇”，恰是印证了黄庭坚的“点铁成金”之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皆化自前人诗句，经诗人巧妙糅合，一种清新隽永的意境迎面而来。

事实证明，黄庭坚的理念和实践契合了当时诗人的需求，也为宋人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思路。夏汉宁认为，尽管“诗人学者化”是自宋初以来诗歌创作发展的趋势，但明确提出，是从黄庭坚开始。而且，“不像现代人依靠注释，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对诗人们而言，以学问写诗，引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自然也容易读懂黄庭坚的诗歌。”

三

作为文化精英，黄庭坚的“明星效应”也日益增强。

《宋史》记载，其在蜀地时，“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

以文会友中，黄庭坚受到众多“粉丝”的拥戴和追随，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主张也成为诗坛风尚，陈师道、徐俯、洪朋、洪炎、李彭等许多诗人纷纷效法黄庭坚写诗，在诗人们的结社唱和，切磋诗艺中，江西诗派逐渐成形。

据夏汉宁介绍，“江西诗派”之名最早出现在公元1111年前后(黄庭坚逝世6年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举陈师道、潘大临、谢逸等25人，首次称作“江西诗派”。

其所列二十五人中，江西人有十一人，活动地域主要在洪州(南昌)、临川、庐山等，一些游宦江西的诗人也参与到本土诗人的唱和之中。

吕本中、曾几、陈与义、曾纮、曾思等诗人，此后也陆续补入江西诗派。

宋末元初，方回在《瀛奎律髓》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说——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自此，江西诗派基本定型。

四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写道：“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江西诗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何以共列一派？归根究底在于，他们共同的文化追求，以及一脉相承的著诗理念。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他们学习诗歌创作，从杜甫入手。”夏汉宁称。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宋代，杜甫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日渐上升，其诗沉郁的风格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与有宋一朝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引得众多诗人“以杜为师”。后世研究认为，江西诗派主要在艺术技巧方面学习杜甫，尤为推崇杜甫晚期诗歌“剥落繁华”的风格及拗体七律等。

在具体诗歌创作上，黄庭坚强调“文章最忌随人后”，重视句法，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风格瘦硬峭拔，也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其诗列为“山谷体”。

陈师道与黄庭坚同时代，作诗“讲苦吟，求奇拙”，提出“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严羽将其列为“后山体”。

曾知分宁县(今修水)的韩驹亦颇负盛名。周必大在《省斋文稿》中曾记载：“陵阳先生(韩驹)与徐东湖游，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乃曰‘我自学古人’，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耶？”韩驹学黄庭坚“字字有来历”，却也不乏“求变”的气魄。

靖康之后，江西诗派进入后期。战火纷飞的现实、家国离乱的伤痛、驱敌报国的赤诚，深深地印刻在诗歌章句中。三宗之一的陈与义，便是这时期江西诗派的代表。他“诗学山谷，尤其学杜甫”，渡江后诗风趋于沉郁顿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风格遒上，思力沉挚，能卓然自辟蹊径。”

回望文史，求变求新、以故为新，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也是其得以近千年回响不绝的生命力之所在。

五

“宋自汴京南渡，学诗多以黄鲁直为师。……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者，惟江西最盛。”(清·朱彝尊《裘司直诗集序》)

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影响深远，南宋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熏陶。其中，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中兴四大家”早年取法于江西诗派，领悟到江西诗派求变求新的精髓，得以跳出江西诗派樊篱而自成一家。

南宋之后，江西诗派仍余波不绝。“宋以后中国的诗歌创作，不是学唐，就是学宋。学宋就必须学江西诗派。”夏汉宁说，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诗歌成为了后代许多诗人学习的“入门教材”。

清咸丰时期，曾国藩提倡学黄山谷，一时间宋诗复兴，声势颇大。晚清民初，同光体诗派中的“赣派”远承江西诗派，领军人物是黄庭坚的老乡、修水人陈三立，主张“语必惊人，字忌习见”，被誉为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历史就是这么奇妙。从北宋到晚清，从山谷体到同光体，从黄庭坚到陈三立，修水汤汤,流淌千年，两个修水老乡遥相呼应，完成跨越时空的唱和。而在此之后的近代中国，江西诗派逐渐沉寂，鲜有人问津。

夏汉宁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前，学界对江西诗派的研究较少，1978年，由傅璇琮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部关于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

六

如今的九江修水县双井村，一座黄庭坚雕像巍然屹立。他手持书卷，目光炯炯，守护着这一方孕育了江西诗派的灵山秀水。

△江西省委网信办供图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引用黄庭坚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等经典，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创新，始终是江西诗派延绵千年的精髓。夏汉宁对此深有感触：江西诗派于大家林立间，另辟蹊径，开创诗歌创作新天地，体现出“不甘居人后”的精神，又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这一创新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事实上，江西诗派从未离开。千年来，她的诗意早已融入赣地文化，成为我们探寻文脉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久前，2023年江西省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会系列活动之一、江西诗派高端学术论坛在九江举行。200余名省内外专家学者、高校师生、文史爱好者、诗歌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话江西诗派的底蕴与创新。光影斑驳中，我们恍惚看到，近千年前，也是这么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相聚在共同的文学追求下，激荡出影响中国诗坛近千年的江西诗派。千年后的今天，在江西省大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东风下，江西诗派蕴化时代生机，也必然萌发新的机遇。

△大江网/大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钟良摄

江右风再起。新时代的江西诗派，期待着再一次创新和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