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先别点火，这东西给我留着！”正当战士们清缴完毕战利品后，正准备一把火将日伪军据点烧光时，却被指挥长拦了下来。
一群士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瞧着角落处的破烂，不明白指挥长为何要将这些笨重，毫无用处的东西保留下来，还费劲搬回驻地。
却不想，正是这些破烂，解决掉我军一重大问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些破烂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的“哥萨克骑兵”曾玉良出生于河南固始县的一户贫民家庭，年少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开始追随我党的步伐，后加入工农红军的西路军，西渡黄河一带领兵作战，取得不少功绩。
1937年，因西路军与敌军兵力悬殊，孤军奋战，导致整个部队几乎惨遭覆灭，曾玉良随着西路军残余部队，突围到新疆，与新疆驻守部队完成汇合。
在新疆西路军部队内，曾玉良得到赏识，翌年，他被上级派遣前往盛世才驻喀什的骑兵团进行深造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为日后训练成功我军第一批骑兵团奠定坚持基础。
1940年曾玉良跟随部队前往延安，与红军主力汇合，随即他被任命为冀南军区129师骑兵团的副团长，后升任团长，开始塑造中国式的“哥萨克骑兵”，谱写辉煌传奇。
在整个抗日战场，乃至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在双方交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行军速度快，因此追击、包抄、穿插等任务都被骑兵团优先包揽。
但是最初的骑兵团并不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骑在马上交战，而是一旦投入战场，要立刻下马作战，马匹只能放在能够掩蔽的地方，等待交战结束再骑行离开，虽然交战前，马匹提供的速度成为交战优势，但是作战时，马匹就成为累赘，寻找马桩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要求后方基地必须十分稳固。
带领骑兵团作战几回合的曾玉良，发现骑兵的弊端，虽然日军也采取此种形势，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曾玉良决定用自己学习的训马知识，改造一下骑兵团，使129师成为能够边打边走的轻骑兵。
不过要想成为训练有素的轻骑兵，首先就要解决掉原有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此前骑兵的训练有些乱章法，没有严格的规定与口号，导致行进骑兵团行军打仗过程中，时常出现马匹乱撞踩踏事件。
曾玉良针对此类问题，迅速制定了一幅骑兵团训练章法，将骑兵团静止列队、行军以及行军作战等各类情况下，战马应保持多远间距做了详细说明，在训练过程中更是拿着木尺，精准到厘米，精细地要求骑兵们驾马的间距。
驾马的口号上更是五花八门，骑兵按着自己习惯的口音，驾驭战马，单枪匹马作战时确实不会影响，一旦需要集体作战，听从统一号令时，便展现出不少劣势。曾有次偶遇赶毛驴的老大爷，一声“驾”本来想驱赶自己的毛驴，谁料整个骑兵团的马都跟着疯跑出来，出尽洋相。
于是，曾玉良开始带领大家进行口令训练，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让战马都服从统一号令，再也不会闹出洋相。此时，129师的苏式训练初见成效，已形成不小规模。
由于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强，无法携带重型武器，也就导致它的防御能力较为薄弱，更容易受到敌军重火力的克制，因此，曾玉良在骑兵团初具规模后，开始训练轻骑战术，分散进攻，进攻完毕立刻撤退，保证骑兵团避开敌军火力猛攻。
在日后的战场上，曾玉良训练的轻骑兵果然打出十分耀眼的战绩，气得敌军在指挥部内打转，在骑兵团的配合下，我军还曾缴获了一把意大利制造的高射机枪，曾玉良连夜改造，将其制造成为“机枪车”，在战场上火力十足。
反“囚笼作战”1939年12月，阎锡山叛变革命，调令全体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与八路军，破坏抗战联盟，彼时，我军正在腹背受敌，与日军不断勾结的军阀石友三，也开始将屠刀挥向我军。
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我军决定先逐个攻破，力求稳住石友三，对其进行争取教育，一再忍让，谁料石友三以为我军软弱，变本加厉，派遣重兵，直击我军根据地，恰逢此时，我军刚刚结束平定阎锡山叛变，稳定山西局势。
石友三可是个老滑头，根本不敢硬碰硬，一遇到我军主力部队就立刻逃窜，来来回回与我军玩起捉迷藏，上级见状，决定派遣曾玉良训练好的轻骑兵出阵。轻骑兵果然不负众望，历时四月，配合中央纵队完成对石友三主力的追击，直接将其全部歼灭，仅留小部分残余，跟随石友三逃回山东西南老家，不敢再犯。
然而我军面临局势仍旧艰难，多方势力对我军咄咄相逼，只能夹缝中求生存，为打出我军声威，博得生存境地，我军在1940年决定发动百团大战，一举震慑日寇及国民党等行人。
然而这一仗，却让日寇恼羞成怒，对我军开始围追堵截，誓死要将我军扼杀在摇篮里，1941年初，日军从华东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增援华北地区，对我军展开“囚笼政策”，企图用公路、铁路以及据点等，围困我军，断绝我军粮食与战备物资供应。
骑兵团配合主力军，四处出击，破坏交通路线，封锁防线，时常还承担袭击敌军据点的任务，然而此种打法对骑兵团消耗过大，曾玉良觉得如此下去，并不会展现骑兵团的优势，虽然能够打胜仗，但对于骑兵团的损耗过大，得不偿失。
曾玉良开始借用战马跑起腾飞的尘土，让部队的500匹战马拉开距离，单列前进，远远望去尘土飞扬，颇具声势，混淆敌军视听，误以为我军全部主力都在集中进攻，致使敌军窝在阵地内不敢露头。
又或者借助地形优势，命令骑兵团埋伏在据点附近，再由民兵将敌军引诱出来，骑兵团上去包抄，完成夹击。
几个回合下，日军对我军实行的“囚笼政策”被逐个击破，而我军骑兵团基本上没有伤亡。
“杂物”“这可不能烧了，这些杂物还有大用处呢！”正在清缴战利品的战士们，忙忙碌碌地将战备物资搬进搬出，墙角处堆放的一摊破铜烂铁十分笨重。
瞧着十分怪异的机械，战士拿起来检查一遍发现毫无用处，在结束清缴战利品后，准备一把火烧了日军据点的时候，王光照连忙喊住了正打算点火扔向据点的战士，向其解释这堆破铜烂铁可大有用处。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斗争形势日趋严峻，是我军抗击日寇最为艰难的时期。
深入敌后战场，搅乱敌军作战计划成为我军采取的主要模式，彼时由曾玉良一手培养训练的骑兵团，在多次反“囚笼”作战中接连取得胜利，为了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决定派遣骑兵团，深入敌后战场，边打边跑，让敌军面对伤亡干着急。
吴官屯位于山东济南到德州一带铁路沿线，是日军输送士兵及战备物资重要休整据点，驻守此地的部队，是由李洪儒带领的一中队日伪军。
李洪儒此人不仅是日伪军的头子，还是个生意人，在自己实际管理吴官屯的情况下，他在县城内还整了不少小产业，既挣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又拿着日军那边的薪水，两头都想要。
“下令开寨门，不然一枪毙了你。”从睡梦中惊醒的李洪儒还未看得清来者何人，就感觉到冰冷的枪口顶在自己后脑勺上，熟悉地声音从头顶传来。
原来此时“倒戈”之人竟是李洪儒一直亲密往来的好友，李洪儒虽然担任日伪军头头，但他连一点做作战谋略都没有，简直两眼一抹黑，机缘巧合之下，李洪儒结识了军事谋略十足的王光照，一来二去的两人相谈甚欢，李洪儒一有军事上的问题，就让王光照指点。
可惜李洪儒根本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修筑的防御工事，竟然被王光照悉数告知抗日军队，如同虚设，直到此时他才知道，王光照是抗日军队唐北县委统战部长，一直以来与他相交甚切，只不过是为了埋伏在他身侧，获取重要情报。
李洪儒被吓得丢了魂，连忙喊着开寨门。彼时骑兵团2连的士兵，早就在防御城墙的东北与西南角处悄悄搭了梯子，爬上城墙，埋伏在暗处，3连的兵力也守在据点正门口附近，等待着打开寨门后里应外合。
笨重的城门吱呀一声缓慢挪动开，王光照带领内部策反的战士，与骑兵团两路兵力汇合，三路齐攻，直接拿下吴官屯，迅速歼灭驻地的日伪军。
李洪儒的老巢可有不少好宝贝，虽然此人不善领兵作战，可生意头脑十分灵光，或许是谋略不足，总想着物理外挂准备充足些，给自己壮壮胆用，他的地盘里囤积着各种枪支弹药。
攻下吴官屯后，王光照带领一队军马，开始清数缴获战利品，而骑兵团发挥打完就转移地优势，借着胜利的东风，直接奔赴20公里外的固河据点，在王光照提供的情报下，接连胜利，成功拿下固河。
临撤退前，王光照手下的士兵想着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一时三刻日寇根本来不及赶到吴官屯，我军准备一把火将其吴官屯的指挥部烧光，震慑一下。
王光照突然阻拦点火，保护下的破铜烂铁竟然在我军战备处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原来那堆杂物是制作皮革的器材，李洪儒在县城内置办的小生意中，就曾用此生产马鞍与刀鞘，供日寇内部使用。
而我军骑兵团，因缺少器械与技术，不少士兵的马鞍都是捡战场上，日寇遗留下来的破烂马鞍凑合着用。王光照将这些器材，小心翼翼包裹起来带回驻地，后交到曾玉良手中，曾玉良看着这些器材，内心无限感慨，我军也终于可以自己生产马鞍了。
